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忠/文
1945年8月间，驻海拉尔境内的伪兴安军第十军管区官兵发生一起哗变事件，打死打伤百余名日本侵略者军官，震惊世人。笔者亲自采访了参与哗变事件的伪满国兵、目睹者，现为离休老干部包文奎、陈义等同志。根据座谈采访和查阅资料，将这段历史整理成文，如有错漏之处，望知者给予补正。
1940年，即伪满康德七年时，颁布了伪满「国兵法」，开始实行了伪满国兵征兵制度。「国兵法」规定，凡年满18-20岁的男性青年都必须接受检查，合格者入营受训，这就是俗称的「国兵。」
1944年3月1日，郭尔罗斯前旗有一批蒙古族青年，即包文奎、陈义、王云升、高喜风、达林台、关尚志、包国才、吴秉文、吴金林、仁钦敖尔卜、高世哲、高玉堂、包洪义、那木德、白儒林、韩大下巴等人，按照「国兵法」受检合格，分别于各自的家乡远离亲人，眼含泪水，登上火车，应征入伍，去海拉尔伪兴安军第十军管区第十通讯队、汽车队、五十团、五十一团和鸽子队等连队当了伪满「国兵」。
解放后，正如群众中回忆传唱的那样：「·…国兵一出发，三年不回家，家中抛下二老爹和妈，想她儿子心如刀扎。……」事实就是如此，「国兵」入营后，在日本关东军严格控制下，开始兵营生活。他们穿上黄军装，头顶战斗帽，打上一付黄裹腿，脚穿水袜子(即黄胶鞋)，装束就像日本人一样，进行难熬的军事训练。早上集合点名，早操、跑步，饭后出操，晚饭后接着念诏书，国民训和军人守则，日复一日的重复着。「国兵」的其他生活也是一言难尽之苦的，早操后是一碗粗高粮米粥，一碟大头菜或其他咸菜，吃高粮米干饭的时候极少，经常食不果腹。赶上个星期还好一点，自己还能买点煎饼，找个地方偷着吃。上厕所大小便只给5分钟时间，回来晚的就是挨打，有时嘴巴被打的鲜血直流，官兵就是打骂关系。难熬的国兵生活，如同进了伪满日本侵略者的地狱，没有一点人身自由。一些受过国兵苦难的人，现在回忆国兵生活，仍然不寒而栗。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并派苏军向我国东北地区挺进，飞机、坦克、大炮对准了日本侵略者，随即中国共产党派军政要员北下，抗日战争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祖国光复指日可待。此时此刻日伪政权摇摇欲坠，日本侵略者上层人物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然而，关东军在无路可走的时候，妄图挺而走险，妄想做垂死挣扎，最后一次拼搏。为此，8月10日，伪兴安军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陆军中将郭文林接一份电令，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令第十军管区全部武装撤至大兴安岭防区绰尔河一带待命，并接受大兴安岭指挥部的指挥。事实上叫伪国兵抗击苏军，而关东军另谋其策。在这方面，陈义同志有过回忆，他说，我们离第十军管区驻地约10公里左右处正在打羊草，这时候看见飞机轰炸海拉尔附近，并同时接到通知，要我们接受新的任务。他们的回忆与实情是一致的、即当时苏联红军从黑山头、满洲里、喀尔喀河一带逼近海拉尔，苏军飞机像老鹰似的不分昼夜盘旋在呼伦贝尔草原上空，日本军军营、仓库被放火烧掉，日军军官家属和地方官员开始向南疏散，一大批所谓的政治嫌疑犯被日本关东军移往山沟里杀害。日本侵略者在海拉尔的关东军头目，还下令，要郭文林指挥第十军管区官兵从8月11日开拔南下，阻击苏军，死守阵地。此时，前郭籍的包文奎、陈义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国兵返回连队取大衣、拿需要带的东西。之后，他们全副武装到索伦旗南屯集中出发。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促使每一个兴安军官兵必须思考并立即作出抉择。怎么办?郭文林司令官找正珠尔扎布参谋长进行了密商。他们俩个是中国人，也理解当时广大蒙古族官兵心情，一致认为不能把家乡子弟往火坑里送，不能和苏蒙军队交战，但马上找苏军去投降风险很大，因为兴安军中有百余名日本军官督战，士兵也没有精神上的准备，可行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表面上服从，佯装准备应击，寻机铲除兴安军中的日本军官，再设法向苏军投降。此计，包文奎、陈义等下级官兵尽管心急如火，义愤填鹰，但他们并不知道底细，只能待令行动。他们大体知道飞机轰炸关东军大本营，放火烧营房、仓库等，日本侵略者要失败，伪满政权要垮台，关东军要完蛋了，二次世界大战到了关键时刻，所以，他们是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只有待好运来到，以便回家看望二老乡亲，过上全家大团圆日子。时局也不容他们想那么多，次日，包文奎、陈义等所在连队同全体官兵开拔，向百余里外的锡尼河转移，率先的是两个骑兵团，紧跟其后的是其他团队，整个队伍拉出几里地长。到达锡尼河畔时传来了就地休息命令，官兵们才感到有了点喘息机会。然而，这时候的日本军官已有戒备之心，因而按日本军官安排，整个军管区的官兵以其布置进行「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实际上趁此机会郭文林司令官的副官鄂兴泰已开始活动，在暗中悄悄地向团长等军官传达了伺机反戈的计划。由于日本关东军急切要求蒙古官兵南下，日蒙军官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气氛十分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与此同时，在另一个场地正组织一个班长以上的蒙古官兵会议，会中用蒙语讲的话，也是暗中布置了兵变行动计划。接着，他们得到了「准备动真枪实弹」的通知，并告知蒙古官兵「听到三声枪响，就立即投入战斗。」士兵仍以为要和苏军接触呢?时不待我，三枪行动信号，机枪声中打倒了七、八个日本鬼子，有些日本军官听到枪响就冲过来和蒙古士兵搏斗，又被击中十多个，蒙古士兵也有伤亡。军管区蒙古官兵行动，是和第十通信队联在一起的。据陈义同志回忆，他曾和一个国兵同事唠嗑时，那个人说：「你要注意呀，到动真枪实弹的时候了……」话音刚落，第十通讯队兽医赵某(汉族，农安县人)插话：「敌人就在后尾呢!」他们几个回头一望，好家伙，第十通讯队副队长义滕中尉(日本人)在后边掏枪呢，老赵大喊：「隐蔽」!士兵向一旁侧身时，老赵的枪响了，把义腾打下马来，为了防止暴露目标，义滕的马也被打死了。此时，有一个日本军官，即鸽子连的技术员叫亚克拉西，他听到枪声便用汉语含混不清的问：「咋的啦……」老赵回答说：「起义了!」顺枪把他打死，伴义滕而去。与此同时，一位国兵把团里一个中校日本军官给毙掉。就这样，第十军管区蒙古官兵的哗变行动，经过三次集中的火力扫射，把死命顽抗的日本鬼子全部消灭，几个小时的决斗终于取得了哗变成功。
蒙古官兵消灭日本军官，取得哗变胜利后，一个目标就是向苏军投降。据记载，郭文林司令官派几名会俄语的人赶赴到西庙(又叫会索木)，找到苏军联络，事已办成。下午4时左右，几辆满载苏军的汽车开来，停在距兴安军不远处，兴安军中蒙古官兵们在锡尼河畔列队欢迎走过来接受投降的苏联代表。亲自参与这次哗变的包文奎、陈义回忆，苏联代表接受投降后，按照原兴安军司令官郭文林和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命令，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均放下武器，把所有的枪炮及弹药装箱加封，并在高处插上白旗，官兵举着小红旗迎接苏联红军。苏军代表对兴安军弃暗投明的正义行动表示称赞。
投降后的第三天，全体官兵在团长带领下，由苏军代表人员引导向西走去，经过诺门罕开到中蒙边界的哈尔哈河，涉过哈尔哈河之后，在苏军少校指挥下，兴安军官兵继续进入蒙境边界哈莫尔达瓦要塞区。这个地方没有人烟，举目尽是荒山秃岭，可这里却有一个很大的掩蔽兵力的山洞，洞体内有兵舍、食堂和厕所，还有运动场和俱乐部。这些兴安军(国兵)被安顿下来，吃的问题也得到了供应。他们在这个安稳地方生活两、三个月，入冬后又集体遭返回到海拉尔，海拉尔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回来后，帮助苏军清理缴械的枪炮弹药，运送物资，国兵们都领到了服装，吃穿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一晃，快要到春节了，投降的官兵都领到了苏军发给的服装和路费，并被释放出来。1946年1月，即在春节前夕，许多国兵返到哈尔滨小住几日，终于回到了可爱的家乡，过了个团圆的春节。源自【郭尔罗斯文史97卷】
参考资料：
【齐齐哈尔文史资料】第九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