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羽箭與六神馬：唐太宗武功傳奇｜新知 - 國風

2024-03-27國風

文博時空/文 文博時空作者巍嶴 在中國千年的帝王史中，唐太宗李世民（599年1月23日—649年7月10日）以其非凡的治國理念和傑出的軍事才能獨樹一幟。明太祖朱元璋曾言「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

李世民四歲那年，一名看相的書生稱其為「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李淵聽後很害怕，趕走了算命先生，但心中暗喜。

李世民少年從軍，曾往雁門關解救隋煬帝。首倡晉陽起兵，拜右領軍大都督，受封敦煌郡公，領兵攻破長安，拜尚書令、光祿大夫，受封秦國公、趙國公。唐朝建立後，領兵平定薛仁杲、劉武周、竇建德、王世充、劉黑闥等割據勢力，為唐朝的建立與統一立下赫赫戰功，拜「 天策上將 」，封「秦王」。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日（626年7月2日），發動「玄武門之變」，殺死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被冊立為皇太子。八月初九日，唐高祖李淵退位，李世民登基，開啟了23年的貞觀之治。他對外開疆拓土，攻滅東突厥與薛延陀，征服高昌、龜茲和吐谷渾，重創高句麗。設立安西四鎮，與北方地區各民族融洽相處，獲得尊號「 天可汗 」。至公元652年（唐高宗永徽三年），唐朝人口達到380多萬戶，貞觀之治奠定了唐高宗、武則天、唐玄宗年間大唐盛世的基礎。

唐太宗立像軸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

危急時刻，大箭顯神威

無論是從武學的角度，還是國家軍事的角度，射箭都是重中之重。【唐六典】武庫令所掌的十二種兵仗器械中，弓、弩、箭排在軍鼓、金後面，刀、槍的前面。考慮到遠射武器在戰場上的殺傷力和實用性， 弓箭組合排在武器之首 。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圖

【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圖】卷中繪制有持弓仙人的形象。這種長梢角弓弓梢細長，弓型優美勻稱。在弓臂上似乎還繪有虎皮紋飾、華美異常。

李世民武功的高強離不開家庭環境的熏陶。唐高宗李淵是武將出身，精於騎射，箭術高超。李淵的妻子竇氏是周武帝的外甥女，竇氏的父親竇毅覺得女兒才貌雙全，「不可妄以許人，當為求賢夫」（【舊唐書】），於是在門屏上畫了兩只孔雀，讓上門求婚者持二箭射之，相約射中孔雀眼睛的人，才能把女兒許配給他。當時前後數十人誰也射不中，唯獨李淵發二箭，各中一目，因此成婚。

在父親的影響下，李世民自幼便喜愛射箭，且臂力驚人，一般的弓矢無法滿足他的要求，所以他的弓長達兩米。不尋常的弓用不尋常的箭，太宗喜歡用的箭也比尋常箭長出四寸，常箭兩羽，此箭四羽。 現在認為四羽箭飛行中穩定性比兩羽箭更好，但風阻也更大，增加長度與重量，可以達到提升箭速與保障殺傷力的目的。 這意味著，要等到敵人沖得更近，才能射出。

高昌角弓

角弓主要由動物筋腱、竹木、牛羊角和動物膠制成，一般短小靈活，利於在戰車或戰馬上作戰。 高昌角弓是目前唯一出土的唐代時期的角弓 。

李世民十八歲那年，協助父親李淵鎮守太原，李淵帶兵禦敵，深入亂軍之中，不幸被包圍。就在這時，「太宗以輕騎突圍而進，射之，所向皆披靡，拔高祖於萬眾之中。」（【舊唐書】）

攻打劉黑闥時，太宗帶著他的親衛軍直接沖入敵軍。劉黑闥政權是受突厥支持的，軍中有突厥軍隊。戰場上，突然一個敵軍將領，勇猛異常，直奔太宗而來。就在雙方即將交戰之際，太宗拿起他的特制四羽大箭，一箭射中了那位敵將的胸口，箭矢穿胸而過，那將領當場倒下，命喪黃泉。之後，這支四羽大箭被送到了北方的部落，突厥人看到後都驚嘆不已。

太宗還經常只帶少數輕騎兵出擊，一次遇到劉黑闥軍中的三位勇將。太宗的部下都建議他避開這些強敵，但太宗不聽，決定迎戰。等到敵人快接近時，太宗連射三箭，每一箭都精準無比，將這三名敵將一一射殺，立即震懾住了敵軍。

李世民21歲（620年）討伐另一個與突厥有密切聯系的劉武周軍隊時，也是用箭如神。【資治通鑒】記載，一天，李世民帶著一個騎兵去偵查敵情，途徑一片草原高地時，因為太累兩人都睡著了。突然一只老鼠為躲避毒蛇而爬到了騎兵的臉上，騎兵被驚醒，他睜眼一看，發現周圍全是敵兵，鋼刀利劍直晃眼睛，騎兵大驚，催促李世民上馬，沒跑多遠，就被敵軍追上了，「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

持弓儀衛圖

長弰弓，得名於其較長的弓弰和相應較短的弓臂，是中國歷史上流行的時間最長的弓形，自漢至明前後出現約十五個世紀。將弓弰制長利於發揮杠桿效應而省力，同時便於穩定射擊。

唐王朝建立之初，為了對抗突厥，太宗經常在顯德殿親自訓練士兵射箭技巧，表現優異者還會獲得弓、刀、帛等賞賜。太宗身體力行，教習武藝，唐軍積極整軍備戰，「數年之間，悉為精銳」，最終取得了對突厥作戰的勝利。因此，太宗在平定東突厥後的翌年接連舉行「 大射禮 」進行慶祝。

射禮，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禮儀，從先秦時期到宋明時期，無論是國家層面的大射禮還是民間主導的鄉射禮，一直延續，生生不息。古代的射禮有四種，分別是大射、燕射、賓射和鄉射，大射禮是天子、諸侯祭祀前選擇參加祭祀人而舉行的禮儀，唐代以後算為軍禮定為國家之事。

擊退突厥，朕只需6人

李世民具有超越常人的氣度與智慧，他的勇氣不僅體現在揮劍沖鋒之中，更在於他危難之中依舊能保持冷靜。 公元626年7月，頡利可汗率領40萬突厥騎兵長驅直入，距離長安只有咫尺之遙。頡利可汗得意洋洋地派遣大將執失思力出使大唐，他對李世民揚言：「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對於突厥人的露骨威脅，見慣了大風大浪的李世民卻絲毫不懼，對執失思力說，你們突厥背棄盟約，犯我疆界，殺我百姓，如今還敢誇耀你們兵力強大？我今天先殺了你！執失思力被迫向李世民乞求活命，還向他吐露了頡利可汗和突利可汗素有矛盾，突厥軍中人心不齊的情報。聽完執失思力的話，李世民逐漸胸有楚竹，於是做出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 擊退突厥，朕只需要帶6人！

李世民仍力排眾議，毅然帶著包括房玄齡在內的6人馳出宮門，到了渭水河畔，與黑壓壓的突厥主力對峙。隔著橋，李世民指著對面的頡利可汗，大聲叱罵其不受信義，顯得不慌不忙、有禮有節。雖然只帶6人，但李世民身後仿佛有千軍萬馬一般。 在李世民的震懾下，數十萬突厥騎兵硬是不敢上前一步，相反諸多突厥酋長忙不叠地爬下馬，向李世民跪拜。 緊張的對峙中，唐軍主力陸續從長安城中湧出，一時間「旗鎧光明，部隊靜嚴」。在唐突雙方的心理戰中，李世民再次占據上風。最終，李世民與頡利可汗達成了協定，頡利可汗引兵退走，長安城的危機被李世民成功化解。

昭陵六駿與最強「馬政」

李世民雖然化解了突厥危機，也從突厥身上看到馴養戰馬的重要性，因為馬是突厥的重要戰略資源。突厥各部擁有騎兵少則10萬，多者達到40余萬，總計戰馬百萬計，唐朝初期不時對邊境進行侵襲騷擾。

在唐太宗時期充分發揮良馬作用，為唐朝馬政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所謂「馬政」，是統治者決定施行的管理全國範圍內馬匹生產及套用的相關政策。為了實作馬匹的有效管理，唐朝建立了馬籍制度，給馬登記造冊。與該制度相匹配的是唐代獨特的「馬印制」，在馬匹的某一部位打上烙印，在馬匹年幼之際便開始挑選，以便日後更進一步地培養。唐代馬政被後世公認為「 中國馬政的高峰 」，漢武帝時不到20萬匹，至漢景帝時達30萬匹。唐朝初期僅僅是隴右的官方養馬場，就有70.6萬匹。【新唐書】載：「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就是因為唐代對馬政極其重視。

對李世民而言，戰馬是他實作輝煌成就和擴充套件帝國疆域不可或缺的夥伴。 貞觀十年他下令修建陵墓時，以跟隨自己出生入死，屢立戰功的六匹駿馬為原型制作石雕，樹立在昭陵陵園之內。 這些石雕充分顯示出李世民對這六匹戰馬的深厚感情，同時也是在告誡後世子孫大唐創業的艱難歷程，後人稱這組石雕為「昭陵六駿」。

特勒驃

青騅

什伐赤

什伐赤是一匹來自西域龜茲國王進獻給隋煬帝的「汗血寶馬」，此馬到長安後，思念故土，食欲驟減，日夜鳴叫。隋煬帝見此馬倔強難馴，就不再理會。到李淵兵進長安時，「什伐赤」原本矯健的身軀已是骨瘦如柴，赤紅的毛色也已漸黯淡，難見昔日風采。 意外的是，什伐赤見到李世民竟流了淚。李世民急忙命人把「什伐赤」牽到自己府中，親自精心餵養，什伐赤又恢復了昔日雄武的風姿。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統率十萬唐軍東擊占據洛陽自稱鄭王的王世充。一日，李世民乘「什伐赤」與幾位將領率領五百輕騎登上北邙山的魏宣武帝陵，想要看看洛陽城內的敵情，突然被王世充率領的大量士兵包圍。李世民見敵眾我寡，急忙率眾將向山下唐營奔去。敵軍將領單雄信手持金釘棗陽槊，直奔李世民而來。電光火石之間，尉遲敬德策馬趕來，刺中單雄信，將其挑落馬下，掩護李世民沖出包圍圈。

但危機並沒有解除，敵軍深知「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王世充的軍隊一齊瞄準李世民的坐騎「什伐赤」射箭，「什伐赤」身中五箭，但為了主人的安全仍然蹄下生風，快似閃電，載著李世民沖出包圍，很快甩掉追敵，返回唐營。唐軍將士正要慶賀主帥遇難脫險之際，「什伐赤」卻長嘯悲鳴，未等李世民下鞍就轟然倒地。這時， 李世民才發現雖然發現自己毫發無傷，而「什伐赤」卻身中五箭，由於跑得太快，失血過多而亡。 李世民回憶起「什伐赤」伴隨自己南征北戰的歲月，不禁悲痛落淚。

颯露紫

拳毛騧

拳毛騧是代州(今河北代縣)刺史許洛仁在武牢關前獻給李世民的坐騎。拳毛騧周身卷毛， 在唐人看來，卷毛馬是成色不好的馬，但李世民並沒有「以貌取馬」，騎過後斷定拳毛騧是一匹良馬。

白蹄烏

每一匹馬都與李世民並肩作戰，經歷了生死考驗，它們的忠誠與勇敢成就了李世民的偉大事業。昭陵六駿的故事，在唐代乃至之後的歷史長河中，一直被傳頌為忠誠與勇敢的象征，也反映了李世民不僅是一位英明的君主，更是一位情感豐富、重情重義的人。

唯奉三尺之律，以繩四海之人

貞觀年間,唐太宗君臣在治理國家中總結吸取歷史教訓，提出了「先存百姓，安人寧國」、「禮法合一，依法而治」、「守文奉法」等治國安民的法律思想，並將其運用於貞觀法制的實踐中，取得了空前絕後的社會效果。

唐律

貞觀元年，唐太宗任命正直的戴胄為大理寺少卿。在朝廷用人時，個別士人為了金榜題名弄虛作假，「詐偽資蔭」。【貞觀政要】記載，唐太宗下了一道「令其自首，不首，罪至於死」的敕令。結果應選的柳雄隱瞞了偽造的資歷，事後查獲，案歸大理寺判決，戴胄據法斷為流刑。太宗卻認為戴胄沒有按他的敕令判處死刑，讓他失信於天下。在戴胄看來，判決應該依照法律條文，唐太宗盛怒之下的旨意，不符合成文法的規定，國家立法的目的在於司法，才能取信於天下，君主切不可以一時的感情沖動之言取代國法，否則就會廢國法而失「大信」。唐太宗認為戴胄說的有道理，最終收回成命。

李世民設立了「九卿議刑」制度，這在法律史上尚屬首次。 要求死刑案件必須由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官員和尚書九卿共同討論決定，旨在防止冤枉錯殺的發生。 貞觀五年，他將原有的死刑復審制度「三復奏」改為「五復奏」，以加強對死刑案件的審查力度。 李世民曾因憤怒錯殺了大理丞張蘊古和交州都督盧祖尚，此後深感自責和後悔，認為即使有「三復奏」的規定，也未能有效防止誤殺，因此決定實施「五復奏」，即在判決前二日內進行復奏，並在執行當日再進行三次復奏，以確保決策的審慎，避免冤案。同時，他還規定了即使法律判定應當處死的犯人，如果門下省認為有值得同情的也可以上報皇帝，尋求減免死刑的機會。 這些改革意在改變隋末輕易定罪的局面，體現了李世民對生命價值和司法公正的高度重視。

貞觀時期在李世民的治理下，社會夜不閉戶，道不拾遺。貞觀四年（630年），全國判處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貞觀六年（632年），死刑犯增至290人。這一年的歲末，李世民準許他們回家辦理後事，第二年秋天再回來就死（古時秋天行刑）。結果，第二年秋天290個囚犯全部回還，無一逃亡。

君臣魚水

根據【貞觀政要】，李世民認為「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 君王需要臣子的忠誠和輔佐來治理國家，臣子則需要君王的領導和庇護以實作個人價值和社會責任。這種關系就如同魚與水的關系一樣，缺一不可，相得益彰。

唐狩獵人物圖

唐太宗經常透過歷史人物和日常生活的例子感受到自己認識的局限。貞觀初年，他本認為自己對射箭技藝頗為精通，但當他收到幾十張看似上好的弓後，交給工匠鑒定，結果被告知這些弓材質有缺陷，不算是好弓。這件事讓他認識到自己並不是全知全能的， 世上的事務，自己不能樣樣通曉! 他曾與房玄齡討論，指出有的文人和技藝人士總認為自己無人能敵，但一旦與真正的大師相比，優劣立判。由此，唐太宗總結出，自我認識才能達到明智，這才是最難的，並進一步指出， 作為一國之君，每天要處理無數事務，單靠一個人來決策，即使再怎麽勞心費力，也難以盡善盡美。

三梁進德冠

徐懋功是唐朝開疆拓土的主要戰將之一。1971年，考古人員在他的墓葬之中發現了一件稀世珍寶。 這珍寶就是被稱為國寶的「三梁進德冠」，這件文物也成了中國保存最為完好的唐代帽子實物。 唐太宗借鑒前朝的帽子樣式，做出來自己戴的帽子，後來為了感恩武將的貢獻，就將這個帽子分別設計成了三梁、兩梁、一梁三種樣式，並送給品級不同的親信武將，以表彰他們的貢獻，三梁進德冠也見證了李世民與徐懋功之間的深厚情誼。

魏征像

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是唐朝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最為人稱道的品質是 他敢於直言進諫的勇氣和堅持正義的精神。 貞觀八年，陜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觸怒了李世民，李世民認為這是毀謗。魏征進言，從前賈誼在漢文帝時上書，曾說到可以為帝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為帝王長嘆息的事有六件。從古以來上書奏事，往往言辭很激切，如果不激切，就不能打動人主的心。言辭激切就近似毀謗，陛下你應該仔細想一下這樣的事對還是不對。李世民覺得魏征說的有道理，下令賞賜給皇甫德參帛二十段。

唐白釉執壺

執壺是唐代十分流行的酒器，唐人也稱其為「註子」。

魏征與李世民除了在朝堂上能合作無間，生活中也私交甚好。隨著絲綢之路的開辟，葡萄與葡萄酒逐漸傳入中國，深受王公貴族的喜愛，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太宗最喜歡的葡萄酒便是由魏征釀造出來的。一日，魏征攜帶著自己親釀的美酒，讓唐太宗先來品嘗，唐太宗細細品味了良久，大為贊賞，即興賦詩一首「醽醁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敗。」並將魏征所釀之酒賜名曰「醽淥（líng lù）、翠濤」（據考證是一種白葡萄酒，顏色比醽醁深一些）。「蘭生」是漢武帝時用百花所釀的珍貴名酒，玉薤（yù xiè）是隋煬帝時宮中名酒，魏征釀的酒勝過這些名酒，可見魏征水平之高，太宗還曾戲言「黃金一鬥，不如魏征一口！」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唐原碑現已無存，宋刻碑陜西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此石碑是唐武德九年（626年）被雕琢而成，其上記載的是授予儒家先賢孔子的三十三世孫孔德綸爵位和榮譽稱號的過程及其相關事宜。碑上的字是由虞世南撰文並書丹楷書。碑刻於唐貞觀年間，不久即毀。

虞世南在書法方面造詣頗高，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相傳，虞世南對「戈」字有著獨到的見解，有一次唐太宗正在練習「戩」這個字，但對於其中的「戈」字部份卻無法滿意，於是便讓虞世南來幫忙完善，結果兩人的合作成果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贊賞，並拿去問大臣魏征是否像樣？魏征看了之後回答「戈字頗逼真」，又讓魏征說中了。

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宋拓本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歐陽詢書寫的【九成宮醴泉銘】，就是由魏徵撰文，刻於唐貞觀六年（632年）。內容描述了「九成宮」的歷史背景及其宏偉壯麗的建築風格，贊美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軍事才能與文化修養，同時也強調了他勤儉節約的生活態度，還詳細記錄了在皇宮中發現了甘甜清澈的水源——醴泉的過程，並引經據典解釋說，這種水源的存在正是由於皇帝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質，從而提出「居高思墜，持滿戒盈」的諫諍之言。

初唐銅鏡

貞觀十七年，六十四歲的魏徵病重，將不久於人世。李世民聞訊後親自到魏徵家中探視，與他交談良久才回宮。貞觀十七年正月魏徵病逝，李世民下詔追贈魏徵為司空、相州都督，並輟朝五日，與百官一同參加魏徵的喪禮，痛哭流涕。【舊唐書】記載：「帝親制碑文，並為書石。」唐太宗悲痛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貞觀政要】）他頒布詔令，號召臣僚們以魏征為榜樣，做到直言無隱。唐太宗特地登上淩煙閣，默默地對著魏征的遺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詩: 「勁篠逢霜摧美質，台星失位夭良臣。唯當掩泣雲台上，空對余形無復人。」 表達了對諫臣無限的哀思與悼念。

更多相關文物：

1、五經正義

漢末以來，長期變亂，儒家典籍散佚，文理乖錯，且師說多門，章句雜亂。為了整頓混亂的經學，太宗下令召詔命孔穎達與多位學者共同編撰【五經正義】。包括【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五種，分別以王弼、韓康伯的【周易】註，偽孔安國的【尚書】傳，毛亨的【詩】傳和鄭玄的箋，以及杜預的【春秋左氏傳】註作為基礎。【五經正義】共180卷，成為士人應明經科必須頌習的標準本，對唐代政治生活與學術發展以及宋代理學的形成都有一定的影響。

2、步輦圖

公元640年（貞觀十四年），吐蕃王松贊幹布仰慕大唐文明，派使者祿東贊到長安通聘。【步輦圖】所繪是祿東贊朝見唐太宗時的場景。現存畫作被認為是宋朝摹本，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以畫卷中軸線為界，左邊依次是身著紅袍的典禮官，穿著藏服、拱手而立的祿東贊以及著白袍的通譯者，三人謙遜有禮，精明幹練。相比之下右邊畫面更為豐滿，唐太宗身著赭黃色衣袍，目光深邃，神態莊重，端坐在由六名宮女擡著的步輦之上，從比例上看，唐太宗明顯比其他人體型更大。這是傳統畫中凸顯主要人物的經典技法。但同時閻立本對比例的把握又十分精確，使得唐太宗高大而不失協調，很好地展示唐王朝帝王的威儀。旁邊三位仕女或擡屏扇或舉旌旗，姿態或側或立，紅色短襦長裙增添喜氣祥和的氛圍感。畫面布局一張一弛、一柔一剛，富有韻律感和鮮明的視覺效果。

3、晉祠銘碑（局部）

此碑為唐貞觀二十年正月刻制，唐太宗李世民禦制禦書，現存山西太原市晉祠內。碑的四面都刻有文字。碑陽面的文字記唐立國後的文治武功並歌頌唐初的治國方略。碑陰刻有長孫無忌等功臣的姓名。碑的左右兩側刻有宋朝人遊覽時書勒上石的文字。【晉祠銘】運用圓筆、藏鋒、行楷字型，遒勁渾厚，含蓄秀美，全屬王羲之一路，被稱為僅次於王羲之【蘭亭集序】的書法佳作，有「 中國第一通行書大碑 」之譽。更令人驚奇的是，【蘭亭集序】全篇324字，共28行，其中20個「之」字、7個「不」字，各有特點而不雷同。而【晉祠銘】全篇1023字，也是28行，其中40個「之」字、12個「不」字，也與【蘭亭序】一樣互不雷同，而且更有所創新。

4、溫泉銘（拓本）

這篇【溫泉銘】為唐太宗李世民所作，他為了紀念驪山的溫泉而創作了這幅行書碑文，刻於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然而，原本的石頭已經不見蹤跡，目前我們只能透過拓印版本來欣賞。更可貴的是， 【溫泉銘】是現存最早的拓本 ，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近代俞復對李世民【溫泉銘】給予了很高的贊譽：「伯施（虞世南），信本（歐陽詢）、登善（褚遂良）諸人，各出其奇，各詣其極，但以視此本，則於書法上，固當北面稱臣耳。

5、帝範

【帝範】是唐太宗李世民自撰的一部論述為君之道的政治文獻，成書於貞觀二十二年。李世民告訴太子李治：「飭躬闡政之道，皆在其中，朕一旦不諱，更無所言。」書中，唐太宗對為政者的個人修養、選任和統禦下屬的學問，乃至經濟、民生、教育、軍事等事務都做了頗有見地的闡述。

6、雁塔聖教序（拓本）

【雁塔聖教序】亦稱【慈恩寺聖教序】，是書法史上著名碑刻作品，唐代的褚遂良的楷書代表作。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石，凡二石，兩塊碑石分別鑲嵌在大雁塔底層南門門洞兩側的兩個磚龕之中，兩碑碑額、碑文書寫方向互相左右對稱，兩碑共1463字。上碑為序碑，全稱【大唐三藏聖教序】，位於塔底層南面券門西側磚龕內，唐太宗李世民撰文，碑文21行，行42字，由右而左寫刻；下碑為序記碑，全稱【大唐皇帝述三藏聖教序記】，位於塔底層南面券門東側磚龕內，唐高宗李治撰文，碑文20行，行40字，由左而右寫刻。

7、三藏聖教序碑

貞觀二十二年八月，唐太宗為玄奘新譯佛家經典禦制【聖教序】。高宗時為太子，又作【聖教序記】。弘福寺沙門懷仁以當時所存王羲之書跡，將太宗【聖教序】和太宗答敕、太子【聖教序記】和答敕以及玄奘轉譯的【心經】1900余字，一一集出，歷時二十多年，鹹亨三年（672）刻成此碑。

碑文選自王書各帖，如知、趣、或、群、然、林、懷、將、風、朗、是、崇、幽、托、為、攬、時、集等字皆取自【蘭亭序】。唐宋以前，能夠有幸看到王羲之真跡的人總是鳳毛麟角。 【懷仁集王聖教序】碑刻立後，大規模的傳拓隨即展開，對王羲之書法的廣泛流傳以及王者地位的確定起到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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