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1951年，從北京來了一位畫家黃胄。我們南疆軍區政治部奉首長指示熱情接待了他。不僅安排了他住處，而且還派戰士照顧他的生活。看黃胄雖然年紀大點，仍像一個普通軍人，穿著很隨便，吃飯不講究，外出畫畫也不讓人跟隨，特別奇怪的是他專門研究畫毛驢。我記得，他從疏勒走路6公裏到喀什噶爾河邊的七裏橋旁，坐在那裏畫毛驢。因為那裏的維吾爾族老鄉的毛驢很多，無論男女老幼多騎著毛驢去喀什趕巴紮，回來時還馱著他們買的衣物、食品等東西。有的農民全家坐著毛驢拉的小車到喀什城中遊玩，大人小孩歡笑在一起。而黃胄卻不厭其煩，一畫就是一天，中午在那橋旁楊樹下休息，吃著和維吾爾族老鄉一樣的涼水泡饢。因為喀什毛驢雖小但力氣大，而且顏色也有不同樣，加上附近農村小毛驢也很多，既調皮又可愛。所以，他對景寫生，越畫越高興，到晚上才回來吃飯，還要繼續描畫那些毛驢。
我們當時對他的所作所為，還有點不理解，毛驢有什麽畫頭，何必費那麽大的勁。而他則很少說話，和我們文化科的同誌保持著友好關系。那時，我們也未見到他有什麽驚人的畫作。幾天後他拿走的是一大摞素描寫生的畫稿，人走了，我們也就不記得黃胄了。
同樣當時我還陪伴過的一位軍教作家黃碧野，曾為他存取疏附縣農村中種出的從蘇聯引進的烏克蘭小麥豐收景象照過相。接著，還深入農村存取，吃過農民家庭中的「烏麻什」（包谷稀飯泡幹饢）。只是他存取的時間太長直到深夜，我們出門後，因天氣很黑，我竟也迷了路。幸虧我認出北鬥星，確定了方向才帶著他走出了那林蔭小道環繞的村落，而後上了公路才走回到疏勒軍營，差不多天都快亮了。不過，兩年後我就看到他寫出了一本【陽光燦爛照天山】的紀實文學書，書中不僅廣泛寫了天山南北的農村、牧區和城市的巨大變化，而且寫到了我曾陪他到喀什農村存取後，在黑夜中迷路的事，只是沒寫我的名字，給我留了點面子。
當時還有一位從陜西來的作家齊鳴，他在我們文化科住了很久。也寫過有關喀什變化情況，上過【新疆日報】。但很快他被調到迪化(烏魯木齊)工作，以後還當了新疆文聯的領導。原來齊鳴在延安時就是一位有名作家。
至於黃胄，我們是在兩年後，才知道他已是中國一位出名的畫家。因為他畫毛驢惟妙惟肖，一舉成名。聽說他的一幅「百驢圖」曾售價兩萬元。我在吃驚之余，才想起他在七裏橋旁描畫維吾爾族農民的毛驢情景，從而也敬仰他那種精心作畫，終獲豐收的藝術成果。
1962年冬，在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時，黃胄又來到新疆深入存取了參加這次戰鬥的幹部戰士，不僅畫出了悲壯的喀喇昆侖山上英勇戰鬥的場面，也畫出不少參戰立功指戰員的速寫，特別是「風雪高原兩姐妹」所畫的立功護士黃屏蘭和張立雲的素描，已成為我編入【雪山凱歌】——中印邊境西線自衛反擊作戰紀實書中一幅絕作。這正說明了黃胄革命一生，熱愛祖國，用畫筆投入革命洪流的堅強決心。
但到文化大革命時期，一陣黑風到來，他被說成是「驢販子」「黑畫家」，從而被打倒在地，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誣陷。因為那時，我曾到新疆軍區副政委、獨臂將軍左齊家看到過他客廳墻上掛了一幅黃胄的毛驢畫。當軍內造反派起來批判左齊是「右傾主義」「牛鬼蛇神」保護傘時，不僅指出他包庇丁朗、楊伯達等所謂「右派」的罪行，也以他墻上那幅毛驢畫，說他勾結「毛驢販子」黃胄等。
這些被顛倒了的歷史事實，數年後就很快糾正澄清了。這正說明「左齊不左、光明磊落」，他愛護革命的文藝工作者沒有錯，像丁朗以後任新疆軍區文化部長，楊伯達被任軍區史誌辦的主編，他們以前寫過的文章，出過的書再次被宣揚，而黃胄的名氣就更大了，在中國書畫界獨樹一幟，並在北京修建了黃胄紀念館。因此，我曾在北京參觀了剛開過奧運會的著名建築「鳥巢」和「水立方」後，也到附近參觀了黃胄那個豪氣十足的紀念館，並在他的銅像前照了一張像，以彌補他在喀什畫毛驢時，未能給他照下一張像的遺憾！
與此同時，我接受了南疆戰友解承海仿黃胄畫風，創作的一幅維吾爾族老大爺帶著孫女騎著毛驢趕巴紮的水彩中堂畫，我看了很高興，配了老戰友寫趙雲浮題寫的一幅對聯掛我書房中，總算是我也欣賞了黃胄的毛驢畫風。
在這裏，我特別向大畫家黃胄表示感謝，用三幅照片以表我敬愛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