綿延不盡的溝壑丘陵中，一座矗立著寶塔的山丘出現在視野裏。C-47座艙裏的飛行員勞勃·錢皮恩上尉知道，那是極好的目視導航參考地標。以此為參照，他沒費多少力氣，就找到了那座臨時修繕的簡易機場。
這一天，是1944年7月22日。他要降落的地方，是美軍人員一直期望卻不曾到達的所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延安革命根據地。他身後的機艙裏，是美軍觀察組首批9名成員，他們都急切地希望能夠弄清，共產黨是如何在這片並不富庶的黃土地上，把農民凝聚成有力的群體，不僅發展了經濟，還領導武裝力量進行堅決而富有成效的抗日戰爭。
延安機場沒有任何空中管制設施，按照事先約定的方法，由地面人員用旗語告知飛機跑道方位。飛機接地還算順利，機輪在跑道上輕微彈跳著開始減速。然而，似乎註定不會順利，左側機輪突然陷入了一處沒有夯實的地面！
飛機立即向左偏轉，隨著左翼的下沈，左側發動機飛旋的螺旋槳直接與地面來了個親密接觸。強大的阻力超出了螺旋槳轉軸的承受極限，整個螺旋槳立即飛出，徑直朝著機身飛了過去。
鋁蒙皮自然無法抵抗這種穿透力，頃刻被螺旋槳擊穿，穿孔位置距離錢皮斯的頭部近在咫尺！不過螺旋槳並沒有鉆進駕駛艙橫沖直撞，而是在碰撞阻力和氣動拉力的作用下脫落，深深地紮進了延安的泥土。
今天我們可以從留下的歷史照片上，清楚看到這架C-47艱難著陸後的場景。就是用這種並不平靜的方式，美軍觀察組首架運輸機落在了延安根據地的土地上。
照片呈現的另一個有趣細節，是這架飛機的綽號「honey」，中文意為「蜜糖」，美軍人員還特地把這兩個中文用白色刷在了機首部位。受損的「蜜糖」號自然無法繼續飛行，只能停在機場等待修理。在此期間，延安軍民紛紛動手清理地面，幫助「蜜糖」號脫困。
為了防止日軍空襲，八路軍戰士們還找來許多樹枝雜草，遮蓋在機身機翼上，做成不錯的防空偽裝。8月7日，美軍觀察組第二批人員飛抵延安。觀察組共有18人，其中有戴維斯、謝偉思、高林等。組長由戴維·包瑞德上校擔任。
美軍觀察組從1944年7月22日落地延安，到1947年3月11日離開延安，經歷了中國歷史上兩段十分重要的時期——抗日戰爭後期和解放戰爭初期。觀察組中一些有識之士，如謝偉思、戴維斯等，對共產黨根據地做了細致觀察和深入思考，他們撰寫的報告，成為當時延安的生動記錄。
美軍觀察組成員、美國駐華使館秘書、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1944年9月4日的報告中寫道：
「這裏似乎沒有蠢笨、軟弱或懶惰的人。這種朝氣不僅是身體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產主義，在我看來，尤其是在中國，主要是一種理性事業……有人會說，共產黨的有利之處在於他們有一個事業，他們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這樣一些有直接吸重力的口號，喚起底層民眾的共產主義……農民支援，參加共產黨的軍隊，同他們一道作戰，是因為他們確信，共產黨在為他們的利益而戰，共產黨使農民得到了一些明顯的好處，因而確立了這樣的信念。這種好處應當是改善農民的社會、政治和經濟狀況。不管這種改善究竟是什麽性質的，它應當是趨向民主的，為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服務。」
觀察組同樣以對比的口吻對國民黨政權做了評價。在1944年11月7日的報告中，觀察組成員戴維斯這樣寫道：
「委員長（蔣介石）靠那支士氣不振、無精打采的軍隊，那腐朽的官僚體制，那毫無用處的政治道德觀，以及他得到的外國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國推入內戰的深淵。然而，在日本人下決心進行了七年多的努力都沒有免遭失敗的地方，他是不會成功的。共產黨已經強大到對付不了的地步了……要是委員長既不發動內戰，又不同共產黨達成諒解，那他面臨的仍然是失敗。蔣介石的封建中國是不能同中國北部充滿生氣的現代人民政府長期共存的。」
戴維斯在報告中得出的結論是：「共產黨一定會在中國紮根。中國的命運不決定於蔣介石，而決定於他們。」
在延安，美軍觀察組零距離接觸了中國共產黨，看到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根據地偉力的根源，甚至看到了抗戰之後中國的未來。盡管他們的報告沒能改變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但是這並不影響他們的預見成為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