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乾嘉時期之後，隨著金石學的興起，眾多碑版得以重見天日。這時期，書法家們開始將目光投向碑拓，逐漸形成了晚清書法以北碑為取法物件的風潮。盡管這股風潮並不像晚清碑學家所宣稱的那樣繁榮，但其客觀存在是不容忽視的。清代碑學的興起，無疑成為了那個時代的特色。正是在這一時期，雲峰諸山的刻石重新被提及，並在康有為等人的推廣下，其價值得以突顯。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葉昌熾等人的推崇下，雲峰諸山石刻的領導者及主要書寫者鄭道昭，甚至被譽為北朝的書聖。
鄭道昭，作為北魏的書法家，從時間上說他比東晉的王羲之更早。然而，直到清末明初，才有學者提出給予他「書聖」的尊號。這不禁令人疑惑：鄭道昭是否真是一塊被遺忘的璞玉，被埋沒了千年之久？他是否真的配得上「書聖」的稱號？
一 歷代書家眼中的鄭道昭鄭道昭與雲峰刻石的討論
在清代碑學興起之前，關於鄭道昭及其在雲峰山刻石的記載，多見於史籍之中。然而，這些記載大多屬於金石學的範疇，或是關於鄭道昭的生平事跡，而很少涉及他的書法風格。例如，宋代的趙明誠、鄭樵和陳思在他們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趙明誠的【金石錄】中，有七條記載，從卷二第三百三十七則到第三百四十三則，主要包括後魏的鄭羲碑、鄭道昭登雲峰山詩和天柱山東堪石室銘等。在【金石錄跋尾】中，關於【鄭羲碑】的兩則跋文主要考證了碑的位置以及碑主和書碑者的相關資訊，但並未涉及書法風格。在跋尾中提到北齊的【天柱山銘】時，趙明誠寫道：「北齊【天柱山銘】，位於現今的萊州膠水縣。最初，在後魏永平年間，鄭道昭擔任郡守，將此山命名為天柱，並在其上刻銘。到了北齊天統元年，他的兒子鄭述祖繼續守護這片土地，再次刻下了銘文。」
南宋的鄭樵在【通誌】中，也只是記錄了各個碑的名稱和紀年，包括鄭羲碑、鄭道昭登雲峰山詩、天柱山東堪石室銘和鄭道昭哀子詩等。
南宋的陳思在【寶刻叢編】中記載了延昌四年立的鄭道昭【哀子詩】、【登雲峰山詩】、【天柱山東堪石室銘】和【鄭道昭碑】等碑。這些記載雖然為我們提供了關於鄭道昭及其作品的寶貴資訊，但在清代碑學興起之前，關於鄭道昭書法風格的討論卻並不多見。
【太平禦覽】與【冊府元龜】兩部古籍，以故事的形式生動地描繪了鄭道昭與後魏高祖及其大臣們宴樂的盛況。其中，【太平禦覽】記載了鄭道昭所作之歌：「皇風一鼓兮九地匝，載日依天兮清六合」，詩句間流露出豪情壯誌。而【冊府元龜】則記錄了鄭道昭在孝文帝國任子祭酒時，上表強調教育的重要性：「臣竊以為崇治之道，必也須才，養才之要，莫先於學。」這些記載突顯了鄭道昭的政治見解和從政事跡，與書法藝術無直接關聯。
馬永易在【實賓錄】卷一中追憶鄭述祖對其父鄭道昭的懷念。書中提到，鄭述祖擔任北齊兗州刺史時，曾追尋其父在兗州的足跡，發現一塊破損的石碑，碑上刻有「中嶽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的字樣，這讓鄭述祖悲痛不已，情感之深觸動周圍的人。這一段描述或許更多地展現了鄭道昭父子間的情感紐帶，而非單純的官職傳承。
明代的淩迪知在【萬姓統譜】中的記載與【太平禦覽】和【冊府元龜】相近，而馮惟訥在【古詩紀】中則著重贊揚了鄭道昭的學術成就和文學才華。
清代的倪濤在【六藝之一錄】中，則簡單地記錄了鄭道昭及其石刻的紀年資訊，如「登雲峰山詩，鄭道昭撰，永平四年；天柱山東碪石室銘，鄭道昭撰，永平四年；鄭道昭哀子詩，延昌四年。」而康雍年間修撰的【山東通誌】雖內容更為詳盡，但仍屬於金石錄的範疇：
掖縣縣南十五裏，寒同山之西峰，北魏鄭道昭為刺史時嘗於此修道，石壁刻字甚多，有雲「雲峰山之左峰也」七字。有雲「滎陽鄭道昭之山門也於此遊止」十三字，有雲「鄭文公之當門石坐也」八字，有雲「此山有九仙之名」八字，有雲「安期子駕龍棲蓬萊之山」十字，有雲「王子晉駕鳳棲太室之山」 十字，又有魏永平四年道昭與道侶登雲峰山【論經書五言詩】一首並題識二百余字，又道昭登雲峰山【觀海島五言詩】一首，百余字，又道昭刻其父兗州刺史【鄭文公碑銘】，凡一千二百余字，道昭跋後雲永平四年歲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三十裏天柱山之陽，此下碑也。至北齊河清三年，其子光州刺史鄭述祖重登雲峰山訪父道昭遺跡，萊人刻石記之。凡五百余字。
【山東通誌】一書中，對鄭道昭的記載沿襲了【後魏書】的說法，提到他曾任職兗州。書中寫道：「鄭道昭，字僖伯，滎陽開封人。祖時光州刺史，政尚寬厚，不任刑威。尋移刺兗州，均有德政。」
然而，清代學者杭世駿在其著作【諸史然疑】中，對【後魏書】中關於鄭道昭任職兗州的記載提出了質疑：「【後魏書】北齊鄭述祖傳：父為兗州於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為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為刺史，往尋舊跡，得一破石，有銘雲：中嶽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慟，又人歌之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魏鄭道昭傳】雲為光州刺史，轉青州刺史，在二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為吏民所愛。不言刺兗州事，或恐光州悮也。」
【欽定河南通誌】對鄭道昭的介紹則較為簡略，僅提及他的生平胡官職，與杭世駿的記載相似。書中提到：「鄭道昭，字僖伯，開封人，羲次子。少好學，綜覽群言。元魏文帝時，歷官國子祭酒、光、青二州刺史，入為秘書監，加平南將軍，卒謚文恭。道昭在二州，政寬厚，不任威刑，為吏人所愛。」
龔自珍，作為乾嘉時期的思想家，對鄭道昭的關註點在於其道家思想。龔自珍表示「余平生不憙道書，亦不願見道士，以其剿用佛書門面語，而歸墟只在長生，其術至淺易，宜其無環文淵義也。獨於六朝諸道家，若郭景純、葛稚川、陶隱居一流及北朝之鄭道昭，則又心憙之，以其有飄搖放曠之樂，遠師莊周列禦寇，近亦不失王輔嗣一輩遺意也，豈得與五鬥米弟子並論而並輕之邪？」
從宋代到清代乾隆年間，文獻中對鄭道昭和雲峰山石刻的關註逐漸增加。然而，這些文獻主要關註的是鄭道昭與雲峰山石刻的金石學意義，對其書法成就的關註較少。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何乾嘉以前的學者對鄭道昭的書法成就采取漠視的態度？這需要進一步探討。
二 晚清贊譽過江鯽，名人爭學鄭道昭
在清朝的中後期，隨著乾嘉學派在學術界的繁榮昌盛，金石學這一領域亦迎來了它的黃金時代。眾多書法愛好者借此機會得以一窺諸多名碑的堂奧，鄭道昭及其在雲峰山的石刻作品，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關註和重視。據晚清時期的資料顯示，專門研究鄭道昭及雲峰石刻的學者多達56位。其中，阮元的【山左金石誌】、吳式芬的【捃古錄】、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楊守敬的【滎陽鄭氏碑】、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方若的【校碑隨筆】等作品，尤為學界所推崇。
在這一時期，關於鄭道昭書法藝術的探討，亦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透過梳理這些學者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鄭道昭及其作品在書法界的地位是如何一步步穩步提升，又在某些時刻實作了飛躍性的發展。
在晚清時期，眾多書家醉心於臨摹鄭道昭及雲峰諸山的石刻作品，其中以趙之謙和康有為最為傑出。趙之謙，作為晚清碑學領域的巨擘，對六朝時期的刻石藝術有著獨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他在【章安雜說】中表達了對六朝古刻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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