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丨美國的學術自由與學術抵制；雙面阿蘭·德龍

當地時間2024年7月15日，美國密爾瓦基，民眾舉行集會聲援巴勒史坦。

西方世界心臟地帶的風暴遠未抵達止息之地，圍繞巴以問題展開的運動和辯論，將美國學術界和知識界拖入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對抗之中，而AAUP近期的重大政策修正折射出美國大學內部的分裂正在加劇。

8月13日，2006至2012年曾任AAUP主席的卡裏·納爾遜（Cary Nelson）在【美國高等教育年鑒】（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批評文章。他認為，AAUP擱置了其百年來對學術自由的捍衛，向任何數量的個人發起的學術抵制敞開了大門。學生和教師個體一直有權主張學術抵制，否認這一點是不誠實的。但是，「就參與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而不因這樣做而受到紀律處分的無條件權利，卻是以前不存在的。

納爾遜預測，在2024-2025學年，由於AAUP的政策變化，將會發生數百起針對猶太和以色列學生和教師的微型抵制活動。還將會有專門的小組，致力於將美國和以色列教師之間的合作研究計畫定為犯罪。

納爾遜引述AAUP的聲明：「學術抵制不應涉及任何政治或宗教的試金石（litmus tests），也不應針對從事普通學術實踐的個別學者和教師，如發表學術論文、發表演講和會議報告，或參與研究合作」。他認為，AAUP的行為恰恰違反了這一原則，也讓這一原則顯得更加可貴。這一原則與該組織給予個人抵制與否的無條件自由是矛盾的。可以預計，將會發生有組織的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合作研究計畫的示威活動。也可以預計，將會有更多阻止海外留學計畫的努力，而這將損害學生的學術自由。

納爾遜批評道，AAUP在總結其新政策時，如麗學舌般重復了長期以來聲名狼藉的「抵制、撤資和制裁」 運動（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campaign，縮寫BDS運動，由巴勒史坦公民社會於2005年啟動的全球性運動）的說辭，即它只抵制機構而非個人。2014年，總部設在西海岸的BDS運動至少坦承，常識表明，個人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這種「機構」抵制的傷害。但AAUP卻並非如此。此外，盡管它在最後一廂情願地宣稱「學術抵制應該只針對那些本身侵犯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所依賴的基本權利的高等教育機構」，然而西方世界有成千上萬的教師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毫無顧忌地聲稱以色列大學幾十年來一直在侵犯學術自由。

在整個中東和其他地方——無論是在埃及、伊朗、俄羅斯、敘利亞、土耳其和許多其他國家——都有一些機構幾乎沒有學術自由。盡管如此，它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認為人畜無害。然而好景不長，2005年，AAUP認識到，除非將反對學術抵制視為一項普遍原則，否則各國將會出現無數關於抵制大學的辯論，學術抵制將會變得司空見慣。AAUP現在為虎作倀，為日益猖獗的反猶太復國主義（anti-Zionism）張目。它對反猶太復國主義做出根本性的讓步，宣稱「學術抵制本身並不侵犯學術自由；相反，它們可以被視為對與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情況的合理戰術反應。」在學術抵制中，原則不再受到威脅，它們只是戰術問題。

納爾遜表示，AAUP在其聲明中側重於個人的選擇和決策，盡管它也知道，最有影響力的抵制決定和辯論，是由團體（其中包括學科協會）做出或在團體內部進行的。隨著今年春天「加薩團結營地」（親巴勒史坦學生抗議者在校園內搭建的帳篷營地）的出現，校園裏要求抵制或撤資的呼聲已經升級。AAUP的新政策將鼓勵更多分裂性的抵制鬥爭。

在納爾遜看來，AAUP以一種草率的貌似公平的姿態聲稱，即使在美國，學生和教師也普遍被剝奪了思想和宗教自由、結社自由和行動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權利。有人會問，AAUP到底在想什麽?

AAUP毫無根據地攻擊道，它近二十年來反對學術抵制的鮮明立場被濫用了。AAUP自相矛盾地認為，反對學術抵制的立場被用來「損害學術自由」，因為這一絕對的立場「無視細微差別，不註意上下文」。這些毫無根據的貶低性概括是在一場微妙的運動面前發表的，而這一運動致力於摩尼教二元對立的觀念，即巴勒史坦人是正義的力量，以色列人則是邪惡的。

納爾遜最後強調，德國佛烈德利赫-亞歷山大大學編制了一份學術自由指數，對全球179個國家進行排名。2024年的最新排名將以色列大學排在前20%到30%的位置，大大高於美國。AAUP做出的政治決定不是基於事實，而是基於偏見。猶太學生和教職員工將因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他們的個人學術自由和免受敵對教育環境影響的權利將受到損害。不能再用AAUP政策作為學術自由的黃金標準。

8月19日，哈佛大學學術自由理事會聯合主席、生理學和醫學教授朱利安·佐丹奴（Julian J. Giordano）在【哈佛紅報】（the Harvard Crimson）刊文，發表了相對溫和的批評。

他質疑道，許多國家的學術界缺乏有效追求知識所必需的基本自由，AAUP是否支持抵制這些國家的機構？BDS運動實際上只針對一個國家，即以色列。雖然以色列政府的錯誤可以並且應該進行辯論，但是並不能因此單單剝奪以色列高等教育機構基礎的自由。

佐丹奴寫道，值得慶幸的是，AAUP的新政策並不主張抵制以色列的高等教育機構，也不支持針對從事學術工作的個別學者。這兩種做法都是對學術自由的公然蔑視。但當AAUP表示對抵制持開放態度時，必須指出的是，之前的抵制努力確實涉及這種目標。

AAUP適當地肯定了教師和學生個體有權對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呼籲做出自己評估。這種自由確實是必不可少的，表達這些觀點的教師當然不應該因此受到報復。盡管新政策有值得歡迎的方面，但AAUP不能繼續忽視「房間裏的大象」。正如2005年的AAUP政策是受到持續抵制以色列的努力的刺激一樣，其修訂後的政策與許多大學校園裏對撤資和抵制以色列機構的強烈呼籲同頻共振。新政策釋出的時機似乎清楚地表明，它的起草者對即將到來的秋季學期可能出現的這種訴求給予了一些支持。

佐丹奴的立場是，我們需要對各種學術抵制與學術自由原則之間的關系進行嚴肅的學術調查，以提高世界各地校園討論的品質。遺憾的是，AAUP最近的政策修訂未能實作這一目標，它制造的問題比回答的問題多得多。新政策沒有透過平衡和批判性的調查來解決真實的問題，而是反映了一種普遍而膚淺的學術政治激進主義，這只會加劇問題。從一個名為「美國大學教授協會」的組織，我們應該得到更好的東西。

8月21日，AAUP現任主席托德·沃爾夫森（Todd Wolfson）和AAUP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A委員會主席拉納·賈萊爾（Rana Jaleel）在【美國高等教育年鑒】網站發表了反駁文章。他們強調，AAUP一直捍衛學術自由，現在也是，新的抵制政策不會改變這一點。

文章開宗明義地表示，自1915年成立以來，AAUP一直是教職員工和學生學術自由最傑出的捍衛者，捍衛這種自由免受各種威脅，包括對高等教育的政治幹預以及對臨時學術勞動力的剝削。然而，AAUP前主席卡裏·納爾遜聲稱，AAUP最近透過的學術抵制聲明，在某種程度上摧毀了它「百年來對學術自由的捍衛」。個人權利和表達基金會（The Foundation for Individual Rights and Expression）重申反對學術抵制，認為這是「對學術自由的威脅」。

對AAUP及其新聲明的批評以其2006年關於學術抵制的報告為前提，該報告重申了2005年反對學術抵制的簡短聲明，認為這是沒有爭議的、明確的，並且完全承擔了確保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學術自由的任務。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這份新聲明由AAUP學術自由和終身教職A委員會撰寫和批準，並由全國委員會采納。本聲明不主張普遍抵制學術活動，也不具體支持任何現有的學術抵制活動。相反，它認為「個別教師和學生應該自由權衡、評估和辯論引起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具體情況，並就參與這些抵制做出自己的選擇。」聲明還強調，雖然「教職員工支持或反對學術抵制的選擇……可能會受到批評和辯論，但教職員工和學生不應該因為參加學術抵制、拒絕這樣做、批評和質疑他們不同意的人的選擇而面臨機構或政府的審查或紀律處分。」新的聲明沒有提到針對「那些本身侵犯學術自由或學術自由所依賴的基本權利的高等教育機構」以外的任何東西的抵制。

新的聲明取代了A委員會2005年的聲明和2006年的報告。該報告明確反對所謂的「系統性學術抵制」，稱其侵犯了學術自由。A委員會開始審查先前的政策，因為其核心存在矛盾。2006年的報告承認「個別教員或學術團體有權不與他們不同意的其他教員或學術機構合作」，但明確反對「以系統性學術抵制的形式不合作」，認為這是對「我們集體所依賴的自由表達和交流原則」的威脅。

文章認為，對新政策的批評往往與關於學術自由的兩個根本混淆有關。第一個是未能認識到學術自由的個人維度和集體維度之間的關系。第二個可以歸結為以下問題：誰是學術自由的主體？

學術自由保護教職員工在課堂上探討和討論所有相關問題的權利；探索學術、研究和創造性表達的所有途徑的權利；以及就公眾關註的問題以及與專業職責和大學管理有關的問題發表或撰寫文章的權利。這種對學術自由的理解的核心是教職員工能夠透過適當的民主程式參與集體決策。

擁有學術自由的，既是作為個人的教師，也是作為集體決策機構的教師。AAUP的聲明承認教師的集體和個人權利，可以民主決定是否支持系統性的學術抵制，個人應保留參與或不參與集體決策的權利，並不受任何懲罰。學術抵制警察並不存在，也不應該存在。

文章反擊納爾遜道，在AAUP的歷史上，沒有任何其他形式的集體行動像學術抵制一樣受到如此嚴格的審查和斷然拒絕。學術抵制似乎不能脫離巴勒史坦和以色列兩極化的地緣政治來考慮——這一背景促使AAUP於2006年發表了報告。A委員會重新考慮了學術抵制問題，以確保學術抵制作為一種策略不會被政治所淹沒。

2006年報告助長了學術抵制的極端政治化，助長了人們宣揚絕對的反對學術抵制的誘惑，以此來對抗納爾遜所說的摩尼教觀念。這導致了對學術自由的嚴重侵犯，例如，教師和學生理事會民主決定的政策被草率地駁回，而不是得到尊重或辯論。納爾遜和其他人對學術抵制的絕對反對復制了兩極分化的思維，這種思維使人民相互對抗，將我們的註意力從應該關註的地方拉開——關註「與高等教育使命根本不相容的條件」。

文章質問道，當學者因信仰和社團而被監禁或殺害，或當大學被夷為平地時，學術自由如何不會受到損害，知識進步如何不會停滯不前？在這種背景下，對知識和思想自由交流的承諾又有什麽意義？

AAUP之前的政策基本上忽視了這些問題，甚至可以說是積極壓制了這些問題。只是虔誠地強調一個抽象概念——「知識的自由交流」，而這毫無意義。A委員會重新審議了2006年的報告，以擴大選擇範圍，在學術討論、工會、分會會議和組織活動中邀請更多辯論和對話，探討哪些策略可能最能破解當前多重的、全球性的壓制。AAUP目標是進一步提高其成員參與理性辯論的能力，並最終促進所有人的學術自由。辯論和討論是共享治理的適當和必要組成部份，包括對支持學術抵制的提案的辯論和投票。

正如納爾遜·曼德拉在非洲人國民大會上所說：「在某些情況下……抵制可能是正確的，但在其他情況下，抵制可能是不明智和危險的。還有一些情況下，可能更傾向於另一種政治鬥爭武器。示威、抗議遊行、罷工或公民抗命都可能被訴諸，這一切都取決於當時的實際情況。」

文章最後寫道，2006年的報告和 2024年的聲明都贊同地參照了這段引文。然而，卡裏·納爾遜卻不這麽認為。在兩位納爾遜之中，AAUP站在曼德拉的一邊。

雙面阿蘭·德龍

8月18日，法國電影巨星阿蘭·德龍於家中去世，享年88歲。如同英國廣播公司BBC的訃告所說，阿蘭·德龍是法國電影「黃金年代」的代表，也有著電影界公認的美貌。阿蘭·德龍從1960年代初開始在銀幕上嶄露頭角並逐步奠定自己在影壇乃至影史的地位。他曾在1960年代初先後與維斯康蒂和安東尼奧尼兩位義大利大師級導演合作，並在前者的【豹】（Il gattopardo，1963）和【洛可兄弟】（Rocco e i suoi fratelli，1960）以及後者的【蝕】（L'eclisse，1962）中留下不俗的演出；在由法國大導演梅爾維爾（Jean-Pierre Melville）執導的【獨行殺手】（Le samouraï，1967）一片中，阿蘭·德龍飾演的寡言殺手傑夫更是成為影史經典角色。對於不少中國觀眾來說，阿蘭·德龍則是他們心目中永遠的英雄佐羅——當時他所主演的【佐羅】（Zorro，1975）在改革開放後引入中國，成功引起一股「佐羅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