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进入1949年，国民党是流年不利，无论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遭到严重失败，特别是军事，更是不堪回首。自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军队的精华损失殆尽，已无法阻挡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
4月21日，解放军强渡长江，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江南。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首脑机关南逃广州。5月27日，上海解放，国民党顿失经济重心。然而，出浙江，进福建，占湖广，人民解放军锋芒所及，国民党军队或被歼，或溃散。不出数日，江南已悉数落入人民解放军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成立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常时期处置一切的最高权力机关，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重新恢复了一人独裁。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蒋介石决定仿效八年抗战的作法，以大西南作为他在大陆的最后基地，积蓄力量，伺机反攻。
入秋以后，在短短的两个多月时间内，蒋介石却两次从重庆来到成都，引起国人关注。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带领蒋经国飞到重庆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称：「所望我全川同胞，完成民族革命而努力」。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布置西南防务。蒋介石命令胡宗南所部14万余人倚仗秦岭山脉为第一道防线，倚仗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第二道防线，企图以此阻挡解放军从北面入川。在川东方面，命令宋希濂部两个兵团置于鄂西北，与驻守巫山、奉节的孙元良兵团构成一道防线，扼守川东大门。又以桂系部队10多万人保守滇黔后方，云南的卢汉、李弥控制昆明等战略要地，保持通向国外的通道。在川南，蒋介石命令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分散在湘黔公路两侧，保卫四川南大门。
9月12日，蒋介石飞抵成都凤凰山机场，开始了他自抗战胜利之后的第一次成都之行。此行在成都住了五天。蒋介石似乎是一天当做一年用，整日忙于接见川中各方面人物，宣讲自己坚守西南的决心和信心。9月14日对成都军校学生进行了检阅，几千名军校师生集合在大操场上接受蒋介石检阅。由于检阅中发生意外，40分钟便早早结束。但在蒋介石看来整个成都之行，达到了预期目的。因此，当9月17日蒋介石离开成都前往重庆时，他是满怀信心和喜悦登上飞机的。
但事与愿违，蒋介石的任何努力已不可能挽救国民党覆灭的命运。进入11月，人民解放军杨勇兵团四个军从湘西芷口沿川黔公路西进；13日解放贵阳，防守贵州的何绍周兵团残部被迫退入云南。同时，陈锡朕兵团也由湘鄂西沿川鄂、川湘公路进军四川。防守川东门户的宋希濂部连丢建始、恩施，退守彭水，企图依托乌口顽抗。
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迫使蒋介石于11月14日再次飞到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御，但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蒋介石的任何努力都无济于事。没过几天，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响彻了嘉陵江畔，坐镇重庆的蒋介石感到处境不妙，已有火烧屁股的感觉。便于11月30日天不亮就率领顾祝同、钱大钧等爬上飞机逃往成都。他的飞机刚起飞半小时，解放军就挺进了重庆市区。蒋介石事后得知这一情况，心头一震：好险，差点成为共产党的俘虏。
蒋介石一行风尘仆仆，第二次莅临成都，又住进了北较场黄埔军校内的黄埔楼。比起9月份第一次来时，此时蒋介石的心境又大不一样。上次是想把成都建为反共复国的重要基地，因此上上下下打点，方方面面照顾，以安抚人心，稳定局面。
11月30日再次来成都，这次已带有明显的亡命色彩。在他逃来成都的第三天，12月2日亲自召集了有党政军各方面负责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按蒋介石本来的设想，国民党在大西南地区的战略部署应该有三步棋：上策是争取固守大西南，以图重温抗战时的美梦，但随着贵阳、重庆的相继丢失，这一步已落空了；中策是固守川西北和西昌一隅，以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再图反攻，东山再起；下策是退守台湾。12月2日的军事会议，主要就是围绕中策来做文章，进行军事部署，策划"川西大会战"，力争让胡宗南部在成都附近打一个漂亮仗，迟滞一下解放大军南北两线的夹击包围之势，再从容转向西昌，给国民党最后的逃亡留下一个光荣的尾巴。
但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不给蒋介石任何喘息之机。重庆解放后，刘伯承亲率陈锡联第三兵团、杨勇第五兵团继续西进，连克简阳、仁寿、乐山、彭山、大邑等地，切断了国民党的南逃之路。同时，贺龙率周士第第十八兵团由川北南下，连克广元、剑阁、绵阳，逼近成都。反观国民党军已军无斗志，溃不成军，四散奔逃，各寻出路，蒋介石要依靠他们来进行川西会战，只能是一厢情愿。
当天，他就召集张群、刘文辉、邓锡侯、王陵基、王璜绪等人谈话，在讲话中，蒋尽力掩饰从重庆溃逃及川东惨败的真象，把它说成是有计划的战略转移，并吹嘘在川西会战的有利条件，把希望寄托在胡宗南集团身上，要求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与胡宗南合作，并向刘、邓、潘、询问对川西决战的意见。但刘文辉等三人深知这是蒋介石拉拢人心的一贯做法。在此全国解放日益逼近的时候，国民党的失败已是不可避免，他们当然不愿作蒋介石的殉葬品，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产生了脱离国民党阵营，加人人民阵营的打算，因此对蒋介石的拉拢和垂询一概虚予应付，暗地里却加紧起义的准备。而就在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南北压迫日益向成都逼近，这使得蒋介石整天六神无主，坐立不安，每天对着军事地图发呆，他知道，事已不可为。
对蒋介石来说，最头痛的是不断传来各地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的消息。面对这众叛亲离的局面，蒋介石最关注的是在自己周围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等人的动向，因为刘、邓、潘既对四川地方有号召力，他们的部队又散布在成都及其周围，尤其是刘文辉，掌握了以成都逃往滇西的必要之地﹣﹣西康，一旦他们发难，蒋介石的退路将全部被切断。在这种的情况下，蒋介石有了身居虎穴狼窝的感觉，而种种迹象表明，刘、邓、潘、卢正蠢蠢欲动。蒋介石知道，他们的背叛只是迟早而已。
云南，是国民党逃往国外的必经之地，昆明是由蓉飞台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因此蒋介石派了张群去昆明，要他汇同其嫡系李弥第八军、余程万第二十二军一起挟制卢汉，但12月9日，张群却从昆明打来了一个不祥的电话。这一切使蒋介石感到危险正在逼近自己……局势的迅速恶化，强化了蒋介石早日离开成都的决心。12月9日，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分別宣布起义。解放軍尚未兵临城下，蒋介石在成都就已无法立足，12月10日，即慌慌张张地飞离成都，到达台北。
二战时的蒋介石和美军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