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 視覺中國 資料圖
李光耀曾非常自信地指出，新加坡的模式是無法輕易復制的。
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的研究成果顯示，新加坡模式之所以難以復制，除了目光長遠、科學合理的城市定位、基本理念和執行框架等因素之外，奧秘其實隱藏在細節之中。品讀新加坡⑥治理要找到精準的均衡點介紹的「高超平衡能力」，就是新加坡不太容易被人察覺的重要殺手鐧。不止於此，新加坡還有第二大制勝法寶——改革推進方法論。它是確保新加坡與時俱進、引領潮流，同時又能契合實際的重要方法與工具。
一、改革要善於借鑒學習別人的經驗
治理一個城市，說難確實比較難，因為它涉及城市的方方面面，往往牽一發而動全身，而且眾口難調；說不難其實也不算難，因為無論誰來治理，城市生存發展的內容就是那麽多議題，只不過議題的深度和廣度存在差異而已。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李光耀說，「執政初期，我很快就發覺我的政府所碰到的困難，其實甚少是其他政府未曾碰到過或未曾解決的。
所以，我養成習慣，一定要去找曾經碰到類似問題的政府，了解他們碰到問題是怎麽應付和解決的。不論是建造新機場或是改變我們的教學方法，我都會先派遣一組官員到那些取得成功的國家存取考察。我總喜歡借鑒和參考別人的經驗。」「我接觸過許多能幹的外國領袖，他們成了我的良師益友，讓我對這個世界有更深入地了解。」
可以說，開放的心態和強大的學習能力是新加坡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既然城市自身生存發展的眾多議題，其他城市也一定會碰得到，為什麽不向先進學習並從中吸取經驗教訓？新加坡認為，「關起門來自己摸索」不是一個好的選擇，至少不是一個很有效率和效益的選項。
當然，其中涉及幾個關鍵問題：首先，你需要知道世界上哪些地方該類問題處理得好
，這要求具備強大的資訊搜集和更新能力。其次，人家的經驗適不適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能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需要擁有透過現象看本質以及鑒別甄選的能力。再次，在學習別人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要善於歸納、總結規律和邏輯，形成自己的理性判斷和主見，
這樣才能轉化為自己的內在能力。
比如，獨立後的新加坡發現，歐洲社會因為實行沒有節制的社會和福利政策，而面對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鑒於此，新加坡下定決心，要在別人付出的代價中吸取教訓，這種判斷直接影響了其一系列重大改革舉措的設計與實施。
二、改革要實事求是，不為理論所困惑
在註重借鑒學習的基礎上，新加坡推進改革的厲害之處在於，既重視理論又不迷信理論，實事求是的特點十分突出。李光耀曾指出，「我一向都不會為理論所困，理性判斷和現實情況才是我的照明燈
（在李光耀心目中，理性判斷和理論是兩回事，但現實中太多的人容易把兩者混為一談）。」 「我測試一個理論或計劃的方法是：它是否行得通。這是我執政這些年來一以貫之的原則。要是發現一個理論或計劃行不通或者效果不理想，我不會再浪費時間或資源。」
他甚至舉例說，我不相信民主是最好的組建政府的方式，並適用於全世界的國家。不然為什麽西方國家一直強行向人民灌輸西方民主呢？
如果自由民主制度比其他制度更具有優越性，就像市場經濟比計劃經濟更具有優越性一樣，它將會在世界獨占鰲頭。
正是這種非常務實的取向，對於新加坡有效破解難題、深入推進改革至關重要。也是因為這個緣由，李光耀非常自豪地說「我幾乎不曾重犯同樣的錯誤，
也常吸取別人犯錯的教訓。」筆者以為，這背後的實質是，新加坡能夠科學合理地處理好「理論和實踐的關系」
。李光耀曾表示，「我不是一個理論家。理論來自實踐，又在實踐中得到檢驗。」 他的這段話，對於深受馬克思主義指導的我們來說，是何其熟悉又有啟發。
這不禁讓筆者想起毛澤東主席在【實踐論】中的一段話：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為它能夠指導行動。
但是，一旦理論與實踐不相符，或者說理論不能指導實踐時，新加坡會毫不猶豫地回到現實基礎上來，不會迷信任何的教條和權威。
畢竟，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經過實踐檢驗、不能有效指導行動的真理就不是真理，或者說是不適用的真理，那就要毫不留戀、毫不客氣地拋棄掉。
值得註意的是，新加坡超強的學習能力，不僅包括學習理論和別人的經驗，還指自身從實踐中學習。
李光耀常說，我們從沒停止從實踐中學習，因為時局不斷在改變，我們需要根據變化調整我們的政策。
三、厘清改革得以成功的條件和邏輯
任何一件事如能成功按邏輯實施，都是需要具備前提條件的。何況改革這種啃硬骨頭、破解難題的事情，更需要把改革的整個邏輯鏈條和各個環節梳理、設計清楚，同時確保改革思路順利展開的條件能夠具備並有效落地。可以說，新加坡是世界眾多城市中推進改革「邏輯條件滿足論」的佼佼者
。現舉李光耀著作中提到的幾個例子，供大家體會揣摩：
◆像公積金這樣的社會保障制度要行得通，必須使通貨膨脹率保持在低水平，利率則高於通貨膨脹率。人們必須有信心，相信自己的儲蓄不會因通貨膨脹或新元對其他貨幣貶值而化為烏有。換句話說，財政政策和財政預算政策的健全，是中央公積金成功的先決條件。
◆作為一個誠實的民選政府的先決條件之一是，要贏得選舉，不需要大筆金錢。如果候選人需要花大筆錢才能當選，貪汙的迴圈必然會開始。亞洲許多國家的禍根是，選舉的費用很高。在新加坡，我們避免用金錢來贏得選票。
◆早期我們無法取締這些非法小販和霸王車司機以整頓市容。必須等到1971年以後，當我們能夠提供許多工作機會時，法律才得以執行，街道才得以整頓。
◆我（李光耀）親眼看著80多個前殖民地，雖有英國法國親自為它們制定憲法，卻多數以失敗告終，原因不是憲制出了問題，而純粹是由於建立民主政治體制的先決條件並不存在。這些國家無一擁有一個公民社會和受過教育的選民，人民也未曾具有接受在位者的權威的文化傳統。這些民主傳統要在群眾中紮根，還得歷經好幾代人。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領袖為效忠物件的新興國家裏，誠實無私的領導人不可或缺，否則，就算憲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國家終究要失敗。就因為這些繼承民主憲制的領袖強勢不足，終於導致國家走上暴亂、政變和革命之路。
◆首先，我們先教育和規勸人民。在說服多數人並贏得他們的支持後，我們就立法懲治頑冥不靈的少數人。
法律能禁止和懲治濫用職權和玩忽職守的行為，卻不能推動人們積極工作和進取向上。只有當人們秉持全力以赴的信念時，他們才會有這樣的沖勁。推動我們完成任務的，是一種身為新社會共同建立者和主人翁的意識。
◆要成功地轉變一個社會，必須滿足三個基本條件：第一，堅強的領導；第二，高效的政府；第三，社會法紀。
我（李光耀）並不相信民主必然會帶來發展。我相信，一個國家更需要建立的是紀律而非民主。民主過於泛濫，就會讓社會變得毫無紀律和秩序，以致不利於發展。
一個政治體系優劣的試金石，是它能否為社會內的大部份人創造改善生活的條件，以及它是否能在給予最大限度的個人自由的同時，也保障社會內其他人的自由。
四、使制度接受人類本性，是改革的深層意涵
新加坡以制度建設聞名於世。總體來看，其制度成效非常突出，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如何使制度更符合人類的本性，最大程度激發人性的正能量和積極性，
是新加坡制度構建與改革的重要考量因素。
人類本性中一個非常突出的特點就是趨利避害，所以新加坡的改革非常註重緊扣這一要素。李光耀說，你希望人民保衛國家，必須給他們一些利益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加坡頗有效率地為人民提供政府保障組屋、公積金帳戶甚至股票等資產，之前的系列文章已有介紹）。他們不會為了遠東產業、豐隆集團或其他什麽人保衛國家。你有這個家，你要為你的家和你自己而戰鬥。相信人們努力工作是為了家庭和自己，不會為了懶惰的鄰居。
李光耀認為這是有效的，因為在他看來，這是符合人類本性的。「讓所有新加坡人都成為耶穌會傳教士嗎？傳教士有犧牲精神。有這樣的人，但是有多少呢？今天，還有多少個耶穌會傳教士？我們接受人類本性，然後把我們的制度建立在這個基礎上。你的制度必須接受人的本性。透過賞罰制度，讓人民為社會發揮出最大效用。」
新加坡構建人人身份平等的制度體系，就是符合了每個人都希望實作尊嚴、得到尊重的人類本性。1969年11月16日，李光耀在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研討會上的開幕致辭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我們不希望看到我們的工人、工頭和主管為了升職加薪而只顧聽從上級的指示，或是對老板阿諛奉承。我們若要維持這個社會的獨立性和獨特性，就要做有骨氣、堅毅剛強的人，否則我們就會失敗。不懂得自重，就無法成為這樣的人。
我們的工會就本著自尊自重的精神，維護工友作為個人和公民的尊嚴，讓他們也能自尊自重。」
另外，面對多元種族、多元移民的狀況，新加坡的制度構建與變革，充分考慮了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特點的人類本性。一般來說，沒有人願意喪失自己的種族、文化、宗教甚至語言內容。但是作為一個國家，要想生存下去，客觀上必須要具有某些共同的內容，具有一些相同的東西，因此必須要進行改革與重塑。新加坡政府認為，就人類本性而言，指望同化所有的人，事實上並不可能，相反可以做到的是促進融入。
既不是要逼迫大家違背自己的意願、情感和傾向，融為一體，而是要讓大家有共同的價值觀、態度和視野，也要有共同的語言，最終還要有共同的文化。
五、改革要把控好節奏，循序漸進
新加坡的經驗是，搞改革慢不得，但也不要操之過急。
循序漸進、拾級而上，是開展改革的理想狀態。李光耀指出，如果改革步子邁得太大，就會招來問題，要慢慢地、穩步地推進。
他以新加坡的語言改革為例，在獨立之初，「如果我把英語強加給所有新加坡人，那我就會四處碰壁。如果我試圖把漢語強加給所有人，那麽我也會立即遭到抵抗、立即遇上麻煩。」
因此，在改革早期階段，新加坡政府並沒有孤註一擲地強力推動變革，而是非常智慧地給每位家長提供一個選擇，
讓他們自己決定讓孩子學習英語還是學習他們的母語。透過他們的自主選擇，再加上市場機制在過去30年間的推動，最終確定了以英語為第一語言、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格局。新加坡甚至把以漢語為教學語言的大學轉變為以英語為教學語言的大學。對此，李光耀很感慨，「如果我非要在5年或10年的時間裏完成這項變革，而不是透過自由選擇在30年內完成，那麽就會帶來災難。」
李顯波/上海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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