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国祥
王君植是1949年夏在西安参军的一个大学生。为人豪爽，性格开朗。她随359旅刚编成的五师独立团参加过扶眉战疫，又穿越了甘肃到达敦煌，在那里学习、训练。过冬后便又徒步行军出阳关，越过死亡之海，到达新疆的若羌。稍事休整，王君植和十几个女兵顶风雪，冒严寒，搭帐篷，穿越大沙漠，到达新疆东南一隅的且末县。1950年春，部队展开大生产运动，干部战士都参加劳动，丰收在望时，她和副团长安志明结了婚。接着，五师独立团移师于田，被编为新疆军区独立骑兵师第二团。他们参加了修筑新藏公路和军事训练，准备进军西藏。此时，王君植被调到师政治部当了宣传干事，她虽已有身孕，但仍坚持工作，组织一些女同志参加宣传队，自己编剧导演，排练了一些节目，为部队演出鼓舞士气。
1951年5月4日，安志明奉命带两个加强连，继进藏先遣连之后，翻越昆仑山进军西藏，去解放阿里。临行前王君植即将生育，师长何家产说：「安志明等几天再走吧！」安志明回答：「我是后续部队的领导，不随军出发哪能行！」于是，他告别妻子立即上马出发了。
第二天，王君植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前来祝贺的团长郑志文说：「安副团长出征西藏，现在又生下儿子，起个名字叫‘双喜’吧！」何师长说：「为了鼓励他父亲进藏，不如叫‘进军’！」于是，郑团长派人骑快马，一下追了40里，向安支队长报告了这个好消息。安志明很高兴，带着部队奋勇前进，不仅很快跨越昆仑山与先遣连会合，接着投入剿匪战斗，解放了全阿里。
1952年夏，独立骑兵师的骆驼大队全部转移到皮山县的桑珠山村，从那里开始向中印边防前线的阿里运送粮食等物资，要让已挨饿的边防战士吃饱穿暖。当时，王震将军号召新疆部队要「安下心，扎下根，长期建设新新疆！」师长何家产也要求已编成的阿里骑兵支队要树立「长期建藏」的思想。于是他亲自与宣传干事王君植谈话，让她当家属队长，带领丈夫已上阿里的二三十个干部家属也骑着骆驼长途跋涉到阿里，让她们和亲人团聚，加强保卫和建设新西藏的信心。家属队临行时，组织科长何师长的夫人傅兆南前来送行，她还给王君植半岁的可爱儿子小进军送了一个小斗篷。
王君植带去的家属娃娃有20多人，其中有红军营长朱少清的妻子黄秀珍、老八路参谋长贺景富的妻子孙启珍、后勤主任左风山的妻子程英、连长谢元生的妻子张俊英，以及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两位副连长的妻子等。还有一部分是进藏先遣连的干部家属，因为他们大多是原来起义军官的家室，所以小孩也不少，现在已分别两年，他们更盼望团聚。如先遣连连长曹海林的妻子马桂芳就被任命为副队长，由于她会维吾尔族语言，成了王君植的得力帮手。参谋周奎琪的妻子、卫生员张桂英也很能干，一路上为这支娘子军的医疗保健工作出了大力。排长孔庆宏的维吾尔族妻子阿那尔汗，则表现非常积极，经常帮助别人照顾孩子。而兽医司马义的妻子阿拉木汗则带着她的4个孩子，大女儿14岁，小儿子不到两岁。还有个白翻译的妻子郝红艳是上海人，讲究吃穿，娇气十足，王队长就谈心帮助，只让她担负送开水的任务。在以后的行军中，她逐渐转变，改掉了好逸恶劳的习惯，成为一名积极上进的好姐妹。
在骑骆驼走向昆仑山的路上，王君植发现程英大姐为人忠厚，吃苦耐劳，小孩也大了，便让她当炊事班长，另派积极热情的黄秀珍和孙启珍当炊事员，要保证大家沿途能吃好吃饱。另外，她看到曾在抗日战争中就支援前线，来自河北老解放区的张俊英思想开朗，乐观活跃，经常唱着「白毛女」「王秀鸾」等歌曲，带头工作，积极行军。便请她和马副队长一道管理上下骆驼、掌握行军生活，以及捆驮子、搭帐篷等具体工作，并帮助她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保证不出任何事故。
王君植曾经对我说：「我们家属队是准军事化组织，大家都穿着棉军装和老羊皮大衣，享受着国家供给制待遇。我们长达一个多月的艰苦行军也像参加了一次战役，为了配合骆驼队工作，尽量不增加骆驼负担，我曾宣布三条纪律：‘一、帮助运输队员缷驮子、做饭;二、大人每天走30里路，小孩可绑在驼背上;三、高山险路不骑骆驼，特别注意小孩安全。’实际上，在行军中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离开桑株两天，阿拉木汗的小儿子就发烧了。骆驼大队医生姓陈，是浙江人，工作非常认真。他负责我们的医疗工作，立即来给孩子打针、服药，很快控制了病情。陈医生还向我们家属队讲了一些高山病的防治办法，鼓励大家克服困难，战胜瘴气，跨过昆仑天险，安全到达阿里」。
「我们来到桑株大坂之下，仰望冰封雪裹的山头，心中不寒而栗。藏北运输指挥所领导为保证我们翻越这座险峻的大雪山，雇请当地柯尔克孜族牧民赶来了几十头牦牛。我们哪里骑过牦牛，更何况头痛欲裂，呼吸困难，深感遇到鬼门关。但要想进入阿里，必须打胜这一仗。我动员说：‘先遣连的同志，我们的丈夫，他们能从于田爬过更高更险的昆仑山，解放了全阿里。我们也要像他们一样勇敢顽强，坚决翻过桑株大坂。’在爬山途中，耗牛不听指挥，猛往上冲，吓得大家抱紧鞍子，哇哇直叫，在柯族牧工和运输队员的帮助下总算爬上了山顶」。王君植没骑耗牛，她是拉着马尾巴，艰难攀登上去的，自己心跳气喘，流汗流泪，小进军在她背上难受得哭闹。其他孩子也出现严重病态，有的还流鼻血、吐白沫、拉肚子，她还要前后招呼，让陈医生或张桂英来帮助医治。总之，她们忍受了从未经历过的艰辛，终于爬上了昆仑山顶。看吧!祖国山河多么壮丽，心中顿生无限豪情，也体现了军人家属的光荣。
谁知，上山难，下山更难。山陡路滑，只能步行。实在累了，就坐下喘息。特别是走在悬崖边上，使人提心吊胆，因为已有骆驼摔下百丈深渊。大家你拉我扶，牵着孩子，慢慢走出险境。突然看到一个黑影直落山下，我吓了一跳，结果是一个孩子的帽子被风吹下山崖。走到平缓的山谷地段，家属们才喝水吃馕，再骑上骆驼继续下山。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她们终于到达了喀喇喀什河旁的蒙古包兵站。
以后的路程虽然遥远，有的大坂也很艰险，但经过桑株大坂锻炼的娘子军已经无所畏惧，视若平常了。她们每天朝行夜宿，搭帐篷、解行李、做饭吃饭，照顾孩子，早早睡觉。次日天亮即起，又做那套相反的工作，和驼队战士密切配合，然后上骆驼起程。到危险山地，或冷得厉害时，便下骆驼走路。总之又走了半个月，才走出熊彩大雪山，来到班公湖旁。这里好舒服啊！山清水秀，骆驼和人都需要休息一下。骆驼放出去吃青草，孩子们高兴地玩耍，大人则抓紧搞卫生，洗衣服。这时，不仅爽朗的张俊英又唱起了「支前小调」，阿那尔汗也高兴地唱起了维吾尔族民歌。当她们看到王君植带着孩子，又忙工作时，便跑来帮助她洗衣服。王队长说：「你们去帮阿拉木汗吧！」阿那尔汗说：「你看！这草滩上晒的衣服和尿片子，都是我帮她洗的。」正说着，程英她们已做好了可口的羊肉揪片子，马桂芳副队长则呼喊着让大家去打饭，一阵幸福感顿时涌上王君植的心头。是的，家属队从于田出发到现在仅一个月，长途行军中的艰难困苦都被一一克服，传闲话的没有了，吵架现象不见了，工作抢着干，小孩大家管，呈现一派团结互助，亲如姐妹的气氛，这个「娘子军连」已变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了。
骆驼队沿班公湖岸又走了3天，才绕到日土草原上，但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王君植下令搭帐篷休息，并开始架锅做饭。这时，已到日土工作的安支队长站在刚建起的二连营房的哨楼上，用望远镜看到了骆驼大队和那几顶刚架起的帐篷。他高兴极了，立即让同样着急的贺景福参谋长带战士骑马去迎接。当他们从齐腰深的河水中驮过这批老婆娃娃后，家属队算是走完了最艰难的行程。贺景富高兴地和他妻子孙启珍相会，并扶她上马，护送过河。然后让大家骑马前进，派战士们牵马保护，很快送到了日土宗军营。几个和美的家庭在这里团聚了，驻日土的二连连长谢元生见到他从河北老家来的妻子时，只知儍笑，不知说啥好，倒是张俊英大方的拉住他的手，说起了夫妻间的悄悄话。当安支队长把王君植和小儿子迎接进自己住房，急不可待地抱住妻子亲吻时，小进军吓哭了。他大喊：「我要妈妈！」安志明赶快抱起儿子亲吻时，小家伙不认他，哭得更厉害了，因为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不认识的爸爸。
家属队又走了一周，才到达阿里首府和骑兵支队驻地。噶尔昆沙军营沸腾了，第一次出现了女军人和一批衣着华丽的妇女儿童。当她们被引进那简陋的土房子，甚至是地窝子中，一家人团聚的欢乐难于言表。在这里，不仅后勤处主任、曾在延安为毛主席站过哨的左风山和他的妻子程英、女儿相会了，而且先遣连连长曹海林和妻子马桂芳也相聚了。当然，周奎琪参谋、司马义兽医、白翻译和孔排长等都高兴的把自己的妻子，有的还有儿女一起带进了自己地窖子家中。是的，高原环境很艰苦，大家情绪很乐观，干部们看到了成家的希望，广大战士也很高兴，因为军营中出现花朵，生活不再苦燥了。
高兴的时间不长，问题就来了。阿里气候不好，又缺蔬菜水果，家属孩子得病的多了。特别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冻，大雪茫茫，日子更不好过。说来也怪，上来的女孩子大多能适应，男娃娃就差多了，有的常得病。首先是司马义的小儿子，路上就消瘦，到了昆沙也不见好，没度过那个冬天，首先病死了。安支队长和王君植的小进军身体也很虚弱，不再大声哭闹了，他得的病和先遣连许多烈士的病一样，全身浮肿，接着溃烂流黄水。医生建议送下山，但冰封雪裹的昆仑山不可能逾越，眼看着小进军的生命消失，夫妻俩只有痛哭。当他们用何师长夫人傅兆南送的那件小斗篷包好小进军，埋到一个大红柳沙包中时，一起上山来的阿姨和小朋友们都哭了。不到两岁的小进军、阿拉木汗的小儿子，这些还未开放的花朵，竟为祖国边防事业献出了他们幼小的生命。
冬天过去，春天来临。给干部战士上文化课，带女同志参加劳动，还组织她们学射击、练投弹，并兼管图书室的宣传干事王君植又要生小孩了。安支队长为保证她的营养，不仅从印度商人那里买来奶粉、饼干，而且从藏胞那里买来一些土鸡下的小蛋。幸亏有卫生队长刘广益接生，总算安全生下了个女儿，小名就叫「阿里」。为了养好这个孩子，夫妻俩想尽办法，但发育总不正常，时有疾病出现。这时，安志明的病情加重，心脏不好，呼吸困难，牙痛得常睡不着觉。尽管西藏军区已定他为副师级干部，仍任阿里骑兵支队支队长兼政委。很快，中共西藏工委也派来一批干部，组建起了阿里分工委，并任命他为分工委书记。他虽日夜操劳，尽心竭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但身体已不允许长期待在高原了。1953年夏，安志明被任命为南疆军区副参谋长，王君植也调至南疆军区文工团工作。这样，他们在新任的支队政委、分工委书记孙德富到来后，交待了工作，才带着小女儿，跟随骆驼队，骑着马下山，离开了那永远难忘、生死相依的阿里高原。
小阿里到喀什后，不仅保住了生命，而且健康地成长起来，长大后起名安娜。接着，王君植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安疆，他们在南疆军区大院内，过着安宁幸福的生活。我们同住在一个军营，文工团又和文化科联系密切，王君植写的文章也常见报纸。所以，我们虽无深交，也算认识。但是，到了1956年，她的厄运来了。一封检举信说她是个「特务分子」，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政治运动中，她有口说不清，被送到农场中劳动改造。安志明无法挽救，被迫离婚，造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使人更生气的是，他们在阿里生的女儿、喀什某医院护士安娜，因缺少母爱和教养，竟犯了罪，被判了劳动教养。当我看到那法院的布告时，心中难过极了。如果她的父母不离婚，安娜就不会有这样的悲惨下场。
王君植被打成反革命，心中当然不服。经她一再申诉，案件复查，真相大白，原来是曾经追求过她的一个男人，知她已婚，心生嫉恨，诬告了她。为此，南疆军区为她公开平反，并恢复了工作。时年46岁的王君植恢复了自由，到【阿克苏报】社当了编辑。当她到乌鲁木齐，又见到已任新疆军区步校教务长的安志明时，安早已和另一位女医生结婚，并生育有两个孩子。王君植悲怆难忍，只好找到南疆军区文工团时的战友王洛宾处诉苦。王洛宾也是刚从监狱中出来，对她自然产生同情，鼓励她振作精神，过好晚年生活。这样书信来往，产生了感情，但遗憾的是王洛宾多次追求，而王君植放不下在劳改中又婚，生下的那个残疾儿子。接着王洛宾数次出国，阴差阳错，两人没有走到一起。最近，我见到王君植，她还是那样开朗乐覌，看来生活得潇洒。她说她早已离休在家，正在写书，书名是【我和王洛宾的黄昏恋】。我说：「您算了吧！王洛宾已死多年，何必再给他加这么个故事。」她说，我有他的十几封信，舍不得丢掉，何况出版社闻风而至，向我要稿子。面对这位曾称雄阿里高原，又备受坎坷的老同志，我只能说：「您慎重点吧！」
2016年我听说王君植同志去世了。那年由新疆拍摄的反映进藏先遣连解放西藏阿里的电视片【雪浴昆仑】上映时，请来了安志明和王君植在阿里生的女儿安娜（小名阿里）前来参加了座谈会。我曾问安娜，你妈妈写的书稿还在不在？她说：「被那个残疾的儿子全烧了。」以后安娜和她丈夫又来了两次乌市，因家庭贫困，想要点父亲遗产，连新疆军区的大门都进不去，是我把她的报告写信送进去。但新疆推南疆，南疆推地方，谁也没有管！我曾先后为她俩夫妻付路费3000元，并关照她丈夫的单位农三师，给予照顾。还不错，最后答应解决他俩住房问题，但又说还缺2万元，我便寄给安娜2万元。次年，我到喀什见到安娜，已经住进新房。房中空空无物，我又给了她5000元买家具，这才算建起了一个家。以后，安娜又打电话给我说：「儿子考上了农业大学，但交不起学费。」我说你让他来找我，结果他儿子王安远来我家，我给了他3800元去农大报了到。以后，新疆新闻社长李德华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让我讲了安娜一家的悲惨不幸生活，一位企业家当场表示：「王安远上大学的事，我包了，以后毕业我给他安排工作。」这样，安娜的贫困危机才算度过。2019年，我又到喀什时，见她儿子已回喀什在电力部门工作，两人总算过上了安宁幸福的生活。我想老首长安志明和老战友王君植如还活着，也会得到一些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