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军事形势，是红军一方面军主力从山西渡过黄河回到陕北以后，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加上阎锡山的晋绥部队向西，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向东向南，东北军从甘肃向东推进。同时，又在西安、延安之间，加强原有阵地，形成一个大的战略包围。这些敌军的政治态度是，国民党中央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宁夏部队反共也很坚决，但却是一支腐败的军队。这时，东北军和西北军都开始与我们有一定的秘密接触，他们对进攻红军态度不积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应确定新的战略步骤，发展的方向，而不能无所作为。
我们刚从黄河西渡回来，不能再回师打山西，自然更不能主动去攻击东北军，唯一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向宁夏。因为：（一）它的正北接近蒙古和苏联，成功的话，可以取得和蒙古、苏联的联系；（二）四方面军已离开四川向甘肃北进，我们要从宁夏、甘肃方向向南接应他们，以便于他们的迅速转移；（三）只有采取这个军事行动，才能确保陕北根据地。这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
为了配合这次军事行动，解散了陕甘省委，重新组建了一个陕甘宁省委。它所管辖的地区，在陕西是安边、靖边、定边；在甘肃是华池、环县、固原、庆阳、合水；在宁夏是预旺、盐池。省委开始驻甘肃环县的河连湾，后来搬到环县曲子镇。
这个省委的名单，依照中央的通告：李富春任书记；罗梓明任组织部长；萧劲光任军事部长，也就是同我前面说的一样，就是陕甘宁的军区司令；蔡畅任白区工作部长；马锡五任省苏维埃主席，就是后来【小二黑结婚】里面的那个马专员；郑自兴任保卫部长。郑不久就调到军队里面去了，接替他的是李握如，这两个同志都是瑞金国家保卫局的工作人员，和我有同事关系，所以我熟悉他们。政府工作人员我就记不得有什么人了，由于当时财政问题很突出，粮食问题很突出，我还记得当粮食部长的是张慕尧，当财政部长的是杨玉亭。其他司法部门、文教部门、内务部门还有哪些同志就记不起来了。
我在省委照样当宣传部长。这样一个新开辟的、游击性很大的根据地，识字的人不多，教育不发达，没有印刷条件，说不上能够进行什么文字宣传工作。所以我从瓦窑堡赶了几天路，赶到省委的时候，除了了解一下陕西、甘肃、宁夏的情况之外，一时还无从着手进行所设想的宣传工作。
战略发展方向是对着宁夏。陕西的三边地区无非是作为后方，陇东地区不过是这个战略的侧翼，起掩护作用。向宁夏发展，省委必须紧密地配合部队的军事行动，依托部队，向宁夏河东广大地区，广泛地建立群众基础。省委考虑到陕甘省委时期，我曾代表省委住在临真，指导过甘泉、宜川的工作，那也是一个新发展的区域，省委就决定我代表省委住在预旺堡，靠近红十五军团，专管宁夏东北部的工作。这个地区大概是由同心城向北至中宁，沿黄河东岸至青铜峡。主要任务在于建立群众基础，建立党的基础，筹集粮食，调查道路和黄河的渡河情况。这和在临真主持工作不一样，我可以住在宜川县委长期不动，这种工作无法在预旺堡住下来。再说预旺、同心城这些地方也没有什么巩固的党的组织，跟敌人的部队犬牙交错，有时距离甚近。在省委的同意下，给了我一个骑兵排，连炊事员都骑马。
宁夏这个地区，人烟稀少，有时候四五十里之内不见人烟，要到什么地方去，每天的行程不会少于百里。粮食都是自带的。到一个地方要想从老百姓那里临时弄来三四十个人的饭是不容易的。自带粮食，可以找一个村子，下骑就弄饭吃，吃完上马就跑。晚上住下来，只能了解到二十四小时以前的敌情，要是有什么变化，就糊里糊涂了。宿营的时候只能靠警戒，所以晚上鞍不离马，能够做到说跑就跑。
宁夏这个小范围，没有什么高山，山梁比较平，地上长满了野草，很少树林，跑起马来，很是畅快。当地的野草根就是甘草，听说现在长甘草的地方，已经挖得不成样子了，可是当年却见不到有人去挖这些甘草。这是一种世界有名的中草药，欧洲有些药厂，把它精炼成一种提神的含片，呈黑色，尽管味道很苦，但销路很好。中药就把它当成一种所谓"引子"，无论什么性质的中药剂都要加上甘草。有的人性格非常随和，可以同各种各样的人交好，四川就把这种人称之为"甘草"。
既然我离开省委进入宁夏，依靠十五军团来工作，我就把我这个骑兵排，开到预旺堡，靠近十五军团司令部住下来。一些与部队有关的工作，除非必要，我不去找徐海东、程子华，有事就找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但更多的是找政治部保卫部长杨奇清。
8月初，埃德加·斯诺由保安到宁夏前线，住在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是彭德怀。他对彭德怀做了一次专门的访问。我记得，是在斯诺住的一间民房的楼上，访问的时间是在晚上，翻译是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他是湖南人，听彭德怀说湖南口音的话比较容易。就是这位刘晓，全国解放后，当过中国驻苏联大使，卸任后，又当过外交部副部长。
我的驻地靠近前敌总指挥部，所以我就去旁听了一个晚上。后来斯诺把这批材料写进【西行漫记】中。大概第八篇第二节彭德怀印象，第三节为什么当红军，第四节游击战术，都是那天晚上他访问的结果。但是他把那些材料做了综合，不是全写进去了。我个人对于彭德怀的了解，也是借助于他们那天晚上的谈话。
因为宁夏西部这个地区，是刚开辟的，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基层群众基础，基层党组织很少，也没有什么力量。而且是个少数民族区域，汉族和回族历史上就有对立情绪，不太融合。我们又是一支汉族部队，在地方活动很困难。同时这个地区由于生产落后，地主的力量特别强。有些地主还有自己的武装。虽然是少数民族，但又跟哥老会有联系。因此少数民族，加地主武装，加哥老会所形成的地方势力，很难对付。这种地方势力暗地里也就是土匪的势力。首先我们行动得非常谨慎，不侵害回族群众的宗教习惯，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对他们进行了超过民族意义和宗教意义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但是要瓦解这些地主武装实在不容易，不能硬打。我们只有逐渐地建立起自己的游击武装，吸收一些贫苦的回民参加这支队伍。
所以陕甘宁省委一成立，就作了【对于进行游击战争与游击队突击的决定】(1936年9月）来解决这个地区的地主、土匪武装的问题。首先指出原来的地方游击队的混乱和它的可靠性问题，如经常发生游击队叛变的事件。因此必须严加整顿：（一）加强领导，派最好的党员去当游击队队长；（二）加强政治教育，因为文化水平关系，即使是最粗浅的政治教育也是必要的；（三）积极行动，对这类地主武装进行分化瓦解；（四）加强群众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不使自己孤立起来。这是李富春和萧劲光他们开会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收效的。
我在宁夏这么一个范围之内活动，和地方群众组织逐渐有了联系之后，无论长途驰骋，还是见村宿营，都不是那么情况不明，好像四周都是敌人那样，而是比较放心了。但也不能够麻痹大意，总要经常保持敌情观念。譬如，我住在预旺堡的时候，沿着甜水河向北，不到五六十里的地方有个下马关（今预旺县县治），驻有一个连的反动武装，也是骑兵。再沿河向北，韦州也驻有反动武装。我在驻地的房顶上就可以望见敌人。这地方的房顶不像南方一样是瓦顶，而是很简陋的不上梁起脊的，用木条排列起来，上面平铺芦草，再覆上一层粘土，晒干后再覆上一层石灰，非常平坦。屋外架上楼梯，可以直接登上房顶。住户就利用这个房顶晒粮食。这就是我当时的瞭望台。在房顶上用望远镜看下马关敌人的行动，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士兵在甜水河里饮马、洗马。我当然要提防他来袭击，但我并不怕他，因为十五军团就在这里。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支地主武装，人数约百来人，武器也比较整齐，经过各种渠道做工作，收编了这支队伍，把他作为十五军团直接指挥的一支回民游击队，由十五军团挑选了一个营级干部去当队长，他也是回族，但不是宁夏的回族，而是湖北的回族。他同时带了一个政治委员。开始的时候还好，也听指挥，但不意某一个晚上，这支队伍竟把我们派去的两个干部杀死了。这支所谓回民游击队，完全不知去向。我们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得到消息，派人去查，果然游击队没有了。只留下我们干部的两具尸体。这件事情，无论对军队，还是对地方，都震动很大。经过反复调查，了解到这支叛变了的游击队的活动区域，我们搞了一次突然袭击，但也没有把这支队伍消灭，只是击溃了。
我军西进的目的，在于占领全部宁夏，但是从东到西渡过黄河却是一件困难的事。走灵武经吴忠到青铜峡是很困难的，因为黄河岔道比较多，要连续横渡多少次。只有走中宁到中卫，水势比较平缓，没有岔道，一次就可渡过了。但这不是我的工作方向，我的工作方向主要还是在金积地区。另外要是渡河时间迟到冬季，也可以从冰上渡过。黄河结冰的最坚时期是12月至次年1月。这与我们当时军事行动的时间相距还很远。为着抢时间，不想等到冬季。因此我的任务，就是要准备多少个羊皮筏子。
南方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木船以外，还可以用竹排、木排，但北方没有这种材料。本地人就发明了不用竹木为材料的羊皮筏子，以羊皮充气做一个皮囊，但剥羊皮的时候，不能开膛破肚，必须从羊的头部把全身取出来，而羊皮本身还是很完整的，这却不容易。充气后的皮囊，每十二个为一组，以三乘四的比例，夹紧绑在一个由柳木制成的框架上，几个人坐上筏子，用木桨就可以横渡黄河了，也可以顺流而下。这样的小羊皮筏子，集十几、二十个可以连成一个大羊皮筏子，坐上一个连是不成问题的。照同样的办法，有人还做成牛皮筏子。但我当时没有本事找到很多牛，只能去找羊群来解决问题。
后来军事形势一变，二、四方面军北上进入甘肃南部以后，中央决定9、10月作战计划：一、二、四三个方面军联合行动，主要以一、四方面军为主，分别抢渡黄河，夺取宁夏全部。但是张国焘对这个计划表示消极，行动迟缓，贻误战机。因此前期的一方面军单独进占宁夏的计划落空了，后期的一、四方面军联合夺取宁夏的计划也没有能够实现。这样在我个人方面，也就不再为羊皮筏子费力了。那时我手里还有上千只羊，不做皮筏子，都当成粮食，奉命移交给四方面军了。
说到粮食，这是一个大问题，主要关系到军粮。除了军队的供给部以外，几乎全部粮食筹集任务都落在地方党身上了。省委把我派到宁夏，主持开展地方工作，实际上也有在宁夏筹集粮食的任务。当然，陕西部分的粮食，甘肃部分的粮食如何筹集，责任直接归省委。宁夏部分，责任却落在我身上了。
省委总的任务是3.3万石，包括小麦、小米、谷子（没有脱壳的小米）、玉米、黄米、杂豆、燕麦、高粱、荞麦等。其中1.6万石由前方军团自行筹集，省委直接担负1.7万石。
省委派省粮食部长张慕尧到预旺来帮助我。既然前方军团也在他的作战区内筹集粮食，那么预旺也自然在内，并且预旺的分配量是很小的。所以他基本上回到省委去不再来了，实际上筹粮任务就是我一个人担负了。这就使我要跟前方军团在预旺划定一个界线，哪些地方归他们去筹集，哪些地方归我去筹集。在那么一个狭小贫瘠的土地上要筹集700石粮食，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比后方有一个有利的条件，我可以在宁夏这个小区域，也可以通过一些地方游击队在白区搞一些粮食，还可以揽到手好多羊群，把一只羊的重量抵充多少斤粮食来交给部队。这实际上就不用花许多不必要的力量，去征集那些难以征集到手的粮食了。部队也欢迎我这个办法，因为他们也需要肉食，这就等于他们拿出粮食来交换我的羊，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我估计为着充当军粮，为着要制造羊皮筏子，我弄到手的羊约有万只以上。有一小部分，还是从敌占区的黄河边上搞来的。反正这是个军事时期，由于我这一搞，宁夏河东这个小区域的牧畜事业，受到很大的影响。在敌占区我不仅要羊，也要骆驼，这样可以送到后方，编队作为运送粮食的运输力量。因为甘肃和陕北的粮食，也还得要向前方的部队运送。
部队除军粮以外，还有一个军马的饲料问题。粗饲料（粟草）当然由部队就地解决，精饲料（杂粮、豆类）可以由部队自己解决，也可以由地方酌情供给。这些都不算困难。
困难的是部队的燃料问题。那地方没有树木，也没有煤炭，燃料就是烧各种农作物的秸秆。这种燃料，显然不能充分取给。没有办法，彭德怀就下命令，把预旺县的荒无一人的县衙门拆来烧掉了。
就这样，在宁夏地区，凡是隶属省委的地方，一方面军前线各部队到达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同时为了了解敌情和渡河情况，我也利用这个骑兵排精干和迅速的条件，曾经跑到过中宁以南的某个村庄或金积附近的某个村庄度过一天。当然这必须有当地群众负责掩护。我们大概都是晚上到，白天留在那村庄里，第二天晚上就离开了。这种冒险的事情，自然只能有一次两次，不能再多了。但作为第一手资料，收获是很大的。
在这个地区，这种马背生活不是一天走几十里路，假如只走几十里路，那就用不着带上骑兵了。村庄和村庄之间距离很远，而我每一次的目的地，都在百里以上。不行动则已，一行动就要跑一整天，才能到达我所要到的地方。我们总是拂晓就动身，假如全天的路程是一百二十里的话，就在路途中间选择一个村庄，既在那里休息一下，又在那里弄午饭吃。马匹也要得到一定的休息，及时喂养，这样才能继续前进。7、8月份还好，9月以后宁夏就冷起来了。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防寒服装，7、8月是那一套，9、10月也还是那一套。特别是早晨出发的时间，月冷星稀，霜寒风劲，不敢揽辔徐行。为了贪图一下就暖和起来，只能登鞍策马就跑。这是这个时期内的经常生活。好在当年我只有三十二三岁，还顶得下来。既不伤风，也不咳嗽。但是，我的所谓慢性支气管炎，大概就在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地染上了。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南昌起义参谋团秘书长，后在中央特科工作。参加过长征，并先后任陕甘宁省委宣传部长、新四军秘书长。抗战胜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苏北区党委书记、华中分局宣传部长等职。1990年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终年8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