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戰略文化:趨同還是分化?
作者: 米雪,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助理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歐洲安全、戰略文化研究、外交政策分析
來源: Xue Mi, 「Strategic Cultures between the EU Member States: Convergence or Divergence?」, European Security , Vol. 32, No. 4, 2023, pp. 558-582.
摘要
由於歐洲加強防務合作的努力,歐洲戰略文化是否正在形成已成為廣泛爭議的話題。由於成員國之間的趨同是開啟歐洲戰略文化之路的關鍵,本文考察了他們如何看待戰略文化的關鍵方面,以及他們在哪些方面趨同和分化。本研究選取德國、波蘭和愛爾蘭作為歐盟成員國的代表案例。透過對2000年至2020年國家高層決策者的戰略檔和官方講話進行電腦內容分析,從戰略環境、合作模式、戰略目標和手段三個方面對三種國家戰略文化進行了比較。該研究發現,盡管在戰略目標和手段上持續存在分歧,但三國對戰略環境的看法顯示出更大的趨同。盡管它們對合作模式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改變,但它們似乎接受歐盟作為安全和防務合作的合法和有利平台。這些發現表明,歐洲戰略文化的出現和歐盟共同安全和防務政策(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的進一步發展的前景既具有挑戰性,又充滿希望。
導論
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歐盟全球戰略】的釋出為歐洲安全和防務架構提供了急需的推力。在歐洲深陷俄烏沖突陰影之際,歐盟批準了【戰略指南針】,為歐盟成為更強大、更有能力的安全提供者提供了政治方向。這些舉措表明,成員國在安全和防務領域似乎比以前更加趨同。這一發展提出了一個問題:成員國之間的戰略文化趨同是否在擴大?如果是,這是否預示著歐洲戰略文化出現的光明前景?
歐洲戰略文化與成員國之間的趨同
1.過去對歐洲戰略文化的研究
隨著1999年歐盟安全與防務政策的建立,歐洲戰略文化的概念日益成為關於歐盟外交、安全和防務政策未來發展的辯論中的核心因素。這個詞最初被定義為: 一種制度化的信心和程式,作為公認的合法和有效政策工具的一部份以管理和部署軍事力量,並且是對歐盟作為具有軍事能力(盡管有限)的國際行動者的合法性的普遍承認。 盡管對其定義尚未達成共識,但先前的研究已將歐洲戰略文化描述為整個歐盟安全和防務領域的「 共同心態 」。
從現實主義的角度來看,歐盟成員國的戰略文化是建立在異質經驗和身份的基礎上的,因此在歐盟內部發展共同的戰略文化不太可能或很難。
基於對歷史和戰略概念的建構主義解釋,另一陣營的學者發現了逐漸趨同的領域,他們對歐洲戰略文化的潛在出現持更為樂觀的看法。他們認為,各國在戰略願景上的差異正在縮小,使用軍事力量比以前更容易被接受。歐盟領導的廣泛的公共和軍事任務提供了強有力的經驗證據,表明成員國在安全和防務政策的關鍵領域的心態逐漸趨同。
2.理解歐洲戰略文化與國家趨同間的關系
然而,歐洲戰略文化不應被視為國家戰略文化的替代品,而應被視為國家層面上共享思想、規範和價值觀的補充和日益制度化。歐洲戰略文化「不僅是各國戰略文化的總和,而是超越了它們」。根據建構主義的立場,文章認為歐盟成員國之間的趨同過程是開啟通往歐洲戰略文化之路的關鍵,並且各國戰略文化的趨同最終會導致CSDP的進一步發展。
研究設計、方法和數據來源
1. 案例選擇
考慮到趨同和離散效應,本研究的案例選擇的指標是代表性和最大差異化。在對表1中列出的六個指標進行深入比較之後,本文選擇了德國、愛爾蘭和波蘭作為案例研究。
表1:案例選取指標
從物質標準來看,這三個國家代表了歐盟的不同地理維度,包括西歐、北歐和東歐。從戰略文化維度來看,這三個國家實作了最大差異化。首先,三國涵蓋了歐盟內部的三大外交政策取向。德國和波蘭經常被定義為歐洲主義和大西洋主義維度的代表案例。選擇愛爾蘭主要是出於其對軍事中立的強烈關註,因為愛爾蘭似乎比其他中立國(瑞典、芬蘭和奧地利)更「軍事中立」。其次,案例選擇還涵蓋了對歐洲安全合作的兩種不同態度,即一體化主義和政府間主義觀點,以及對軍事力量使用的兩種不同觀點,包括幹涉主義和不幹涉主義。
2.研究周期和周期化
本文選擇2000年作為研究的時間起點。由於歐洲國家在1999年建立了歐盟安全與防務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有理由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成員國之間的趨同程度可能處於最低點。鑒於歐洲在2010年和2016年前後發生了一些關鍵的戰略沖擊,因此將21年期間分為三個連續的子時期:2000-2009年、2010-2016年6月和2016-2020年7月。
2010年,歐盟內部發生了歐債危機,這場危機被一致認為是迄今為止歐洲一體化行程中最深刻、持續時間最長的危機。歐債危機是一場系統性和多維度的危機,它破壞了整個歐洲一體化計畫的合法性,進而進一步削弱了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有效性。
另一個關鍵的時間點是2016年6月,即英國投票決定離開歐盟。英國脫歐使歐盟失去了最大的軍事力量之一,使法國和德國成為唯一可以推動歐洲一體化向前發展的兩個大國。然而,英國脫歐似乎也給歐洲防務合作帶來了越來越大的動力,這一點從歐盟加強歐洲戰略自主的舉措中可以看到。
3. 方法和數據來源
本文對戰略檔和高層決策者的官方講話進行了基於電腦的內容分析,描繪了戰略文化的多面和動態圖景:成員國如何看待戰略文化的關鍵構成,以及在2000年至2020年之間它們在哪些方面趨同和分歧。本文透過關註精英的看法來看待戰略文化,特別是高層決策者的看法,因為他們有直接的權力來解釋戰略環境,確定外交政策的方向和目標,特別是在面臨新的挑戰時。
表2:對本研究政策檔和講話的統計
內容分析分三步進行。首先,為了結構化定性數據並使其具有可測量性,文章基於統一的編碼方案對檔和演講進行了內容分析,該編碼方案包含戰略文化的三個方面:戰略環境,目標和手段,以及合作模式。其次,本文透過計算份額的方法,描繪了成員國如何看待戰略文化關鍵方面的差異化細節圖景。在第三步中,文章采用標準偏差檢驗來審查2000年至2020年期間成員國在哪些方面趨同和分歧。
發現
1. 歐盟成員國如何看待戰略環境?
鑒於戰略文化與「適應環境的特定方式」以及對特定威脅的恐懼可能導致不同型別的行為有關,研究的第一個方面是戰略環境,重點分析各國對歐洲鄰國和主要威脅的態度。
圖1顯示,這三個國家在歐洲周邊的地理重心非常不同。德國在這一方面有40%的話語提到了歐洲的南部維度,而35.26%提到了歐洲的東部維度,這兩個維度對德國決策者來說似乎同樣重要。波蘭最重視歐洲東部的安全(68.53%)。相比之下,愛爾蘭更關心的是巴爾幹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對這兩個地區的討論總比例超過了一半。
圖1:各國對歐洲周邊地區的看法
如圖2所示,三國對威脅的看法驚人地相似,然而這並沒有改變他們對威脅的優先級不同的事實。德國人最關心的是沖突和脆弱性(25.05%)和氣候相關威脅(16.31%)。愛爾蘭是最擔心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國家(20.74%)。恐怖主義是波蘭最常提到的威脅(17.86%),這一點與愛爾蘭相似。波蘭也是對俄羅斯相關威脅最敏感的國家,包括對其領土和近鄰的軍事威脅(9.54%)和能源風險(13.64%)。
圖2:各國對主要威脅的認識
2. 歐盟成員國的主要戰略目標和手段是什麽?
圖3顯示了這三個國家對戰略目標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促進普遍價值,特別是尊重和保護人權的目標,在德國的案例中被提及最多(53.6%)。在愛爾蘭的目標中,透過積極參與聯合國授權的和平行動來促進跨國集體安全行動排名最高(40.03%)。波蘭在國防(31.29%)和加強形象、影響力和地位(28.61%)兩方面得分最高。
圖3:各國對戰略目標的認識
有趣的是,如圖4所示,德國在涉及戰略手段方面的戰略文化與愛爾蘭幾乎相同。然而,波蘭使用或威脅使用軍事手段的話語比例明顯高於德國和愛爾蘭,占21.63%以上。此外,在這三個國家中,提到民用手段的比例相對接近。在綜合方式方面,德國名列前茅(57.97%),提及比例接近愛爾蘭(54.91%),而波蘭僅為34.77%。
圖4:各國對戰略手段的認識
3. 歐盟成員國首選的戰略合作模式是什麽?
圖5顯示了德國對合作模式的偏好與愛爾蘭驚人地相似。兩國提及多邊主義的頻率保持在87%以上。相比之下,在波蘭案例中,與雙邊主義相關的話語最為頻繁(46.65%),其次是多邊主義(42.68%)和國家聯盟(10.67%)。愛爾蘭是唯一一個將中立作為國際合作指導原則的國家(4.54%)。
圖5:各國對合作模式的偏好
對多邊主義相關話語的進一步研究表明,這三個國家對多邊主義的偏好各不相同(圖6)。從德國的角度來看,北約(33.46%)和歐盟(34.95%)似乎同樣重要。波蘭是最常提到北約作為首選多邊合作平台的國家,提到歐盟的比例(40.78%)與北約(43.22%)大致相當,而提到聯合國的頻率遠低於其他兩個國家(10.65%)。愛爾蘭是最頻繁提到聯合國的國家(24.82%),而北約則最少(17.66%)。
圖6:各國首選的多邊平台
在與雙邊主義相關的話語中(圖7),三國加強與美國的雙邊關系的提及是頻繁的:波蘭得分最高(43.43%),比其他兩個國家高出近10個百分點。德國對其與法國的雙邊關系特別感興趣(32.28%),而波蘭對法國的談論較少(10.9%)。德國(30.86%)和波蘭(34.99%)更頻繁地提到與俄羅斯的雙邊關系。與歐洲大陸有一定距離的愛爾蘭很少談論俄羅斯,他們特別強調與英國的特殊聯系(65.2%)。
圖7:各國首選的雙邊夥伴
4. 歐盟成員國在哪些方面趨同或分化?
上述調查結果顯示了各成員國之間的相似點和不同點。然後,本文將評估在2000年至2020年期間,成員國在哪些方面趨同和分歧。表3概述了三個國家圍繞所研究的三個方面的標準差(Standard Deviations, SDs)。
表3:本研究戰略文化三個方面的標準差演變
從第一個方面(戰略環境和關鍵威脅)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兩組平均SDs總體下降,這表明這 三個國家在2000-2020年期間對歐洲鄰國和主要威脅的看法逐漸趨同。
相反,第二方面(戰略目標和手段)的兩組平均SDs均呈穩步上升趨勢,這表明 三國在2000年至2020年對戰略目標和手段的看法上變得更加分歧。
第三方面的SDs(戰略合作模式)表明,在2000-2020年期間, 成員國對戰略合作模式的偏好既沒有分化,也沒有趨同。
為了描繪成員國之間趨同分化的一般和區別圖景,本研究透過計算所研究的三個方面的平均值來量化標準差。如圖8所示,成員國對戰略環境的看法越來越趨同,而對戰略目標和手段的看法卻繼續存在分歧,標準差從12.9%持續增加到17.3%。2000年至2020年,三國對戰略合作模式的偏好雖有波動,但基本保持不變。
圖8:成員國戰略文化在三個方面的趨同與分化
討論
研究結果證實,成員國之間存在一些不斷擴大的趨同領域。然而,結果也表明,在趨同領域和持續差異領域仍然存在一些細微差別。
研究結果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各國對戰略環境的看法的差異已經變得越來越小。具體而言,三國在對待歐洲大部份周邊地區和相對非傳統威脅(如恐怖主義、網路和混合威脅)方面的態度日益趨同。
但由於歷史經歷和地理位置的差異,一些戰略文化細微差別將持續存在。首先,盡管各國對東方維度的看法略有趨同,但各成員國對俄羅斯的態度仍存在巨大差異。其次,調查結果顯示,各國對相對傳統的威脅(例如對領土和鄰近地區的軍事威脅)方面的分歧仍在繼續擴大。第三,盡管各國在對共同防禦的看法上越來越趨同,但仍存在一些細微差別。
此外,研究結果表明, 成員國在戰略目標和手段的看法上繼續存在分歧。 對此可能的解釋是,一些國家戰略文化因素仍然過於強大,無法促進趨同。
至於戰略文化的第三個方面,結果表明,盡管從2010年到2016年有明顯的趨同, 但如果我們從整個時期來看,各國對合作模式的偏好似乎沒有改變。
由於潛在的偏差,這些發現也應被謹慎看待。首先,研究結果受到案例國家數量和特定時期的限制。其次,這些發現主要來自於對那些英文出版的檔內容,這些檔似乎針對的是更國際化的受眾。第三,研究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所采用方法的限制。
結論
本文提供了一種結構化和細致入微的方法來研究成員國之間的異同,並評估它們在戰略文化方面的趨同和分歧。這項調查的結果表明,盡管在戰略目標和手段上持續存在分歧,但所選國家在戰略環境的看法上表現出更多的趨同;盡管他們對合作模式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沒有改變,但他們似乎接受歐盟作為安全和防務合作的合法和有利平台。總的來說,這些發現表明,歐洲戰略文化的出現和歐盟CSDP的進一步發展的前景既有希望,也有挑戰。
文章的發現證實並更新了先前關於歐洲戰略文化的建構主義研究:在一些成員國之間,圍繞戰略文化的某些維度存在某種程度的趨同。然而,與其他接近核心國家主權和身份的政策領域相比,外交和國防政策中強烈的碎片化和政治化程度似乎不那麽普遍。
然而,現在預測俄烏沖突對歐洲可能走向的影響還為時過早,因為本文中發現的成員國之間持續存在的分歧和日益擴大的分歧最終將在暫時的「聚旗效應」消退後重新出現。成員國之間持續的分歧表明,要形成一種共同的戰略文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僅僅是國家的融合是不夠的,需要滿足其他條件才能形成共同的戰略文化。首先,必須有一個將CSDP制度化的持續過程,其中加強以布魯塞爾為基礎的機制和結構至關重要。其次,參與CSDP發展和實施的相關精英之間也必須有一個一致的社會化過程。第三,歐洲戰略文化的誕生需要共同敘事和連貫話語的持續發展。
鑒於正在進行的俄烏沖突已經改變了許多國家對安全和國防的態度和方法,未來的研究還應該調查為什麽一些國家(如德國、芬蘭、瑞典)的戰略偏好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將對戰略文化趨同產生什麽影響,戰爭是否拉近了成員國之間以及成員國與歐盟之間的戰略文化距離。
詞匯積累
Strategic culture
戰略文化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CSDP)
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
Europeanism
歐洲主義
Atlanticism
大西洋主義
Rally-around-the-flag effect
聚旗效應
譯者: 龍健歡,國政學人編譯員,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研究興趣為國際關系理論,歐洲政治等。
校對 | 陳揚 夏菲
稽核 | 米雪
排版 | 鐘汝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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