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傳承中的力量】
開欄的話
中華民族歷經數千年的繁衍發展，創造了璀璨輝煌的歷史和成就。無數人物、經典、流派、故實乃至傳說，都在中華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催生出了驚人的生命力與創造力，展現了機敏睿智、勇於創新、克服困難、一往無前的民族精神。文明的力量因傳承得以延續，不斷鼓舞著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奮勇前行。為此，我們特辟【文明傳承中的力量】欄目，挖掘歷史人物、經典、故實等蘊含的精神與傳承，希冀激勵世道人心，煥發民族文化光彩，為社會穩定發展貢獻文明力量。
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思想，塑造了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後世尊孔子為「至聖先師」「萬世師表」，顯示了孔子在中華文明中的地位。而歷史上，孔子一生既有「相夾谷」「墮三都」的豐功偉績，又有周遊列國，厄於陳、蔡的艱難時刻。孔子一方面切身體會到時代「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另一方面又「知其不可而為之」。他在「禮崩樂壞」的春秋亂世，為恢復以禮樂和德治為核心的社會秩序而四處奔走，至今他「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仍然激勵和鼓舞著我們。
一
記者：首先請三位學者結合孔子生平胡歷史背景談一談對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認識與理解。
幹春松： 孔子生活的時代，血緣倫理秩序以及以此為前提的分封制，已因諸侯之間的不斷爭戰而難以維系。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一方面認為要維持周禮的秩序，另一方面則透過對「仁」之觀念的提煉，強調更有普遍意義的仁義價值。與孔子同時代的老子，看到的更多是價值和現實之間的沖突，並試圖透過消解價值的方式來安頓人心；而孔子則從仁愛的角度，看到了君子面對混亂時世的責任。由此，仁愛的價值展現為君子自強不息的進取心和厚德載物的承受力。從儒家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誌向看，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所體現的是基於對人類、萬物之愛而產生的責任意識，一種舍我其誰和百折不撓的雄大氣魄。
「知其不可而為之」，本是晨門對孔子的評價，語見【論語·憲問】：「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的確，孔子對於時代能否接受他所向往的理想社會有清醒的認知，但他沒有選擇隱居山林，去過「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的生活，也沒有像其他謀略家那樣，為了討好諸侯而隨意改變自己的主張。孔子之知其不可，是因為他要堅守自己的社會主張。為此，他不惜冒犯當時勢力日熾的季孫氏、孟孫氏，反對他們對禮制的破壞，也因此被迫周遊列國。但與同時期奔走於各國的「謀食」者不同，他勇於直面「道之不行」的現實，去尋求哪怕最微弱的可能性。他不僅在陳、蔡、匡等諸侯國屢陷困厄，甚至還多次遭受子路等門人的誤解與質疑。但孔子依舊以仁者之博愛、智者之遠見和勇者之毅力，致力於撥正混亂的秩序、扭轉社會墮落的趨勢。作為文明的承載者，孔子必然要遭受矛盾和困境的洗禮，才能得到同時代和後世人的不斷禮贊。
陳壁生： 在我看來，晨門說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不是指摘孔子明知做不成而非要做無用的努力，而是贊美他對理想的堅守。【論語】中記載了一批與孔子同時代知其不可而不為的人物，如長沮、桀溺、楚狂接輿、荷蓧丈人等。他們是當世的賢者，面對天下無道的現狀，卻寧願做避世的高士。【論語】如實記錄了他們與孔子的相遇，以及孔子對他們的評價。
例如，在周遊列國的過程中，子路掉隊遇到了荷蓧丈人，聽聞了他對儒家的一些批判之詞。孔子聽說後，認為荷蓧丈人是值得尊重的「隱者」，讓子路重新去尋他，荷蓧丈人卻避而不見。由此，子路評價道：「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論語·微子】）孔子與弟子們正是在這種「道之不行，已知之矣」的環境中，沒有失望、躲避或是同流合汙，而是窮盡一生尋求並致力於裨益世道人心之道。
又有一次，孔子遇到耕地的長沮、桀溺，使子路去問路。他們對子路說：「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就是說，與其跟隨孔子那樣的「辟人」者，還不如跟隨他們這樣的「辟世」者。孔子聽後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他認為，正因為天下無道，才需要有人站出來，革弊糾偏，重揚社會正氣，為實作公平公正、秩序井然的美好社會而努力奮鬥。因而，對孔子而言，不論天下有道無道，他都不敢有絲毫忘天下之心。
回到魯國後，孔子沒有沈湎於周遊的失敗，而是繼續整理「六經」並教授弟子，一方面，希望弟子可以繼承自己的學問、主張與理想追求，明德修身、持守精進，將來匡時濟世、保境安民；另一方面，則透過經典宣揚理想、感化人心，並以身作則，由自己與弟子的修身之德陶冶周邊人群乃至社會大眾，為人心氣質之變化、社會秩序之改善鋪平基礎。朱子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誠哉斯言！因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既體現為中國古代士大夫叠遭困厄、矢誌不渝、百折不回的精神，也體現為通權達變、與時偕行、進退有度的處世態度。正是這種精神，千百年來持續激勵著古代士人們進德修身、建功立業，奠定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化根基。
二
記者：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所「為之」者則包括周遊列國、教授弟子、刪削「六經」等事跡。他的這些努力，是復古，還是開新？
曾亦： 面對禮崩樂壞的時代，大多數思想家會作出兩種選擇：其一，回到舊秩序，也就是所謂「從周」，目的是秩序的恢復或重建。這是復古的路子。其二，損益或改造舊秩序，即當人們意識到舊秩序不足以應對現實的種種挑戰時，就會試圖對其進行改造。按照【春秋】公羊學的說法，就是「損周文而益殷質」。這是開新的路子。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早年即出仕魯國，並於魯定公九年（前501年）左右升任大司寇，攝行相事，這是「得君行道」的路子。可見他早年一直期待為時君所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甚至以為能夠「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不過，隨著時局的崩壞，孔子曾寄予希望的道路行不通了，於是他開始了周遊列國的歷程，期待能夠在他國推行自己的政見。他曾居留於衛，也曾打算西行謁見晉大夫趙簡子。當時的諸侯國也有贊許其學說者，如【論語】所載，魯國的公山弗擾、晉國的佛肸都曾邀請孔子前往他們的封邑，但最終這些動議都無疾而終。傳聞楚昭王打算以書社之地七百裏封與孔子，也為令尹所止。這些都說明當時諸侯國不乏推崇孔子政治理念的執政者。另外，孔子也曾有「乘桴浮於海」（【論語·公冶長】）的感慨，按照前人的解釋，此言依然體現了孔子不能建國於諸夏，而欲行道於化外的「得國自王」之行道路徑。從【孟子】【史記】【韓詩外傳】等文獻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孔子的另一面，即推崇歷史上的明君商湯和周文王。他們都在狹小的封地上，成功推行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終成就了三代之治。顯然，孔子也希望重現這樣的成功範例。經過仕魯和周遊列國的多年嘗試，孔子終於明白堯、舜之道已經失去了實作的可能性。晚年，孔子曾發出「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感慨，說明他此時已經意識到，只能將抱負寄托於後人。他透過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將政治理想與具體建言寓於經典撰述中，這就是孔子的「為之」。【公羊傳】終篇說：「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君子」，公羊家認為就是指孔子；「以俟後聖」，也就是孔子「作【春秋】」乃至刪削「六經」的意圖所在。
陳壁生： 近代以來，基於改革和進步的理念，人們往往把孔子理解為一個復古主義者。如果從傳統經學的角度來看，孔子雖然自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他刪削「六經」，尤其是「作【春秋】」這一文化創舉，卻旨在面向天下後世，為社會的未來發展提供方向，而不是返歸周代。因此，孔子雖有「從周」的說法，但他並不排斥因革損益，是一位能夠因應時代變化、勇於開新的思想家。
記者：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與他能成為中國歷史上的「至聖先師」有什麽關系？
陳壁生： 前面曾亦教授指出，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所「為」者之一，是在晚年刪削「六經」。這並不是說「六經」的內容是孔子創造的，而指「六經」的具體材料來自先王時代的王官學，孔子在此基礎上更立「一王之法」。也正是因為這種創新與提煉，孔子才得以最終被追認為「至聖先師」。
何謂「至聖」？在孔子之前，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都是有德有位的聖王。而孔子終其一生，雖有聖人之德，卻無王者之位，甚至僅僅是春秋晚期的一名教書先生。但孔子逝世以後，人們卻把他視為古聖先王的繼承者。【孟子·公孫醜】錄宰我之言：「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漢代趙岐註解此言：「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賢於堯舜」，這是孔子能夠達於「至聖」的底層邏輯：堯、舜等人已為聖人，孔子之聖尚過於堯、舜，所以可稱之為「至聖」。而按照趙岐的理解，孔子之所以「賢於堯舜」，是因為孔子「制作素王之道」，即身非王侯，而功績比肩堯、舜。那麽，其功績何在呢？正如【史記·太史公自序】所說：「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也就是說，孔子在春秋之世，面對禮崩樂壞、周道不行的變局，「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促使他刪削「六經」，總結歷史經驗，並留下了垂範萬世的文化準則，自身也成為超邁堯、舜的「至聖」。
孔子之所以為「先師」，則是由於他以自己所刪削、制作的「六經」來教授廣大弟子。【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又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這些記載行文簡練，卻關系到儒家之所以成立的關鍵問題。後世稱孔子為「先師」，其意是作為「師」的先行者，也就是說，孔子是「師」這一身份的創始者。周代的學校本是國家的政治機關，到孔子才開創了私人辦學的傳統。也正是因為這一傳統，使孔子及其弟子作為「儒家」學派獨立於王官系統，具有獨特的精神內容。但另一方面，孔子以「六經」授人，其中的為政治國之道必須進入政治生活才能踐行，這使儒家學派呈現出雙重特性：精神上獨立於政治，在角色、身份上又附著於政治。因此，孔子既有師者之名，也有政治導師之實，名實兼備，方能教化群倫，公推萬世師表。
幹春松： 有人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從而成為中國遠古文明的總結者和繼承者。這對不擁有政治權力和統治區域的人而言，本身就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的產物。而當我們說孔子是「至聖先師」時，更為看重的是他為中華文明所樹立的精神標桿。
首先，孔子刪定「六經」，從古代典章的雜亂記載中提煉出了中國社會治理的原則和目標。在他看來，基於教化而非刑罰壓制所形成的社會秩序，才能讓人心悅誠服。這種思想經由孟子等人的闡發，形成了民本的政治理念和天下為公的政治目標。這些理念雖然沒有完全落實到中國傳統社會的政治實踐中，卻一直是歷代文人士大夫所努力追求的方向。
其次，孔子所進行的私人教育嘗試，與傳統王官之學的身份內容不同，與以謀略為主要內容的「職業培訓」式教育也不相同，而是更加註重人格教育。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論語·泰伯】）、「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論語·雍也】），強調學習過程中知識積累和人格養成的相輔相成。【論語】中無處不在的「君子」「小人」之辨，也並不著眼於社會地位的高下，而是貫穿著義利、善惡等道德品行的臧否，從而為中國人的理想人格確立了標桿。
最後，孔子強調君子應自成榜樣，感染他人，是為「君子之德風」（【論語·顏淵】）。孔子一生歷盡艱辛，弟子們卻始終追隨左右，關鍵之一就是他面對道之難行的現實困境，一直堅守信念。「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論語·裏仁】），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堅毅，經過孟子、朱熹、王陽明等歷代思想家的踐行，成為中國人的精神底色。中華文明經歷數千年發展而不斷豐富、繁榮，根本原因即在於不同時代的思想家都有「舊邦新命」的使命感。就此而言，孔子亦是中華文化的「至聖先師」。
三
記者：在現代學術研究中，有人認為孔子的地位和影響，主要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結果，如何看待這一觀點？
幹春松： 將孔子之地位和影響歸因於漢武帝「獨尊儒術」，是流俗之淺見。一種思想之所以能發揮重要影響，固然有能滿足現實需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其思想的豐富性和價值的引領性。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在春秋、戰國各學派中最具規模，可能並不是因為統治者的欣賞，或是滿足當時的社會需要。相反，因為孔、孟思想過於「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導致孔子常常「累累若喪家之狗」（【史記·孔子世家】）。但若從百家爭鳴的狀況來看，墨家、道家、法家等當時重要的思想派別，均以儒家為主要的辯駁物件，孔子也是其著述中毫無爭議的「中心人物」。這恰好說明，孔子的地位和影響是在思想競爭中形成的，而非權力保護下的「溫室花朵」。即使經歷了秦國法家式的思想控制和文化恐怖主義，儒家也並沒有如墨家、名家等流派一樣消失，而是在漢初重新煥發思想生機，這也說明了其生命力之頑強。
曾亦： 首先，先秦時，孔子雖然只是諸子百家之一，但儒、墨並為顯學，孔子作為儒家創始人，其地位也自然較諸子為高。不僅如此，孔子及其門人對「六經」文獻進行了整理與傳承，貢獻也遠超各家。因此，西漢武帝時期，朝廷基於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也出於表章「六經」的目的，而設立了「五經博士」這一全新的學術制度。這不僅意味著「五經」研究獲得了官學地位，且有著為朝廷各級官府輸送人才的考量。由於儒家「五經」研究的深入遠超其他學派，因此這一時期他們獲得了朝野的廣泛尊崇，孔子的地位、影響也就在制度上得到了保障。
其次，孔子地位的提升，還因為「五經」所涵括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舉措在現實中發揮了建設性作用。這一願景的實作，應歸功於數代儒者的不斷努力，而非出於董仲舒等少數儒者的建言。譬如，早在漢景帝時，竇太後就希望立其弟梁王為太子，景帝不知所從。大臣袁盎參照【春秋公羊傳】「大居正」之說，認為景帝當從周道而立其子，化解了儲君之爭。【史記】【漢書】還記載了不少類似事件，可見當時朝廷之上自覺參照經義處理現實問題是很常見的，「五經」致用的面向也得到了君臣的充分體認，孔子的地位也就隨之擡升。
此外，儒學大量吸納了中國古老的、包含於民間宗教中的觀念，無論作為諸子百家之一，還是對「六經」義理進行闡發，它都能深度契合當時社會的實際情況，這是其他學派所不能比擬的。
陳壁生： 我也贊同兩位老師的看法。孔子的地位和影響，與漢武帝「獨尊儒術」有關，但不是「獨尊儒術」的結果。
在現代學術轉型中，近代中國學者放眼海外，反思中國傳統學術的發展脈絡，常常將中國古代比附為西方中世紀政教合一的時代，進而認為孔子具備崇高的地位和影響，是漢武帝推行文化新政的結果。首先提出這一問題的是梁啟超。1902年，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說：「但實有見夫吾中國學術思想之衰，實自儒學統一時代始。按之實跡而已然，證之公例而亦合，吾又安敢自枉其說也。吾更為讀者贅一言：吾之此論，非攻儒教也，攻一尊也。一尊者，專制之別名也。茍為專制，無論出於誰氏，吾必盡吾力所及以拽倒之。」1916年，易白沙【孔子平議】直接說：「漢武當國，擴充高祖之用心，改良始皇之法術。欲蔽塞天下之聰明才誌，不如專崇一說，以滅他說。於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無論是梁啟超還是易白沙，在當時的學術界都有很大影響。孔子的地位是由漢武帝「獨尊儒術」而奠定的，一時成為社會共識。
但是，如果回望中國文化傳統，客觀考察歷史態勢，便會知道，這種論點只是當時作者為澆心中之塊壘所提出的，並非實情。【漢書·董仲舒傳】記載董仲舒所提「天人三策」，說道：「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其中，「六藝之科、孔子之術」，指的是「六經」；「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指的是朝廷法度應以「六經」為本，而不是說要消滅諸子百家。
事實上，對「獨尊儒術」的理解，不能僅從現代眼光來看，也要回歸漢代經學傳統。現代人把孔子理解為儒家思想的開創者，是教育家，也是哲人；但對古人而言，孔子更重要的身份，是經學的開創者。古代書籍分類，有經學，有子學。如果僅僅把儒家視為子學，把孔子視同諸子，那麽獨尊儒術就是以儒家淩駕於其他諸家之上。但孔子不僅是儒家的開創者，還是經學的開創者，儒家之所以為儒家，基本標誌是傳經的撰成。因此，要理解董仲舒所說的「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就必須回到經學傳統之中。
「六經」的內容，在材料的意義上是孔子之前先王時代的王官之學，在經學意義上則是孔子綜合先王時代王官學的材料，總結、提煉出的一王之法。漢人要理解此前的五帝三王時代，只能透過孔子刪削的「六經」。而孔子所開創的「儒」，與其他的道、法、墨諸家不同，就在於儒者崇尚先王之道，只有傳經，才能稱儒。宋以前正史【儒林傳】中皆傳「五經」之士，不傳經便不能稱儒。孔子尊先王，儒門重傳經，都是旨在闡發先王時代的史跡、思想。因此，漢武帝「獨尊儒術」，漢人尊崇「六經」，初衷都不是區分流派，而是在經歷了秦朝變古的曲折後，想要重新回歸中華文明主流傳統所作出的一種帶有必然性的文化選擇。
當然，「獨尊儒術」之後，孔子的地位和影響確實得到進一步提升，漢代緯書甚至有神化孔子的傾向。但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在歷代一直隨著政、學局勢的變化，呈現升沈起伏的動態曲線。現代學者必須參照更為宏闊的歷史座標系，綜合上述多種因素來考慮，才能真正理解孔子及儒家思想為什麽在漢武帝一朝獲得了「獨尊」的地位，以及這種變化帶給儒家學派的實質性影響。
四
記者：立足當代，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孔子的地位和影響？
曾亦： 不同歷史時期，孔子所獲得的評價是不同的。漢唐經學視孔子為「素王」，宋明理學則視其為「聖人」，而到了「五四」以後，隨著經學的「去魅」，孔子的地位也隨之下降，只是將其看作保存歷史文獻的史家，或者作為先秦諸子之一的教育家、思想家。顯然，作為「素王」的孔子，地位最為崇高，不僅在道德上是「聖人」，而且透過「六經」所蘊含的法度，隱約具有「王者」的氣象。而到了宋明，孔子只是作為萬民的道德表率被視為「聖人」，以供士庶百姓瞻拜效仿、內自修省。近代以來的歷史，則是讓孔子成為造成屈辱、殘破舊中國的「代罪羔羊」。即便是最近幾十年，傳統文化的魅力重新獲得了大眾認可，孔子也只是作為儒家創始人而受到尊重，且常常與先秦時期老子、墨子等諸子百家相提並論，其對於中華文明的獨特意義尚未得到充分重視。
對於當代中國來說，我們應該更全面地理解孔子，正視孔子在政治、社會、法律和道德等各個領域的深遠影響，而不能將其窄化為某個特定時代的思想家或教育家，否則不僅是對孔子本人及其思想的貶低，也不能真正理解中國數千年以來的文化傳統，更不能充分發揮儒學思想對於未來中國的建設性意義。
陳壁生： 的確，我們要以歷史的視野來認識孔子。孔子的地位和影響是不斷變化的。漢代的今文經學，強調孔子「作【春秋】」以及他的「素王」身份，「五經」成為塑造國家形態的基本素材。後來盛行的古文經學，則強調孔子「述而不作」，其身份主要是總結先王時代的聖人，「五經」也成為國家議禮論政的基本依據。宋明以後的理學，強調孔子為道德上的「至聖」，其身份也是一個完滿的道德形象，「五經」是理解堯、舜、孔、孟之道的基本依據。
要立足當代，認識孔子的地位和影響，必須從經學的角度，認識到孔子刪削、制作「六經」，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與精神。孔子的思想，內在於歷史，內在於中國，也內在於我們自身。
幹春松： 曾亦和陳壁生教授都從歷史的視野談到了孔子地位和影響的變化，尤其強調了孔子對於中華文明的基本價值和精神的塑造。我個人特別喜歡孟子對孔子的一個評價——「聖之時者」，就是說孔子能「惟時適變」，順天應人，在往聖前賢的思想和實踐經驗基礎上，失真有益、繼承創新。因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為之」，絕不是有些人口中的頑固守舊、不知變通。恰恰相反，孔子是德治理想的努力踐行者，是道之不行時的理想堅守者，是歲不我與時的化古出新者。
曾亦教授提到，近代以來孔子思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質疑，而孔子也由萬世所師法的聖人，轉而成為「一業之名家」，或稱教育家，或稱思想家。這樣的轉變，是由中國所經歷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帶來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全球化以及以個體為核心的社會價值體系，與儒家的天下國家觀念、傳統的小農生產方式和以血緣、社會角色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近代中國在軍事和經濟競爭上的失敗，同時也帶來了文化自信的喪失，孔子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代表人物，理所當然成為眾矢之的。但即使在新文化運動中，亦有杜亞泉、學衡派等主張調和中西文化的聲音。他們反對非理性地否定儒家、否定傳統文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發展程度要求大家在實作現代化的過程中，多元探索自身發展的可能路徑。
20世紀80年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適逢亞洲四小龍興起，這一現象引發了國際學術界對於儒學的價值以及儒學與經濟發展之關系的新思考和新認識。主流觀點認為，儒家文化重視教育、企業管理註重人情等要素，是亞洲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也走出了一條不同於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人們進一步認識到，不理解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就難以理解中國獨特的發展之路。
由此，我們對孔子有了新的認識，一方面肯定孔子作為中國優秀文化的象征，另一方面否定了長期存在的文化虛無主義傾向，努力重建文化自信。但我們也不能因此重新走入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的時代，要認識到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沖突，並非僅僅是經濟利益和文化主導權的爭奪，也有雙方處於不同社會發展階段所帶來的價值沖突。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固然要樹立文化自信，更要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態度和精神，來迎接中西、古今的全方位挑戰，以創新性的態度，去面對孔子、朱熹、王陽明等思想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資源，創造性地建構中國文化的新形態。
（本報記者 劉 劍 通訊員 束 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