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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辈张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我所经历的1939年两次反「扫荡」】回忆录中,从风云突变、突围、匪穴脱险、跳出合击圈、合力歼敌等五个部分,讲述了其所经历的1939年夏天在沂蒙山区两次反「扫荡」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时时刻刻。
1939年夏,日军植田大将指挥2万余军队,配合有刘桂棠等伪军,在山东妄图以优势兵力全歼八路军主力部队。日军这次"扫荡",以沂蒙山区为重点。
革命前辈张毅当时是山东分局党校(对外称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在此紧张艰险的反扫荡时期,经受了两次不平常的战争锻炼和生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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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与大部队失散后,十三名党校学员,在其曾任八路军团长的学员班长钱钧(当时不知姓名)镇定指挥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匪穴突围,最终找到大部队,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战争传奇。
前辈的经历,虽已久远,但遇到艰难曲折,不怨天尤人,不惊慌失措,不抛弃,不放弃,锚定目标,坚持到底,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汲取。
他回忆:
「反"扫荡"不久,我们行军到达沂水城东北沙邸村附近、遭到日军追击。幸亏天下起雨,日军才停止追击,只有大炮轰炸,我们只得跑步行军。
这时,给我们山东分局党校(外称干部分校)带路的宋大爷哮喘病发作、呼吸艰难地躺在路旁。
宋大爷是党校的邻居,一墙之隔。他患哮喘多年,经党校医生治疗,一春没犯。
他见人就夸八路军好,这次说什么也要给我们带路。
他子女多、家很贫穷,要饭逃生,衣不蔽体,竟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一家人的生计,冒生命危险为我们带路。
这精神多么可贵。数十年来,每当忆及,情景如在眼前,催人泪下。
突然,在前方几个山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
队伍急行军又停下来,隐蔽在一个树林里。原来,山纵特务团正在山头上同日军拼搏。仗一直打到傍晚,我们才从山谷突围出来。
随同我们突围的,还有"苏鲁战区"(东北军)溃不成军的部分官兵。
突围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又被日军的飞机发现。
敌机在我们上空低空盘旋、俯冲、投弹和扫射,幸未伤人。接着,我们又在梭峪被日军围困在山上大半天才突出包围。」
「反"扫荡"更加艰苦,日夜兼程行军。米袋里的干粮吃光了,换上了刚收割煮熟的麦粒,饿了就嚼几口。
风餐,不要紧;困难在于,连露宿也办不到,只能是边行军边睡觉。
此刻,大脑神经处于半睡眠状态。
随着前边的步伐声昏睡,没有意识,而本能地跟着前进和拐弯;一旦前边坐下休息,后面就绊倒一大片,这才醒过来。
这样到底走了几天,在什么地方,都迷糊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那是一个夜晚,向南行军时,山路的石头太滑,路又常被作树叶子覆盖,坑坑洼洼,一不小心扭脚脖子,那就无法行军了。
我是用牙齿咬痛嘴唇和腮帮子,才刺激得没睡着。
我们翻过了一个山腰,再向西南行进时,看见山下有两处大火。从前边低声逐个传达下来了命令﹣﹣原地休息,检查行李,不准发出响声,准备过封锁线!可是我一坐下,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当我被叫醒时,我们只有13个人了,已经和部队失掉了联络。
有位女同志叫田大(化名)正发烧,她说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们还有位班长,他进党校学习前是四支队的团长( 经查,是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 )。
有他在,大家觉得有依靠,心里踏实了。
他替田大同志背行李,又叫几个身体好的男同志轮流背着田大。田大怎么也不肯,只让搀扶着走。
他这时拔出了手枪(团级干部来学习允许带短枪),领着我们寻找队伍;但几次发出联络暗号(击掌),不见回音。
我们走着走着,连山路也没有了,不得不折回。
这时,在附近发现了一具51军的尸体。我们拣到了一支捷克式步枪。
团长召集大家在一棵大树下开会,问谁走得快,身体灵活些,能边侦察边联络。
我自告奋勇去了,快要爬下山了,也没找到路。
我依在大树后窥视远方:西边那处火,靠得近,看得清,是在一个集镇的四周放的。
那里有的是孤立的场园屋,有的是一片房子中,扒掉其它房子切断了火源。
熊熊的大火映得街道、房屋、公路一清二楚,但唯不见我军踪影。
伏耳在地下听,万籁无声,我回来报告了。
团长说:"这火,就在敌人据点里。此时部队已经走远了。"
他安慰大家,部队一过封锁线,要检查人数;发现少了13个人,会派人来找。
他问我:"你能爬上山顶吗?"我没犹豫就去了。
这蒙山,海拔并不十分高,但坡度不小;山顶是崮,悬崖陡壁。说真的,在平时我未必能爬上去。
但是一股急切寻找大部队的心情产生了奇异力量,竟使我攀登成功。
山顶面积不大,我绕了一圈未见一人,原处又不好下,只能从东侧爬下来。
返回路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户看山的。
我向团长报告后,他领大家去找看山老人调查情况。
原来,此处是费县境地。西边放的火,是日军据点:东边放火处,是刘匪黑七的据点。两个据点相隔五里路,中间一条小路。
老人还说,昨天下午刘黑七配合日军在这山上与51军打了一仗。团长动员大爷给我们带路。
团长足智多谋,胆识过人。他并没有选择两个据点中间的这条小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我们大队过后,刘黑七会发觉的。这个狡猾的惯匪头子,必然在路边设埋伏,捕捉我掉队人员。
团长端着捷克式步枪,和看山的老大爷走在最前面。
我们趁黎明前的黑暗这短暂的时间,在火焰已熄,仅有余烬,能见度很低之时,贴近鬼子据点一里内,摸着沟堑穿过了公路。
大爷嘱咐:再走五六里,就到往东南的大路了,往那一带没有据点。
这位可敬的大爷,身在刘黑七魔爪下,冒着通八路被开膛挖心的危险,带我们离开匪巢地带,使我们绝处逢生。
这使我们终生不忘。我们告别了看山大爷,按照他指点的道路,安全通过封锁线。
大约走了20里,我们迎着晨曦,看到村头的哨兵正是我们党校警卫连的战士,也看见党校炊事员在做饭。
我们终于找到了大部队,整整一夜高度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激动、喜悦之后,顿觉得累、困、渴、饿一齐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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