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面抗战前的川军整军:从340个团兵力,压减到113个团
川军,这支曾经震慑四川的武装力量,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军阀混战到抗日前线,川军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历程。而在这段历程中,最值得关注的便是川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整军过程。那场声势浩大的整编,不仅重塑了川军的编制,更深刻影响了它在抗战中的作战格局。究竟川军经历了怎样的变革?它们又为祖国的抗战贡献了什么?让我们一同探寻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军阀割据:混乱不堪的四川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百年的满清王朝,但并未如期建立共和政体,相反各地方实力派割据一方,四川内乱更是尤为严重。
二十世纪初期,四川地处内陆,交通闭塞,士绅文人云集,极易滋生地方武装割据。自1912年至1933年,只短短20余载光景,四川地区便发生大大小小470多次武装冲突,其中更有29次达到大规模混战的程度。当时四川政局动荡不安,局势一片混乱。
这些年间,刘湘、刘文辉、邓锡侯、孙震、杨森等川军头目虽自称爱国、振兴中华,实则是为了私利而互相倾轧残杀。他们广纳亲信与地痞流氓,组建自己的军队,在各自的地盘上割据一方,称霸一隅。相互间的混战不休,导致平民伤亡无数,民不聊生。
为了持续征募新兵、购置军火,各路军阀对四川百姓征收了沉重的赋税,有的一年征收14年的税额,甚至提前征收到21世纪。由于战乱频仍,很多地区的民众不得不向几路军阀重复缴纳赋税。在这样残酷的掠夺下,四川平民遭受了无比的苦难。
这些年间,四川实行所谓的"防区制",各路军阀在自己的地盘上掌控一切军政大权,核心目的就是征收钱粮购置军火,扩充军队,夺取更大的地盘。但防区的疆界界限由胜负决定,时刻变动。因此在长期内战中,平民沦为军阀们的摇钱树和炮灰。
直到1933年刘湘打败刘文辉,获得主导四川的地位,其21军规模高达9个师5个独立旅,编制150多个团近20万人,加之炮兵特种部队、少量航空装备,是当时四川最大的军阀势力。除此之外,川省境内还有邓锡侯、孙震、杨森等数路军队,四川境内的军阀武装庞大无比,根本无法为朝廷所控制。
二、中央军入川:压缩军阀势力
1934年,在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刘湘深感军力不足,遂向南京国民政府求援。同年底,刘湘与蒋介石在南京达成协议,中央军参谋团和别动队获准入川,旨在"围剿"共军残余,但潜在目的则是削弱刘湘等川军头目的实力。
1935年1月,中央军参谋团长白公馀率领中央军进驻四川,受命督导"围剿"红军的战役。川军在接连失利后已元气大伤,不得不仰赖中央财力军力的支援。随着中央军驻防重镇,四川省政府也逐步改组,各路军阀的实际控制权被大大压缩,旧有的"防区制"亦逐步瓦解。
与此同时,中央军对于川军的整编重组也拉开序幕。1935年6月,第一期川军整编开始,原则是"核实名额、裁汰老弱"。川军原有的编制被全面重排,从约340个团压减到不足170个团。虽然由于川军团队人数本就虚报,这次裁减对实力影响不大,但却有6000余名多余军官遭到了编余。
经过这次整编,刘湘的原21军被拆分为新编的21军、23军、44军及部分独立部队,共83个团;杨森的20军编成133、134、135三个师共14个团;刘文辉的24军编为136、137、138三个师共16个团;邓锡侯的28军改编为45军,有125、126、127、128、131五个师共24个团;孙震的29军改编为41军,编有122、123、124三个师共19个团。
虽然此次整编力度不小,但由于当时中央军在川省根基尚浅,各路军阀暗中作梗,实际上川军大部分部队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川军的控制,1935年11月,重庆行营领导四省的中央军事机构成立,随后经理委员会等机构也陆续到位,开始全面管理川军的军需人事。
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直接向川军各部授予军衔,意在拉拢倾中央的将领,同时瓦解实力最强大的刘湘部队,切断其统一指挥。刘湘对此深恶痛绝,多次密谋武力反扑但终因条件未熟而作罢。
1937年2月,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了整军五项基本原则,即统一编制、减少大单位充实小单位、增加战斗力、经费不增加、人事经理按法规办理。矛头直指当时强大的西北军、东北军和西南诸军阀系统。
此后不久,西北军和东北军接连被分化削弱。加之当年四川又遭遇重大灾荒,财政支绌,川军阀们在这种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最终被迫接受中央军的整军方案。直至1937年6月,刘湘不得不电令蒋介石表态"绝对接受",静待"整军委员会"入川主持。
三、新军备战术
全面抗战爆发前夕,为了应对日军入侵的严峻形势,中央军方督促在川各路军阀进行现代化改革,期望提高作战实力。在中央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川军开始采用新式军事装备,培养现代化军官,组建精锐部队,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做好准备。
首先是装备方面的改革。过去川军装备陈旧落后,大量使用从清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加上长期的军阀混战,维修制造能力更是捉襟见肘。为此,中央军顾问团负责人在四川各地设立武器库,向当地军队发放大量新式步枪、机枪、迫击炮等先进武器装备。
尽管当时的武器库存并不充足,但毕竟比以往有了很大改观。更令人振奋的是,南京军火工业发展迅速,通过汉口、重庆等地将大量新型武器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川军各部。以重庆为例,1937年一年中,就有多达十余万枝步枪以及大量其它军火在当地武器库集中。
除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培养新型军官也是重中之重。在整编时期,不少旧军阀部下的将领遭到革职。为了补充军官缺口,中央军方派遣大批熟谙新式作战理论的军官教官前来川军各部,传授先进的军事战术战略。
与此同时,还从各地抽调有潜力的年轻军官前来四川集中培训。尽管习惯旧的川军文化和中央军的新思想常有碰撞,但毕竟为川军输入了新的血液。到1937年,已有超过5000名受过新式训练的军官在川军各部服役。
同期,中央军方还在四川重点组建了多个"新编"师团,作为未来作战的精锐力量。以德阳为例,从1936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军方就在当地组建起步兵第71师、第72师等部队,严格按照中央军最新编制体系训练,采用标准的装备制式。
到1937年夏季,四川"新编"部队数量已达数十个团,虽然规模有限,但却成为未来抗日作战中中央军系能够完全掌控的主力部队。与此同时,川军的整编步伐亦在持续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各路军阀对于改革有所反抗,但面对即将到来的日军入侵,川军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中央军的新军事体系。不过在具体执行上,中央军方的改革计划也常常遭到川军内部的阻挠和消极怠工。
总的来说,在新军备战术的指导下,全面抗战前夕的川军部分地区和部队已初步完成了新式军事改革,但由于时间仓促,整体进展依然有限,川军作战能力的全面提高任重而道远。
四、剥削川籍壮丁
为了应对日军入侵的严峻形势,整编过程中的川军不得不大规模征招新兵,以壮大军队实力。然而,由于长期内战带来的社会动荡,加之严酷的征兵制度,这一过程给四川平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1936年下半年开始,在抗战的压力下,国民政府驻川办事处和川军各路头目便启动了大规模征兵行动。然而,当时的四川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大量农民离乡背井逃荒外逃,根本无法有序征兵。为此,军政当局不得不动用武力,派出"征兵队"深入乡村,挨家挨户强行拉壮丁。
这些所谓的"征兵队"往往由地痞流氓和残兵游勇组成,为非作歹手段层出不穷。他们经常在夜间包围村庄,趁民众熟睡时捆绑年轻壮丁,有的甚至直接破门而入,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女儿童辱打殴打。一旦遭到反抗,便痛下杀手,村中屡有惨案发生。
更有甚者,一些征兵队为了垄断经济利益,竟将壮丁当做贩卖人口的商品。他们在农村强行掳掠年轻男丁,拘禁在秘密监狱,然后以高价向军阀出售。这种"人口贩卖"的行为无疑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
面对如此残暴的手段,广大农民无不怀着惶惶终身的恐惧。大批壮丁不得不舍家弃业,逃亡深山老林躲避征兵,令农村积贫积弱,造成人员流失,粮食减产。四川人口锐减,民不聊生。由于征兵乱象,即便壮丁被抓去参军,家人至今也不知生死去向。
即便被强行征服役,壮丁们接下来所遭受的痛苦仍旧令人难以想象。在入伍的行军途中,由于无人管理,难以维持基本的卫生条件,疾疫横行,死伤无数。抵达驻地后,也无法获得最起码的生活和训练保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兵在几个月内便阵亡或染病残疾。
无怪当时的四川民谣中有这样的写照:"村村哭声四起,家家血腥惨淡。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征兵到村更不要活！"直到全面抗战结束,四川各地都留有数不清的荒村断垣,余孽至今仍被世人追忆。
此番剥削性的征兵行动为川军补充了源源不绝的新鲜血液,但同时也给四川百姓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痛苦和创伤,川籍壮丁几乎被当做祭品般任意宰割。这无疑是一段极其黑暗的历史,体现了军阀混战时期人命的廉价和军阀们的暴虐无道。
五、川军入陕作战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在国民政府的战时调动下,四川军阀系统被迫参与了陕西的作战行动。这支曾长期陷于内战、装备陈旧的川军在遭遇精锐日军后,节节败退,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7年8月下旬,为了在西北地区形成有力的抗日阵线,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刘湘、杨森等川军头目率领所部出陕会同徐庆元的凤翔军及阎锡山的陕军共同抗击日军。这支由四路军阀余力组建而成的联军,虽然人数可观,却缺乏统一指挥,加之中下层将士缺少新式训练,士气士绩参差不齐。
9月初,这支联军在汉中会师后,由刘湘担任总指挥,开赴略阳一线与日军作战。然而联军的指挥体系混乱不堪,川军和陕军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矛盾和嫌隙,加之缺乏协同作战经验,常常行动散漫无秩序。
就在这种情况下,精锐的日军攻势如狂澜般袭来。9月16日,联军主力在略阳地区遭到重创,川军21军等部队伤亡惨重。随后一周内,刘湘不得不下令全线撤退,放弃略阳、西乡、勉县等战略要地。
尽管这些地区对川军而言地利优势明显,但联军没有加以坚守,而是继续节节败退。川军的大批武器弹药被日军俘获,伤亡人数高达数万人。作为联军主力的21军更是元气大伤,损失惨重。
10月上旬,联军退至铜川一线,再次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川军在重庆组训的"新编"部队几乎被全线消灭,各地的川军余部亦伤亡无数。就连联军总指挥刘湘,都不得不亲自率领亲信重镇,才勉强避免被全军覆没。
最终,这支联军在不堪重负下,只得弃守铜川,向关中平原内陆继续狼狈撤退。从略阳到铜川的局势一路下滑,川军可谓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支昔日号称"雄师"的军队,在遭遇现代化日本军队后,彻底暴露出训练陈旧、装备落后的种种弊端。
直到12月,联军退至关中平原,才在阎锡山八路军的配合下勉强遏止了日军进攻,但代价也是惨痛的:川军在数月作战中,折损大半兵力,有的部队更是基本被消灭殆尽。更为严重的是,士气一蹶不振,彻底丧失战斗力。
广大士兵怨气冲天,普遍存在逃亡叛变的情绪。联军虽然避免了被全军覆没,却也基本上停止了有效作战,只能暗中重整旗鼓,期待日后有机会力挽狂澜。而川军,从这场作战中也学到了沉痛的教训,为今后的改革和重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