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往事忆时轮
叶飞
1990年8月，我和时轮同志同在北戴河休假。他身体不好，走动不便。一天，我去看他。久别重逢，大家心里都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老战友见面，叙谈旧事、特别是战争年代的往事，自然是主要话题。这天我们谈得很多，也很尽兴。返回住地后，我的思想一直不能平静下来，总是浮想联翩，很快又回到了40多年前的上海战役。
1949年4月，渡江战役前两个阶段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打过长江去」的目标已经达成。战役第三阶段是解放上海，这是实现「解放全中国」战略目标的极其重要的一战。当时，时轮同志率第九兵团在南得、吴江等地区，我带第十兵团在苏州、常熟地区集结待命，准备参加这一举世瞩目的战略性战役。
5月9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发出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具体部署了我们两个兵团在上海战役中的作战任务，要求第九兵团由上海东南向浦东方向进攻，控制吴淞口右岸，第十兵团由上海西北向浦西方向进攻，控制昊淞口左岸，共同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尔后，第九兵团从东、南、西三个方向与第十兵团相互协同攻占上海市区。
上海战役是一个极具特殊性的战役。中央军委确定的战役指导思想是: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上海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以利今后的建设。这个指导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却给参战部队带来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就是在这样一次十分特殊艰巨的作战中，时轮同志不仅展示了他的卓越指挥才能，而且表现出很高的思想品格，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我军困难的时候，看到敌军的困难，始终保持必胜的信念。
这是时轮同志指挥上的一个重要之点。上海战役初始，敌我双方投入作战的兵力各为8个军，处于进攻一方的我军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且敌人构筑了大量坚固的永备工事，其中钢筋水泥工事有4000多个，美式碉堡3000多个，野战工事1万多个，还埋设了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曾自吹其防御体系「固若金汤」，比斯大林格勒还要强固。面对这样的敌人，要完成完整夺取上海的任务，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时轮同志一如既往，仍然满怀信心。他说:我们有难处，敌人更有难处，汤恩伯在吹嘘自己的时候，就未必没有顾虑。他的这一看法，恰中要害，入木三分。
后来，我在一个材料中看到，上海战役前夕蒋介石与汤恩伯有一段对话，便正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时蒋间汤:「在上海坚守一个月有没有困难?」汤答:「从最新情报分析，共军有可能在五月上旬即发起外围攻势。就目前防御情况看，守一个月压力会很大。」蒋顿时脸色骤变道:「你们花那么多钱造的工事不是‘固若金汤’吗?一个月，我只要你们守一个月。」汤听后无言以答。
时轮同志所以能作出这样正确的判断，我认为，首先是因为他善于从本质上看问题。我军得道多助，内部团结一致，主动协同配合;敌人失道寡助，内部派系林立，彼此勾心斗角。其次是他着眼于战争的精神因素。在「三大战役」和渡江作战后，我军士气高昂，敌军已丧失斗志。再次是他对帝国主义的利己本质有深刻的认识。在要承担重大风险的情况下，帝国主义绝不会为了一个已无希望的政权不顾自己的利益贸然行事，蒋介石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上是注定要落空的。
坚定的必胜信念对夺取战争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时轮同志用这些正确的观点教育部队，使部队进一步坚定了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完成任务的信心，为夺取上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在友邻困难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责任，积极主动地进行支援。这是时轮同志作战指挥上又一可贵的品格。浦西是敌军防御的重点方向，敌军不仅在武器装备上超过我第十兵团，且构筑有十分强固的工事。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要求我部必须按时进到昊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在两日内要一边作战一边行进120余公里，确实是很难办得到的。因此，当我部攻进到距吴淞口还有六七十公里时，困难越来越大，进展已十分迟缓。于是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决定，要第九兵团加快浦东作战节奏，迅速攻占川沙、高桥，控制吴淞口右岸，为西线我部减轻压力。
这时，第九兵团虽然进展较快，可也打得十分艰苦。但时轮同志接到命令后，仍然没有丝毫犹豫，他从战役全局出发，感到这样做是自己应尽的责任，立即调整了部署，对当面之敌全力发起猛攻。
16日全歼守敌第五十一军和暂编第八师，果然很快调动了敌人。这时，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手谕汤恩伯:迅速调整部署，一定要保证浦东安全，保证吴淞出海口畅通。汤恩伯受命后，立即将指挥重心移向浦东，并迅速组建了浦东兵团，狂称:一定要使浦东之战成为国军胜利的转机。但也就在这时，第九兵团越打越猛，相继攻占了金家桥、庆宁寺一线，使敌青年军第三十七军遭到重大损失。
20日，又将攻势推进到高桥以南地区，给浦东敌防御体系拦腰横切了一刀。23日，复与进行反扑之敌第三十七军在庆宁寺、金家桥至洋径镇一线展开殊死争夺，使双方部队都遭到了很大的伤亡。时轮同志为了给西线兵团减压，真可以说是豁出去了。
这使敌人也感到十分吃惊，当时汤恩伯曾对其副总司令陈大庆说:「浦东的共产党军队真是打疯了！」时轮同志这种事事着眼大局，积极支援友邻的可贵品格，令我十分敬佩!在遇到某些暂时困难的时候，想到关键时刻的需要，坚持不轻易动用预备队。这也是时轮同志在作战指挥上又一个十分可取之处。上海战役开始时，浦东虽不是敌人防御的重点，但敌人也部署了相当大的兵力，构筑有十分坚固的工事，特别是在汤恩伯将指挥重心东移，并组成东线兵团以后，敌浦东的防御大大加强，第九兵团在后来的作战中曾遭到不小的伤亡。
在这种情况下，时轮同志仍然毫不动摇，坚决咬牙挺住，始终没有动用预备队。直到总前委下令开始第二步作战、即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时，他才立即将第二十、第二十三和第二十七军投入战斗。强大的预备队投入作战，大大增强了我军的进攻能力，对作战的最后取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作战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更加重视军政两手并用，以加速战役胜利的进程。这是时轮同志作战指挥上又一得意之作。上海战役开始前，时轮同志和第九兵团的领导就教育和要求部队:「应充分利用敌军大势已去、无心恋战的心理和敌酋驱迫敌兵送死以掩护其家族搬走财物的矛盾，展开政治攻势，争取敌军一师一团放下武器，交出阵地。」作战中，特别是在我军不断取得胜利、敌军已涣散动摇时，他更重视指导部队，配合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大力瓦解敌军。这样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战役后期，当蒋介石见大势已去，携子去台，汤恩伯率残部仓皇逃跑之际，时轮同志和第九兵团领导在命令部队向市区发起总攻的同时，指示部队要大力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军，就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首长和上海地下党组织争取敌淞沪警备区副总司令刘昌义投诚的工作，加速了上海解放的进程。
时轮同志是我的亲密战友，我们曾长期在一起共同战斗，都有着许多十分美好的记忆。上海战役这段并肩作战的历史，更使我经常思念不已。现记下这段难忘的往事，聊表对老战友的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