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辈张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左右【我所经历的1939年两次反「扫荡」】回忆录中，从风云突变、突围、匪穴脱险、跳出合击圈、合力歼敌等五个部分，讲述了其所经历的1939年夏天在沂蒙山区两次反「扫荡」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时时刻刻。
1939年夏，日军植田大将指挥2万余军队，配合有刘桂棠等伪军，在山东妄图以优势兵力全歼八路军主力部队。日军这次"扫荡"，以沂蒙山区为重点。
革命前辈张毅当时是山东分局党校（对外称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员，在此紧张艰险的反扫荡时期，经受了两次不平常的战争锻炼和生死考验。
特别是与大部队失散后，十三名党校学员，在其曾任八路军团长的学员班长钱钧（当时不知姓名）镇定指挥下，团结一致，克服困难，匪穴突围，最终找到大部队，为后人留下了难忘的战争传奇。
前辈的经历，虽已久远，但遇到艰难曲折，不怨天尤人，不惊慌失措，不抛弃，不放弃，锚定目标，坚持到底，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汲取。
他回忆：
「反"扫荡"不久，我们行军到达沂水城东北沙邸村附近、遭到日军追击。幸亏天下起雨，日军才停止追击，只有大炮轰炸，我们只得跑步行军。
这时，给我们山东分局党校（外称干部分校）带路的宋大爷哮喘病发作、呼吸艰难地躺在路旁。
宋大爷是党校的邻居，一墙之隔。他患哮喘多年，经党校医生治疗，一春没犯。
他见人就夸八路军好，这次说什么也要给我们带路。
他子女多、家很贫穷，要饭逃生，衣不蔽体，竟不顾自己年迈体弱和一家人的生计，冒生命危险为我们带路。
这精神多么可贵。数十年来，每当忆及，情景如在眼前，催人泪下。
突然，在前方几个山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
队伍急行军又停下来，隐蔽在一个树林里。原来，山纵特务团正在山头上同日军拼搏。仗一直打到傍晚，我们才从山谷突围出来。
随同我们突围的，还有"苏鲁战区"（东北军）溃不成军的部分官兵。
突围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又被日军的飞机发现。
敌机在我们上空低空盘旋、俯冲、投弹和扫射，幸未伤人。接着，我们又在梭峪被日军围困在山上大半天才突出包围。」
「反"扫荡"更加艰苦，日夜兼程行军。米袋里的干粮吃光了，换上了刚收割煮熟的麦粒，饿了就嚼几口。
风餐，不要紧；困难在于，连露宿也办不到，只能是边行军边睡觉。
此刻，大脑神经处于半睡眠状态。
随着前边的步伐声昏睡，没有意识，而本能地跟着前进和拐弯；一旦前边坐下休息，后面就绊倒一大片，这才醒过来。
这样到底走了几天，在什么地方，都迷糊了。
我记得清楚的是：那是一个夜晚，向南行军时，山路的石头太滑，路又常被作树叶子覆盖，坑坑洼洼，一不小心扭脚脖子，那就无法行军了。
我是用牙齿咬痛嘴唇和腮帮子，才刺激得没睡着。
我们翻过了一个山腰，再向西南行进时，看见山下有两处大火。从前边低声逐个传达下来了命令﹣﹣原地休息，检查行李，不准发出响声，准备过封锁线！可是我一坐下，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当我被叫醒时，我们只有13个人了，已经和部队失掉了联络。
有位女同志叫田大（化名）正发烧，她说一步也走不动了。
我们还有位班长，他进党校学习前是四支队的团长（ 经查，是现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 ）。
有他在，大家觉得有依靠，心里踏实了。
他替田大同志背行李，又叫几个身体好的男同志轮流背着田大。田大怎么也不肯，只让搀扶着走。
他这时拔出了手枪（团级干部来学习允许带短枪），领着我们寻找队伍；但几次发出联络暗号（击掌）,不见回音。
我们走着走着，连山路也没有了，不得不折回。
这时，在附近发现了一具51军的尸体。我们拣到了一支捷克式步枪。
团长召集大家在一棵大树下开会，问谁走得快，身体灵活些，能边侦察边联络。
我自告奋勇去了，快要爬下山了，也没找到路。
我依在大树后窥视远方：西边那处火，靠得近，看得清，是在一个集镇的四周放的。
那里有的是孤立的场园屋，有的是一片房子中，扒掉其它房子切断了火源。
熊熊的大火映得街道、房屋、公路一清二楚，但唯不见我军踪影。
伏耳在地下听，万籁无声，我回来报告了。
团长说："这火，就在敌人据点里。此时部队已经走远了。"
他安慰大家，部队一过封锁线，要检查人数；发现少了13个人，会派人来找。
他问我："你能爬上山顶吗？"我没犹豫就去了。
这蒙山，海拔并不十分高，但坡度不小；山顶是崮，悬崖陡壁。说真的，在平时我未必能爬上去。
但是一股急切寻找大部队的心情产生了奇异力量，竟使我攀登成功。
山顶面积不大，我绕了一圈未见一人，原处又不好下，只能从东侧爬下来。
返回路上，我意外地发现了一户看山的。
我向团长报告后，他领大家去找看山老人调查情况。
原来，此处是费县境地。西边放的火，是日军据点：东边放火处，是刘匪黑七的据点。两个据点相隔五里路，中间一条小路。
老人还说，昨天下午刘黑七配合日军在这山上与51军打了一仗。团长动员大爷给我们带路。
团长足智多谋，胆识过人。他并没有选择两个据点中间的这条小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我们大队过后，刘黑七会发觉的。这个狡猾的惯匪头子，必然在路边设埋伏，捕捉我掉队人员。
团长端着捷克式步枪，和看山的老大爷走在最前面。
我们趁黎明前的黑暗这短暂的时间，在火焰已熄，仅有余烬，能见度很低之时，贴近鬼子据点一里内，摸着沟堑穿过了公路。
大爷嘱咐：再走五六里，就到往东南的大路了，往那一带没有据点。
这位可敬的大爷，身在刘黑七魔爪下，冒着通八路被开膛挖心的危险，带我们离开匪巢地带，使我们绝处逢生。
这使我们终生不忘。我们告别了看山大爷，按照他指点的道路，安全通过封锁线。
大约走了20里，我们迎着晨曦，看到村头的哨兵正是我们党校警卫连的战士，也看见党校炊事员在做饭。
我们终于找到了大部队，整整一夜高度紧张的神经，才松弛下来；激动、喜悦之后，顿觉得累、困、渴、饿一齐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