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事爆发以来，冈村宁次一直注视着汤恩伯部的动向。
他认为，在重庆军当中，第8战区的第1军和第1战区的第13军，是各战区中的精锐核心兵团。重庆军的特点之一，是核心兵团一旦被打垮，全军就会支离破碎。因此，打垮第13军，就等于打垮汤恩伯部。根据当时特别情报显示，原来在临汝、禹县的第13军第117师、第29师均向登封附近集中，第31集团军司令王仲廉也到达了登封。为了围歼第13军，冈村宁次特向参谋长大城户中将做出指示：一定要利用有利时机，歼灭汤恩伯主力第13军。此外，冈村宁次还得到情报称：登封附近的重庆军团奉命将于28、29日前后发动对日军的积极攻势。这引起了冈村宁次的注意，认为围歼第13军的良机即将到来。
故而，日本方面军参谋部不断以电话和电报的形式指示第12军：「赶快咬住第13军，予以围歼。」
因为冈村宁次十分希望抓住汤恩伯主力并歼灭，这就使第12军原来通过郾城迂回，对汤军主力实行大包围的意图逐渐被冲淡，围歼登封附近的汤恩伯第13军成为日第12军的作战重点。
4月29日，华北方面军判断汤恩伯主力在登封附近，同时李仙洲指挥下的以第29军为主力的两个军约1万人，急速向襄城、禹县方面北上，企图攻击南下日军的侧面。
在此情况下，日本方面军遂向第12军发出迅速围歼汤恩伯第13军的命令。
当时的第12军，正拟在郾城附近迂回，兵团也正按照4月27日下达的命令开始行动，因而迅速围歼汤恩伯第13军的目的很难达到。但为了按照方面军的要求行事，日第12军又一次改变作战计划，将由占领郾城再实施迂回，改为攻占许昌后即开始迂回作战，力求歼灭汤恩伯的第13军。
因此，整个战局的关键点就在许昌的得失，如果能够坚守许昌城，汤恩伯部侧击之机动兵团就能给进攻之敌以有效杀伤；如果不能守住许昌城，则非但平汉路不保，同时担任侧击之机动兵团也会陷入被包围的不利态势。
许昌一战，事关全局！
吕公良守许昌
就在日军积极调兵遣将包围许昌时，蒋介石心急如焚，他没有料到日军的进军速度是如此之快。故而4月30日蒋介石电令：「汤兵团对窜犯许昌附近之敌，应予以严重打击；对密县之敌，暂行监视，佯动牵制；孙集团军应即加强出击兵力，对当面之敌攻击。」5月1日，蒋介石再次发出号令：「守许昌之部队，应尽力支援，以吸引、牵制敌之兵力。同时，禹县应以一个军死守，并令汤恩伯兵团除监视密县之敌外，应集中全力（第12军、第13军、第29军、第85军、暂15军、第78军等），使用于禹县，与敌决战。」蒋介石希望在禹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从而达到救援许昌的目的。
汤恩伯接到命令后，迅速调整部署，以李仙洲为南兵团指挥官、王仲廉为北兵团指挥官，前驱赴敌。
此时，担任许昌防守任务的是新编第29师，该师成立于1942年冬，由原周口警卫团与其他部队合并组建而成，吕公良中将被任命为师长。最初，该师的任务是担任中牟一带新黄河河防，后划归第1战区第28集团军暂编第15军序列，到新郑进行整训。经过整训，该部连以上军官进行了调整和更换，整个部队的素质和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1944年，该师调往许昌担负守城任务。
师长吕公良，毕业于黄埔军校，历任排长、连长、参谋长、中将师长。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监修的【中国人名词典】曾有如下描述：「吕公良中将自1942年任新编29师师长，当年39岁，原籍浙江开化人，黄埔军校毕业，1938年曾任第85军参谋长，为抗战派的中坚干部。」
吕公良无愧为「抗战派的中坚干部」，他战前曾说：「守卫许昌我所担心的不是疯狂的日军，而是我军的相互配合。无坦诚相见，互相倾轧是要害死人的。」但此种情形非一个师长所能左右，他能做到的就是集合民众、坚定信心和巩固城防。
新编第29师进驻许昌后，立刻开始修筑、完善防御工事，准备迎接大战。
首先，吕公良指示部队对通往许昌的道路，直接予以破坏。官兵们利用各种工具对主要交通道路进行了破坏，其方法主要是挖掘壕沟、凹道等方式，以达到阻止日军快速前进的目的。此后，到达的日军发现：「郑州至许昌间路宽5～6米，很多地方成了深8～4米的凹道，车辆部队离开道路极难行走······每隔70米左右，就挖有壕沟（宽3米、深2米）切断路面，很少有利用价值。路外却较平坦，车辆部队可在路外通过。」
而对于许昌的城防，守军在原有城墙的根基上修建了多处明碉暗堡，筑起轻重机枪掩体，形成交叉火力网。同时为充分利用城外的护城河，还对其进行了疏浚以作为屏障。此外，在阵地前挖深、宽各4米的战壕，并同机枪掩体和营、连指挥所互相沟通，既便于通讯联络，又便于运送给养弹药。战壕外边依次设置了铁丝网和拉线地雷群。
在此基础上，吕公良进行了相应的兵力部署和任务区分。由于当时估计日军很可能从北门进攻，因而吕公良将防御重点放在了城北。该方向上主要部署了姚俊明第86团（欠1营），主要守卫许昌以北长葛和尚桥村附近的阵地；韩信策第1营守北门及外围据点，并以第2营第5连守卫城北俎庄前哨据点。在城东，主要部署了杨尚武第85团、李树森第2营，黄希增第3营，主要负责防守城东3里处的一个外围支撑点。在南门、西门方向，主要由李培芹第87团和专员公署自卫团队等地方武装负责保守。城内设城防司令部联络处，负责协调联络军政、军民各方面的事项。师部最初设在城西南，后撤至城内东大街县商会和灞陵中学。
吕公良深知，许昌守卫战，是一着险棋，更可能是一步绝棋。在此种情形下，必须坚定守卫阵地的誓死决心和良好的作战能力。为此，在紧张的备战期间，，吕公良在新编第29师内部进行了「三好」整训，即头脑好，人人一心为国；身体好，上战场能打能拼；武器保养好，打起仗来不出故障。以此来强化军事训练，整饬军风军纪，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吕公良也很清楚，城市防御战不但需要坚固的城防，同时还需要各界民众的支持。因此，在备战期间，徐公良还以城防司令部的名义，多次召集地方军政要员、商绅人士共商抗日大计。一方面，组织地方政府、大商号往城外疏散，另一方面，还责成他们组织团队、乡丁和民众策应主力守卫许昌城。
4月23日下午，吕公良亲自召开了有政、敌、军、民各界代表参加的誓师大会。他在会上慷慨陈词：「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公良愿同各位父老乡亲一起与许昌共存亡，与众将士一道保卫许昌城。」
吕公良激昂的言辞感动了台下的各界人士，与会者纷纷上台慷慨陈词：
「守土抗日不但是军人的天职，也是中华儿女的本分。」
「我们许昌民众决心做到抗日需要什么，就支援什么。」
「我们坚决做到：不通敌，不资敌，不叛国，齐心御外侮，抗击侵略军。」
「誓与许昌共存亡！」
各界民众在大会上的发言让吕公良看到了坚持的力量，同时也愈发坚定了守卫将士们的决心。
吕公良
大战前的战场是寂静的，指挥所也突然没有了前几天的忙碌，每个人都在等待，等待那跃起一击时刻的来临。
在这短暂的等待中，很多人的思绪不再是紧张的敌我态势，不再是复杂的作战地图，更多的是亲人的面孔、妻儿的嘱托，而这些凝聚着「家」的意蕴的画面却又不是日常的琐碎，而是与「国」联系的「家」，是升华了的「家」。
此时的吕公良也许想到的是战前他的妻子带着儿女从南召来到许昌时的疲倦与兴奋；想到的是他因忙于军务而不能悉心照料，只能让副官李耀廷将她们安顿在城外师部里住下的无奈；想到的是见到她们之时，却也是告别之日；想到的是他对妻子的告别之词：「我这次受命固守许昌，同日军必有一场恶战。我已抱定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假如我为国牺牲了，乃是全家的光荣，你们定会受到国家的抚恤，民众的尊敬。你要多多保重，万望把儿女们抚养好，一切都拜托你了。」
送走妻子后，参谋孙浩激动地说：「当年曹操曾在许昌称雄于世。吕师长治军之严，严于律己，令人敬仰，真像曹操割发代首那样。」
「我可没有曹孟德那样的雄才大略，但绝不像曹操那样叛汉不忠。」吕公良说，「作为一个军人，为国家为民族抵御外侮、誓死抗日是我的天职。」
「誓死抗日」的豪言壮语既表现出吕公良的抗战决心，但也许也隐含了他对可能到来战事的担心。
因为，此时守许昌城的部队只有吕公良29师的第85、第86、第87三个步兵团和一个补充团。而第86团曾投入黄河河防之战，与日军第37师团激战后，战斗力已大打折扣。而补充团主要由壮丁组成，训练不足，战斗力更弱。因此，守卫许昌的骨干兵力只有第85、第87两个团。全部守城兵力不过3000余人。而进攻的日军数量，按照日军战史记载，则达到8万余人。以3000弱兵对8万劲敌，战事未开，许昌已成死地。
明知处死地而坚决赴之者，谓之死士。死士，才是真正的勇士！
4月28日晚，各路日军开始向许昌东、西两翼推进。
4月29日夜，主攻许昌城的日军第37师团兵分三路，向预备攻击位置急进，准备在30日晨同时从北、西、南三面攻击许昌城。
4月30日晨，日军开始对许昌城发动进攻。
正如吕公良战前所料，日军的进攻重点在北线。日军首先攻击的就是第5连据守的俎庄前哨阵地。该连官兵在连长欧阳步指挥下，利用残破的寨垣、新修的工事和寨外埋设的地雷群，居高临下沉着应战。枪声、炮声、地雷声，声声如战鼓，声声夺敌命。战至中午，日军虽然连续发动四次攻击，但都在守军的顽强阻击下，被打得晕头转向，抛下十余具尸体。欧阳连长在第三次击退日军进攻时，腿部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虽然第5连官兵无一人牺牲，但由于经过激烈交战，预设阵地被敌人摧毁得无法继续发挥威力，同时部队弹药补给也基本快要耗尽。因此，第5连奉令撤回城内。
城西，日军在炮火的掩护下，突破了防御前哨阵地，该部不得已只好且战且退。至9时30分左右，守军已退至英美烟草公司旧址。这个地名之所以被后人清楚记忆，是因为守军与日军在此进行了激烈的「手榴弹战」：当时的战场已经到处是残垣破壁，守军已无法利用已有阵地在远距离予敌杀伤，而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也不能很好地发挥效力。双方的土兵已混战一处，守军士兵灵活穿梭于瓦砾中，寻机向敌方投掷手榴弹。
手榴弹用完了，那就用长枪上的刺刀和五尺身躯杀向敌人，手榴弹爆炸声、刺杀声、呻吟声在战场上弥漫、回荡······「手榴弹战」是对当时战斗场面的最好描述，它不仅见之于中方军队的回忆描述，而且在日方记载中也使用了这个名词：「7时30分，西门攻击队击溃中岳庙附近重庆军，9时30分又冒着激烈炮火，对西关附近守卫在烟草公司建筑物中的重庆军展开了手榴弹战，同时发起冲锋，占领了北半部。」
城南，日军的攻击是在中午开始。此处，有一座高16米、面积3000多平方米的思故台，这是中国守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战前，此处曾修筑了坚固的堡垒，堡垒周围挖有深5米、宽4米的壕沟，外围则是呈梯次排列的地雷群。在此守卫的第87团第3营的官兵利用轻重武器形成交叉火力沉着应战，一连打退了敌人四次进攻。日军发现强攻不下，于是从后方调来了山炮，将其推进到距思故台600米处，以直接瞄准射击方式轰击守军阵地。一时间炮声震天，烟尘弥漫，南关阵地成为了一片火海。最终，守军伤亡殆尽，思故台陷入敌手。
城东南，双方军队激烈争夺塔湾。当日军进攻南关时，守卫塔湾的第85团第6连在连长李安堂指挥下，对南关之敌积极进行侧击，严重威胁了日军的侧翼。为此，日军不惜代价，攻占了塔湾，随后在文峰塔上架起机枪和小迫击炮，掩护步兵进攻，并向城内猛轰。塔湾不夺回来，则南关势难坚守，同时城内兵力调遣也必将受其牵制。为此，团长杨尚武命令第3营营长黄希增率第2连由三里桥反攻塔湾。结果，该部在罗庄即与日军遭遇。连长吴超脱下战衣，一手握枪，一手提刀，带领所部杀向敌阵。4班长王合义腹部中弹，肠子流出，但他将生死置之度外，用手捂住伤口仍坚持战斗，并把机枪零部件交给副班长，叫他带领全班完成任务；3班长左庚辰身上多处负伤，血流满地，仍往前冲。但第2连终因敌众我寡，反攻未成，官兵大都战死在阵地上。
思故台、塔湾失守后，吕公良师长深感局势严重。他料到日军进攻重点在城北，但他没有料到敌人突破地域在城南。为此，他亲自率部赴南门指挥，并调预备队第86团前往南门。
防线已被撕开，日军怎会放弃？！
日军在南门投入了更多的兵力。最终，第86团经过激烈的巷战，因寡不敌众而退入城内，该团营长何景明、胡光耀也相继阵亡。为了扩大战果，日军又调来坦克部队继续从南门向城内发起进攻。守军乔冠英营长手提锄刀，与跟随坦克进城的一个中队日军展开激烈的白刃战。
正在师部向吕公良汇报战况的李培芹团长听说南门失守，顿时火冒三丈，急赴前沿。当他看到部队正向北退却时，甩掉帽子，掏出左轮枪，对空连发数枪，大声喊道：「不准退，都给我顶住。」随后他率部急速向南门运动，同士兵一起打了个反冲锋，然后和敌人展开了逐屋逐垒逐街争夺。副师长黄永淮的侄子黄正道是第87团的一个连长，这时他正从南门撤退到天平街。赶往南门督战的黄永淮见到他后，当即拔出手枪命令道：「坚决顶住，后退者枪毙！」黄正道听后立即率领部队返回南门附近与敌拼杀，直至牺牲。
从清晨5时到下午5时，战斗已经持续了整整12个小时，但日军的进攻却没有停止的迹象。这时，日军第27师团占领了许昌东北许庄-郭庄，独立混成第7旅也由东南方向开始攻击，至此日军完成了对许昌的包围。
但守卫许昌的中国官兵并没有因此而退却。日方的作战情报中称：「敌军凭借城墙、碉堡、掩体等，抵抗更加顽强，毫无撤退迹象，估计敌将死守许昌。当时在许昌的重庆军为新编29师的3个团和补充团共约2000人，奉命阻止日军南下。本日有特别情报说，蒋介石总统通过汤恩伯将军下令死守许昌，同时严惩了几天前放弃霸王城的守城将领。」
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日军轻轰炸机战队的部分飞机和飞行第44战队，出动12架次飞机飞临许昌上空，向城内投掷了大批炸弹。
同时，城西的日军不甘心落后于城南的日军，将其战炮直接推至新占阵地，集中火力猛轰西门外守军坚守的房屋和西南角城墙，以掩护步兵发起冲锋。日军在西门的进攻受到了守军的顽强抵抗，在西门担任攻击队长的镇目大佐，原本准备趁黄昏发起冲锋，「但西门附近敌军凭借房屋抵抗异常顽强。于是与第12军参谋折田大佐商定以飞机进行轰炸」。
同时，日军西门攻击队的右第一线大队（第1大队，队长小寺大尉）为了突破许昌周围的沟渠，根据左第一线第2中队小队长小川长利中尉的献策，准备编成赤身突击队，冲进许昌西南角。根据日方记载：「17时，12架九九式双引轰炸机编队飞临许昌上空，对敌阵进行了猛烈轰炸，炮兵也一齐向西门外的房屋和城墙西南角集中轰击，战斗达到了最高潮。
西门攻击队乘机向敌阵地逼近，同时正在西南角外做好准备的小川决死队27人，毅然冒着敌军炮火，跳进了河沟，游过了60米宽（水深1.5米）水面，利用炮弹、炸弹的硝烟掩护，逼近了城下，随即赤身进行冲锋，打退了在城墙上三间房屋中据守的重庆军，并将其占领。17时30分，踏上了攻占许昌的第一步。重庆军向小川小队进行了猛烈的反攻。小川小队牢牢守住阵地，使中队、大队的冲锋得以顺利进行。据新编第29师长当时给暂编第15军军长的电报称：伤亡惨重，请速派援军。」可见重庆军的损失甚大。」最终，日军攻进西门。
退无可退，只有进攻。
守军第87团第2营营长手提大刀，率领官兵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李培芹团长见此情形，急忙打电话命令守卫城北的第1营营长派一个连增援西门。但该营长却以「日军若攻打城北怎么办」为由，拒绝派兵增援。在无援兵的情况下，第2营官兵死守西门，虽给敌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营长以下官兵伤亡殆尽，西门被敌攻破。
此时，许昌城内已陷于混战，城西和城南的部队不断退到师部周围，而城北也失去了与师部的联系。虽然吕公良曾急电汤恩伯，请求火速派兵增援，但汤恩伯对吕公良的请求却毫无回音。
败局已定，无力回天。
5月1日零时许，吕公良在师部召开部分营、团长以上军官紧急会议，决定立即突围。由于当天敌人对城东的进攻较弱，因此在城东门外一带的第85团第2营建制比较完备，战斗力较强，距师部最近的东门及东南部三里桥阵地仍在守卫之中。故而，当时制定的突围计划是采取了东、西两路分别突围。
师旗是部队的灵魂，如果落入日军之手，那将是莫大的耻辱。突围前，吕公良含着热泪，把师旗焚毁了。吕将军泣不成声地对在场的官兵说：「若我们突围成功了，要同日军继续战斗。若失败了，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的决心，不投降，不受辱。」
临别前，吕公良把外甥孙浩叫到身边说：「你和参谋长出城西，我领大部队出城东，突围成功后在黑龙潭会合。如果突围失败，我阵亡了，你到后方留守处，把我的家属老小送到西安大后方去。他们今后的生活会得到政府和部队照顾的。」
凌晨2时，许昌守军左、右两路同时突围。从西门突围的一路，主要由师参谋长王元良指挥，通讯连开路。由于该路人员较少，易于隐蔽，所以三天后大多数人员都到了南召。
而从东门突围的一路则陷入死地。该路由第85团第2营营长李树森领队。李树森受命后，即令第4连连长张文远率该连协同师部警卫排保护师长、副师长，自己和团长杨尚武率突击队先行。不久，他们就进入日军封锁线，顿时喊杀声、枪炮声，如山崩地裂，震撼四方。杨尚武沉着指挥部队，屡挫敌锋，终因敌众我寡，部队被击溃，杨尚武身负重伤，血流不止，倒在大坑李东南方的麦田里。李树森上前搀扶他时，他只说了句「不要管我，赶快突围」，就昏了过去，后因伤势过重而牺牲。而李树森的右腿也被机枪打了个贯通，在战友们的搀扶下，屡经周折，才得以突出重围。
突围中，吕公良、黄永淮指挥部队越过小洪河，向小王庄、邓庄方向转进。
结果，黄永淮和三十多名官兵被日军前后夹击，最后被俘。日军残忍地用刺刀杀死了11名被俘官兵，又将剩余的人押到小王庄，并把一名被俘士兵绑在树上，用刺刀往他的嘴里捅，并来回搅动。黄永淮目睹日军的残暴行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起反击，于是他乘日军麻痹之际，从日军手中夺过枪，将一名日军击毙，最后他自己也倒在了日军的乱枪之下。
而吕公良在战斗中也被日军枪弹击中，血流如注。负伤之际，吕公良对警卫员鲁丙正、卜金斗说：「我不行了，你俩快走！我们三人不能都死在这里，活着出去也好有个报仇送信的人。快走······」在吕公良的再三催促下，两名警卫员含着眼泪离开了师长。
这时，日本鬼子渐渐逼近，发现了受伤的吕公良，他们想活捉立功，于是用中国话高喊：「投降，投降！」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吕公良突然坐起来，喊道：「不投降！」并用手枪连开两枪，打中了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兵。后面的鬼子也立刻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吕公良的头部，这位抗日名将停止了呼吸，时年42岁。
对于吕公良的牺牲，日方曾记载道：「5月1日许昌城内的扫荡于上午结束。今晨攻占东北角后，由该处逃出的部分部队，6时20分在于庄附近被工兵第27联队小野部队围歼。由缴获名片中，得悉该部为包括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中将在内的司令部。因战时匆忙，未能郑重掩埋敌将遗体，并竖立标志，身为武士，不胜惭愧。」
对于许昌的陷落，日军认为影响甚大，「此次河南作战开始后，第一线阵地郑州立即失陷，相继密县、新郑的抵抗也告崩溃。于是汤恩伯将军为了重整军势，分兵两路，在南面下令死守许昌的据点，同时命李仙洲指挥下的以第29军为主力的两个军约1万人，急向襄城、禹县方面北上，企图攻击南下的日军侧面。重庆军在第一线采取如此积极反攻的措施，近来实属罕见，可以说其失误也潜伏于此。第12军在包围猛攻许昌的同时，于30日又先发制人，在颖桥镇打垮想要转向侧面攻击的李仙洲军。新编第29师师长吕公良中将曾期待李仙洲指挥的机动部队攻击日军侧面的作战获得成功，因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30日下午汤恩伯终于提出「许昌濒于危急＇，要求增援。但是，此时正值机动部队在颍桥镇行将崩溃之际，增援许昌已无能为力。至5月1日许昌已完全沉默，汤恩伯的美梦也随之破灭。」
许昌城头反击日寇的枪声沉默了，但抗日将士浴血杀敌的英雄事迹却不会湮没。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