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宮女王鐘兒是幸運的，因為在其逝後1700年，一位有心人從一塊墓碑入手鉤沈索隱，將其個人的小歷史從北魏宮廷風雲變幻的浪潮中打撈出來，讓這個大歷史中的寂寂無名者浮出了歷史地表。
古往今來，較之王氏，「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弱者和邊緣人」者恒河沙數，就像二戰時期因「裏斯本丸」沈沒而長眠海底的八百多位英國戰俘——他們是大歷史中的無名者，是敗者中的弱者甚至失蹤者；長期以來無人知曉此船沈於何處、亡者屍骨何存（炮兵蒙泰格墓碑下便「沒有骨灰，沒有遺體，什麽也沒有」），那些生命似乎有始而不知所終（二等兵肯尼斯的墓碑上則寫著「可能被淹死了」）。
近期在全國上映的紀錄電影【裏斯本丸沈沒】嘗試揭露了這段82年前發生在中國東極島海域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電影上映兩周以來，票房已突破1900萬，收獲大量好評。
紀錄電影【裏斯本丸沈沒】官方海報。
「當一艘船沈入海底，當一個人成了謎，你不知道，他們為何離去，就像你不知道這竟是結局。」（韓寒【後會無期】裏的這句歌詞就指向該事件）。就像羅新一樣，【裏斯本丸沈沒】的導演方勵也認為，揭開這一歷史謎團責無旁貸，「不幹你就是歷史罪人」。
更改敘事的「比例尺」
說幹就幹，但方勵首先會遇到的，恐怕是任何歷史敘事者都難免會遭遇的「比例尺」問題。
在宏觀尺度的結構性思考抑或民眾認知的意義上，對於事件各方而言，一船之沈似乎都無足掛齒。這其中有戰爭觀以及戰後反思的認識論限度問題，也有當下國際關系局勢表達尺度問題。在多方力量、多重因素無心的「合謀」之下，「這件事就好像被藏在了地毯下，沒人提起也不為公眾所知」。第一位研究「裏斯本丸」沈沒事件的東尼·班納姆（著有【裏斯本丸沈沒】）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甚至「大部份英國人、中國香港人，都不知道裏斯本丸發生了什麽」，方勵的街頭隨訪也證實了人們對此事廣泛的無知和遺忘。
東尼·班納姆的【裏斯本丸沈沒】英文版書封。
在中觀尺度的戰史事件意義上，「裏斯本丸」的悲劇雖在極小的範圍內被有限地關註到，但往往作為二戰期間的諸多戰爭慘劇之一被學者、史家們籠統描述，1816名船上戰俘遂成為一個巨大的、沈默的單數，他們的死生似乎無足輕重，聞者寥寥。而所謂「反戰」和人道主義的基本倫理困境就在這裏——當一切復雜賽局關系被化約成若幹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單數遊戲，抑或某種抽象的政治結構問題，人們究竟是執子者還是棋子本身？究竟誰想為誰提供怎樣的歷史教訓？反戰、人道主義的立場首先是人的立場還是國的立場？學者唐洪森的研究就提醒我們，將戰俘們救援上岸後，「唯因彼此語言隔膜，互相不知底細，漁民們更不知道這些外國人來自哪裏，怎麽會弄成這樣狼狽不堪」。——它不但拷問著局中人的選擇，更逼視著後來者的敘事動機與立場。
而落實到微觀尺度的個人史意義上，他們在哪、他們是誰、究竟發生了什麽，絕非無關緊要之事。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方勵（左）與軍事顧問費恩祺（右）查閱「裏斯本丸」沈船事件資料。
說幹就幹，但船沈何處始終是個必須跨越的技術難題。好在導演不僅是個文藝男，同時也是個技術控。方勵在「一席」的演講中介紹說，根據日本軍方當年留下的「裏斯本丸」沈船座標，香港水下考古隊並未尋見該船蹤跡，而這位地球探測和海洋測繪專家則率領其團隊透過海底聲吶掃描成像，首次確定了它的真實位置：30°13′44.42″N，122°45′31.14″E，這是八百多位殞命海底者共有的生命終點座標。
殉難者不應是「無名烈士」，加害者不應逃過歷史審判，參與救援的東極島漁民更值得在這段歷史中擁有姓名。全力考索出他們的名諱、描繪出他們的音容、清理出他們的人事關系、講述出他們的故事不僅意味著對今人對歷史的責任，更是對每一個逝者、幸存者、救助者生命尊嚴及其奉獻的尊重。
在這部紀錄片中，導演全部的工作無外乎就是去尋找一個座標、解開一個謎，去證實那些沒有墓碑的愛情和生命，為他們譜一支安魂曲，讓「後會無期」變成「後會有期」。可以說，從東尼·班納姆到馬乃光（Nelson Mar）、從唐洪森和沈健再到方勵，從學術話題到大眾影片，二十多年來，幾位學者、藝術家孤獨而執拗地以其各自的努力進行著一場拯救歷史、對抗遺忘的接力，他們在與時間賽跑——本片導演意識到，僅有兩位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威廉·班尼菲爾德以及當年參與救援的漁民中唯一健在者林阿根都已是桑榆暮景之年，「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方勵（右）與營救盟軍戰俘漁民林阿根（中）。
沈默是一堵雙層的墻
影片開頭即已申明「本片完全基於歷史事實（EVERYTHING IN THIS FILM IS TRUE）」，紀錄片的形式也總會給人以客觀、真實的心理預期。但事實上，準確地說，這是制作者透過閱讀大量檔案資料、傾聽相關幸存者以及三百八十多位戰俘後人的回憶（甚至動用了媒體廣告、委托私家偵探等方式）而建立起的一種對歷史的理解與呈現，它是駁雜的、多聲部的。其背後，導演因其個人歷史邏輯、藝術效果預期抑或慮及如實客觀呈現可能引發的物議而對材料進行的隱顯與剪輯是必然的。在接受澎湃采訪時，方勵坦言：「現場有些問答的話我並沒有剪輯成片。」未被呈現的那些問答究竟是怎樣的？答案恐怕是急不來的。
一旦事涉歷史問題，後來者們總繞不過「歷史事實」與「歷史記憶」、「事實真實」與「情感真實」之間復雜纏繞，探求真相的旅途也難免要去揭開某些傷疤，說出那些當事者及其後人不願直面的創痛、尷尬和苦澀。於是，抗拒、逃避、閃躲和申辯都是不難想見的，這其中都隱含著棘手的學術/藝術倫理問題。
在方勵的影片中，戰爭親歷者及其子女一代在戰爭記憶傳承中所各自扮演的角色便是值得關註和深思的案例。丹尼斯·莫利在受訪時就表示，「我現在什麽都不想回憶，對我來說，那都過去了。雖然有些時候，我靜坐思考，戰友的臉會浮現在我眼前。我戰後回來時，家也沒了，什麽都沒了，我母親死了，我父親也去向不明，聯系不上。不管是我女兒還是曾孫女，他們都不知道我在戰爭中經歷了什麽。那事兒太遠了，在世界的另一邊。」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方勵（右）與「裏斯本丸」沈船事件幸存者丹尼斯·莫利（左）。
這種戰爭記憶代際傳遞的隔閡同樣出現在了加害一方。影片中，被魚雷擊中後拋棄了船只、置盟軍戰俘生死於不顧的「裏斯本丸」船長經田茂之子女在接受采訪時稱，他們「沒有聽說過裏斯本丸，（經田茂）他從來沒有提過船的名字，所以我們完全不知情，這是我們第一次聽說」。
日裔美國學者橋本明子在其著作【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中援引前人研究並指出：「這（沈默）恰恰證明了處理艱難經歷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距離和自我意識，然後這些經歷才可能被傳遞。」她還在引述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巴昂之「雙層沈默墻」理論的基礎上指出：「保持沈默需要兩個人才能完成——一個不說，一個不問。沈默需要子女的合作，他們也有參與這種沈默遺產。」
【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作者:（美）橋本明子，譯者: 李鵬程，理想國｜上海三聯書店 2021年12月。
橋本明子發現，「日本戰後一代並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新記憶資料’，而是大體上把從前一代那裏繼承的記憶當成了自己的家族歷史」，「他們沒有免於聽到父輩的戰爭是可恥的事件，但這些子女依然聲稱對父輩的罪惡並不十分了解」，「他們在談到父輩遭受的苦難時頗具防禦性」。「從那些聽著戰爭故事長大的成年人的證言中，我們可以發現一些重要的趨勢：（1）家族歷史中那些空白和模糊的地方，孩子通常會以父母的正面形象來填補；（2）他們通常傾向於把戰時的父母描述為無助的，因而大體上是無辜的；（3）戰爭經歷，如拋棄、背叛、恐懼、內疚和羞恥，對情緒的深遠影響仍然無法抹去。」這一見解有著普遍闡釋力和穿透力。
在影片中，不少戰俘後人都對沈船前後的父輩之善良有情、英勇無畏以及敵人的殘酷無情分別給予了正負兩面愛憎分明的想象和描述；向「裏斯本丸」發射了魚雷的美軍潛艇「鱸魚」號艇長勞勃·麥克格萊德的女兒，以及該艇機械師加菲爾德的兒子都對彼時戰場上父輩們的「激進」選擇做出了自己的「合理化」判斷。更值得註意的是，經田茂的子女在面對鏡頭朗讀了乃父當年的庭審自辯詞後，仍以「日本是一個很難表達與他人不同意見的國家」，以及戰時體制下無法反抗唯有妥協和服從等大而化之的說辭為父親的罪責開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圍繞戰爭記憶的個人家庭邏輯和政治邏輯之間、個人日常生活與民族國家大義之間的沖突是觀看此片時不可忽視的問題點。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盟軍戰俘後代與林阿根老人。
戰爭記憶、戰爭責任在戰後日本日漸風化的軌跡，或許並不是某種政治力量單方面規制、左右的結果，它首先悄然發生在一個家庭的內部，發生在親子之間，這些都是「遺忘」發生的基本社會土壤。影片中，皇家炮兵軍士長威廉·巴羅之女痛苦地傾訴：「我不得不在沒有父親的情況下長大，我不知道還能說什麽，我做不到。」炮兵蒙泰格的孫女告訴來訪者：「爺爺死時我父親才七歲，對父親來說，失去爺爺永遠是他心裏的一個窟窿。」這些證言從「事實真實」的層面上而言，或許並無實證意義上的可觀之處，但那是話語中流淌著不容忽視的「情感真實」，傳遞出了深刻的歷史教訓意味。他們對父輩的想象和講述將似乎被「1945年」隔斷的、日漸遠去的戰爭重新拉回到身為戰後世代的我們可知可感的生活層面，把故事從「他們」引入到「我們」，心同此心，動人心魄。不敢代言他人，但坦率說，影院中我的眼淚多半是為此而流，而非電影中有關沈船事件的那一幀一幀沒有鮮活生命感的靜態圖畫。
掩蓋還是救贖，處罰還是寬容，記憶還是忘卻，這些至今仍是戰時世代和戰後世代須共同直面的難題，也是高橋哲哉教授在【戰後責任論】中提出的深刻命題。
如何抗拒遺忘
作為一部誌在重現歷史真實的記錄電影，喚起觀眾的情感共鳴自是題中應有之義，但顯然，「抗拒遺忘」才是方勵這部紀錄片的旨歸所在。但事實上，與記憶和遺忘相關的一個維度在於，作為主要信源，事發後大眾媒體的報道有可能形塑出怎樣的歷史記憶與認識，這或許是本片中一個略有缺失的視角。
豪威爾中尉的女兒面對鏡頭朗讀的中尉證言顯示，「裏斯本丸」沈船23小時後，船艙內的戰俘漸漸意識到，「日軍將我們關在艙底不只是害怕我們逃跑，這已經成了一場蓄意的大屠殺，用來淹死我們這些不受歡迎的囚犯。」影片中，方勵到日本外務省對當時日英雙方的反應做了相應的檔案調查。結果顯示，1943年初英國外交部透過瑞士大使館向日本外務省發出抗議電報，指控道：「日本在魚雷擊中後的行為慘絕人寰，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在海軍和軍事傳統上的恥辱。」日方隨即回復稱這一指控純屬捏造和誹謗。
這是官方的應對，但事實上事發後不久，日本媒體便對發生在1942年10月2日這場非人道的戰俘大屠殺進行了報道。10月8日【朝日新聞】的報道強調了日本帝國海軍對英俘的救援以及後者對美國潛艇非人道攻擊的譴責；10月11日，也就是在東極島被再次抓捕的英軍俘虜乘船由門司登陸日本翌日，【讀賣新聞】以「悲憤於美軍的背信棄義，淚謝我們的武士道」為題，報道了一位「豪威爾海軍少佐」（尚不知與前文提到的「豪威爾」中尉是否為同一人）的感言：「美國潛艇對盟國人發動了非人道的襲擊，而日本卻對我們進行了有情有義的照料，唯有感謝。我們自己的國家英國在對待敵國俘虜時，能做給予我們在日本所受到的同等待遇嗎？念及於此，對日本的武士道深感敬佩。實話說，真沒想到淪為俘虜的我們能受到這般優待。」
1942年10月8日，日本【讀賣新聞】（當時名為【讀賣報知】）對「裏斯本丸」沈沒事件的報道。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可見，事發之後的幾天裏，朝日、讀賣兩大報為數不多的報道所重復的無外乎是官方口徑下同一種軍國主義論調——美國潛艇的攻擊非人道，日本海軍盡心竭力營救戰俘，英俘對日軍的優待感恩戴德；至於東極島漁民的救援善舉，則完全被視若不見、置若罔聞。
作為日本海軍屠殺戰俘的見證人，日本軍方控制下的媒體是不可能讓中國漁民的事跡見諸報端的，否則己方的屠殺惡行便難以遮掩。而蹊蹺的是，盡管戰後軍國主義政治權力土崩瓦解，但「裏斯本丸」慘劇在日本的言論空間中卻隱身遁形，檢索日本三大報【朝日新聞】【讀賣新聞】和【每日新聞】各自的資料庫就不難確證這一慘淡的事實，即便將搜尋範圍擴大到影視傳媒，情形也殆與此同。
檢索中國的「全國報刊索引」，目力所及，當時除了英國人在華創辦的面向西人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對此事略見論及之外，戰時與戰後的中文媒體對「裏斯本丸」沈沒事件也鮮少提起。所幸，近20年來，情況有所轉變。無論是王鑫的電影【東極拯救】(2008年)還是北京台制作的紀錄片【日軍「陰謀設計」「裏斯本丸」沈沒，中國漁民舟山拯救英軍戰俘】（2015年）都開始聚焦這一戰史題材，不過兩者的敘事重心都不約而同地落在了東極島漁民的救援行動上，且並未引起公眾較為廣泛的關註。倒是英國和中國香港的報刊、傳媒自事發的1940年直至今日，合計刊出了不少於兩千篇的持續報道，其中不少是個體意義上的尋人啟事、訃告等資訊，也不乏對事件全程的報道，對日軍暴行的揭露、譴責，以及對中國漁民救援義舉的感激。即便是這樣，由本片內容不難看出，時至今日，在英國知此事者已寥若晨星。
1942年12月23日，英國【蘇格蘭人報】（The Scotsman）對「裏斯本丸」沈沒事件的報道。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1942年12月23日，英國【西部郵報】（Western Mail）對「裏斯本丸」沈沒事件的報道。圖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無論是長期緘默、冷漠還是日漸風化，在涉事諸國所謂的「遺忘」並不是均質的，似乎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敘事立場和著眼點，如此說來，「抗拒遺忘」也難以泛泛而談，千篇一律。而方勵此片的意義正在於嘗試超越以國族為單位的單邊敘事立場，將包括事件涉事各方的檔案、人物和記憶都納入某種整全性的敘事之中，將各國觀眾重新拉回到同一認知起點，在「同情之理解」與「正視結果」之間尋求著微妙的平衡。這便在一定程度上將人們從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等合謀編織的資訊繭房和資訊遮蔽中解放出來，它讓人們在震撼於戰時極端語境下生死一線的「人」，共鳴於戰時-戰後被個人家庭邏輯和國家政治邏輯反復撕扯、擠壓的「人」之同時，也辨識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對歷史慘劇無知和盲視的「人」。
是的，這是一個關於「人」的故事。就像方勵自己所強調的那樣：「它不是講歷史，而是講人的故事。講歷史只是電影中很小一部份，只占了不到20%，更多是講人的命運，人的遭遇，講一個大的戰爭裏關於家庭，關於親情，關於愛情，關於友情，關於人性的光輝。它是人的歷史，而不只是戰爭的歷史。」【裏斯本丸沈沒】打破了某種歷史的板結與沈默，但我寧願它是更為多元、更具深度之呈現的開始，而不願它成為故事的終結。畢竟，往事並不如煙。
【裏斯本丸沈沒】劇照。盟軍戰俘後代在沈船座標海域祭奠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