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哈马斯高层哈利勒·哈亚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意外表态，表示若以色列接纳两国方案，哈马斯愿终止对抗，甚至不惜弃械求和。
哈亚的承诺如重磅炸弹般震撼舆论场，两国方案为国际社会所瞩目。哈马斯对此方案的认可，使得以色列政府成为焦点，承受巨大压力。
然而，面对哈马斯的让步，以色列却置若罔闻，屡次扬言将再次入侵加沙。此举透露出以色列政府对于两国方案的拒绝态度，因这一方案在他们眼中，无疑是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
【1967年边界与两国方案】
1967年的边界，曾是巴以双方均无法接受的界限，它如同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两国之间，引发了无尽的纷争与冲突。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181号决议，将巴勒斯坦地区划分为两部分。以色列获得约1.5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巴勒斯坦人，尽管当时人口为犹太人的两倍，却仅得到1.11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尽管1947年的分界线曾引发不公，但对如今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它已化作一个遥不可及的梦，遥不可及却又深深刻印在心。
自第181号决议通过后不足半年，英国便终止了委任统治，以色列随之宣告独立。随之而来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间的矛盾激化，最终演变为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中东战争。
历经长期战火洗礼，至1949年3月，以色列所掌握的疆域扩展至2.07万平方公里，双方确立军事分界线，奠定了日后1967年分界线的基础轮廓。
六十年代，以色列频繁对埃及、叙利亚、约旦等国发动军事行动。为应对此，阿拉伯国家创建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封锁运河与海峡，更计划改变约旦河流向，确保水资源不被以色列所利用。
当冲突逐步升级，纷争不断激化之际，美国和苏联这两大巨头也纷纷将触角伸向了这片饱受战乱的土地，试图在这片硝烟弥漫的土地上寻求各自的利益与势力范围。
中东地区油田的不断开发，使其战略地位愈显关键。然而，美国在这片土地上却难以获得民心。50年代末，伊拉克政权更迭，巴格达条约遭遇抵制，更有埃及、叙利亚等国转向苏联阵营，使得中东局势红旗飘扬。
在谋求中东主导地位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深知必须依赖以色列的力量。因此，在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明确提出「美以特殊关系」，而约翰逊总统则在表面保持中立立场的同时，紧急向以色列提供进攻性武器支持。
在周边国家的对抗与美苏阵营的挑拨之下，第三次中东战争的阴影已然笼罩。以色列决定先发制人，而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则对战争的突然爆发感到措手不及。双方均意识到，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1967年6月5日黎明，埃及军官们尚未踏入战壕，机场上便骤然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防空警报声与敌机轰鸣，无数埃及战机尚未来得及展翅升空，便已在火光中化为残骸。
以色列空军猛然向叙利亚、约旦、伊拉克发起迅猛的突袭，而在空军的强势掩护下，地面装甲部队亦对西奈半岛的埃及军队与约旦河西岸的约旦军队展开猛烈攻势。
战争持续至第三日，埃及空军遭受重创，丧失逾九成五的战斗力。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及巴勒斯坦领土悉数被以色列掌控，阿拉伯国家败局显现。自此，战场重心从领土之争转移至联合国舞台。
六月十二日，在联合国的积极斡旋之下，双方终于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这场纷争的根源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未来的道路仍旧充满挑战与未知。
在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总计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远超联合国原先划定的范围，此举引发广泛争议。鉴于此，同年11月，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了第242号决议，以期解决此争端。
此决议的核心在于，责令以色列撤离其在冲突中所占之地，回归至1949至1967年的疆界格局。自此，1967年的边界线确立为合法有效的国界。
1967年边界的确立，同时赋予「两国方案」新的内涵。最初的两国方案主张巴以分别建国，而随着以色列近20年的立国历程，该方案的重心已转向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两国边界亦从1947年调整为1967年所划定的界线。
【双方态度】
1967年边界与两国方案甫一提出，以色列便首当其冲表示反对。战后，以色列国内就占领地的处置产生了分歧，政府欲将其作为谈判筹码，而民间则渴望将其化为犹太定居地。
民粹的呼声逐渐盖过了其他声音，1967年7月，以色列在戈兰高地建立了首个定居点，不久后，约旦河西岸也涌现出犹太定居点的身影。
在当年的九月，以色列外交部法律顾问西奥多·梅龙向总理艾希科尔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明确指出，在阿拉伯领土上建立定居点之举，已触及国际法的底线。然而，以色列国内对此置若罔闻，政府内部更有一群狂热分子，接连提出更为激进的定居计划。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主张在约旦河西岸设立军事基地，作为干预阿拉伯事务的前哨。而不管部部长梅纳赫姆·贝京则更为激进，他主张将被占领土全面并入以色列，剥夺阿拉伯公民的权益。
在影响深远的方案中，劳动部部长伊加尔·阿隆的「阿隆计划」尤为引人注目。该计划旨在耶路撒冷与约旦河西岸的荒凉地带广建定居点，借此在领土谈判中奠定以色列居民的实际存在基础。
阿隆为巴勒斯坦人仅保留了三块孤立的领地，分布于约旦河谷北部的布卢斯与杰宁，南部的希伯伦与伯利恒，以及东部与约旦接壤的杰里科，彼此隔绝，难以为继。
针对第242号决议及战时停火令，阿拉伯人有独到见解。他们觉得，「尊重和平生存权利」的条款实则意在迫使其与以色列缔结和约，且决议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避而不谈，仅将他们归类为难民，显然偏袒以色列一方。
以色列坚持不归还土地，令阿拉伯人谈判耐心尽失。1967年8月，13个阿拉伯国家在喀土穆共商对策，一致决定实行「三不政策」：不承认、不谈判、不共处，以表达对以色列的强烈不满。
在这场战争中，叙利亚的贡献仅次于埃及，然而它并未出席喀土穆会议。究其原因，乃是叙利亚政府认为与会国家仍显保守，故选择缺席。
自以色列在占领土地上建立定居点以来，阿拉伯国家便以军事行动予以坚决回应。1968年2月，阿拉伯游击队三次突击犹太定居点，而在1969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两周年之际，游击队又在耶路撒冷等地投掷手榴弹，约旦和黎巴嫩的反以武装亦向犹太定居点发射火箭弹，持续展现反抗决心。
在六十年代末期，虽然国际社会在1967年认可了边界方案，然而在当地，这一方案却缺乏切实可行的基础，难以付诸实践。
【沙龙计划】
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阿隆计划稳步推进。1977年5月，贝京领导利库德集团执掌政权，他上台之初便毅然访问了此前政府未曾承认的犹太定居点加杜姆，此举意义深远。
贝京向狂热分子阐明：「朱迪亚与撒玛利亚，乃犹太人之以色列故土。我们决心在朱迪亚、撒玛利亚，乃至加沙地带与戈兰高地，筑起新的定居点，以彰显犹太民族之坚韧与决心。」
他口中的朱迪亚与撒玛利亚，实乃约旦河西岸之地。四个月后，他公诸于世其宏大规划：拟于未来四年内，在被征服之土上筑起27座定居点，其中九座位于约旦河西岸，十座坐落于加沙与西奈半岛交界，余下数座则矗立于埃及与叙利亚之境。
年末之际，贝京精心策划了一项「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表面冠冕堂皇，实则意在通过维护安全的幌子，暗中掌控整个巴勒斯坦地区。他企图剥夺巴勒斯坦人民对土地和水资源的所有权，强迫他们加入以色列或约旦国籍，从而令巴勒斯坦国名存实亡。
为了支持「巴勒斯坦自治计划」，阿里埃勒·沙龙作为当时的农业部长，推出了激进的「沙龙计划」，意图驱逐巴勒斯坦人离开被占领土，并以百万犹太人为东耶路撒冷筑起一道屏障。
在埃以和谈期间，以色列撤出了对西奈半岛的管辖，转而更加专注于约旦河西岸的掌控。尽管沙龙计划未获全面接纳，但他在担任农业部长的四年内，推动建立了64个定居点，远超此前十年的三倍。
巴勒斯坦人如今被分隔在约旦河西岸的160余块孤立小块土地上，而犹太定居点数量已达230个。巴勒斯坦人内心渴望摆脱以色列的统治，无奈却难以集结成一股有力的反抗力量。
值得欣慰的是，国际社会始终坚守对1967年边界与两国方案的认同，即便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美国，在国际舆论的强烈呼吁下，也不得不正视犹太定居点的非法性。
当埃以双方签署【戴维营协议】之际，布热津斯基郑重警示道：「美国对定居点问题的立场坚定不移，任何强化的以色列定居活动，我们都将作出负面回应。未来，美国不仅可能在联合国弃权，更可能在必要时直接对以色列投下反对票。」
1980年，联合国安理会第465号决议谴责以色列扩建定居点，美国破天荒投赞成票。虽政府事后称系沟通失误，但此举仍反映出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模糊立场。
以色列政府倾注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精心打造了这些定居点。若1967年边界与两国计划得以实施，以色列半个多世纪的辛勤努力恐将化为乌有。
尤为严重的是，犹太定居点一旦被拆除，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势必集结成一股更为强大的反以势力，远胜加沙，届时以色列将饱受多年种族压迫政策之苦，难以幸免。
哈马斯诞生于80年代，初衷在于抵制犹太定居点，并反对1967年边界。历经三十余载的抗争，哈马斯逐渐领悟了权衡利弊之道，明确了斗争的轻重缓急。
哈马斯若融入国际社会，必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认可也将为两国方案扫清一大障碍。哈马斯与两国方案的结合，无疑将成为以色列难以摆脱的困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