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紧邻美国的国度，墨西哥显然已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时局。
10月8日，在一场商业论坛上，墨西哥经济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发表讲话，「当前，中国与美国之间的争端比数年前更为紧张，而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
埃布拉德进一步阐释：「这一方案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其主旨在于，我们将动用一切合法手段，来支持北美地区的利益。」
这位经济部长特别提到了墨西哥正积极拥抱美国财长耶伦所提的「近岸外包」机遇，即将生产线从亚洲迁移至墨西哥，这一转变对墨西哥而言是有利的。
埃布拉德强调：「我们的第二大重要任务，就是全力推进近岸外包，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甚至可以说是百分之一千地利用。」
何为近岸外包？
简而言之，近岸外包指的是通过邻近国家的人力资源来提供服务和供应链的外包模式。这一理论由美国提出，似乎专为墨西哥量身定制。
在此基础之上，美国财长耶伦还提出了「友岸外包」的概念，意在将订单交给那些与美国价值观相近的合作伙伴，以降低供应链风险。
埃布拉德在讲话中提到，目前墨西哥制造业出口中，国内成分占比不足20%。他透露，墨西哥正在研究「如何减少我们的进口产品，换言之，就是在各个可能的环节增加国内成分。」
这番话，似乎也是在对我们发出某种信号。
过去，在特朗普时代对华单方面施加关税的背景下，不少国内供应链商家选择将零部件先出口到墨西哥进行组装，再销往美国，以此规避关税，降低成本。
而如今，墨西哥也在探讨类似措施，以防止我国通过墨西哥绕道规避美国关税。
埃布拉德表示，墨西哥将与特定企业合作，鼓励供应商和零部件制造商迁至墨西哥。在这一波供应链「去风险化」的浪潮中，为何墨西哥愿意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
答案很明了，因为美国给予的支持和诱惑「实在太大」。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为何欧美会提出供应链「去风险化」的概念？
这一词汇最初由欧盟提出，主要针对我国。那么，欧盟为何会提出这一概念呢？
事实上，我国对外经贸关系的转变，并非始于2018年特朗普施加的关税。当时，特朗普对我国数千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旨在迫使我们坐上谈判桌，为美国经济创造更有利条件。
那场谈判的核心议题，主要是增加购买美国商品，这是基于双方贸易差额而定的，当时还未触及供应链安全的问题。
然而，真正让欧美开始关注供应链安全问题的，是接连发生的两大黑天鹅事件。
首先是新冠病毒的爆发。这场全球性的疫情，导致数亿人感染，其后果之一是，在疫情初期，由于国际交通受阻，欧美一度陷入商品短缺的困境。近岸外包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更近距离的供应地，被认为可以有效防范此类黑天鹅事件的影响。
其次，俄乌冲突也是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一事件的发生，导致众多西方企业从大俄撤离，包括肯德基、百事可乐等知名品牌。
此事让欧盟更加团结，并吸纳了新成员，从而变得更加强大。
同时，俄乌冲突也让欧盟意识到，在全球化的经贸关系下，大国之间依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紧密的经贸联系并不能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
因此，为了降低风险，欧盟提出了供应链「去风险化」的概念，而美国则在近岸外包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友岸外包的理念。
这两个概念的提出，随即引发了供应链的迁移、订单的转移以及关税的提高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而墨西哥、越南、泰国和印度等国家，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崛起的新机遇。
这一趋势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过去，墨西哥主要向美国出口石油，但如今，其汽车、机械和家电等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规模已远超石油贸易。
2023年，墨西哥成功取代我国，成为美国进口产品的主要供应国。此前，我国曾连续二十多年蝉联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在全球化的过去，我们被誉为世界工厂，如今依然保持着这一地位。然而，随着两大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全球化呈现出更为碎片化的趋势，这也促使墨西哥等美国近邻国家开始更加靠拢欧美，甚至不惜与我们产生摩擦。
贸易并非一锤子买卖，其背后实质上牵涉到价值观等深层次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看似与商业无关，但实际上对贸易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
过去，欧美可能未曾意识到这一问题，或许是出于习惯，或许是路径依赖。毕竟，我们所生产的商品物美价廉，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一旦不确定性事件发生，观念发生改变，再想扭转局面就变得极为困难。
今年年初，墨西哥曾对我国的混凝土钢钉进口征收高达31%的临时反倾销税。海关数据显示，去年中墨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6%，达到1002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5.1%，至815亿美元，主要出口项目包括汽车零部件和电子元件等。
随着美国对华关税的提高，我国通过墨西哥组装产品以规避关税的做法也日益增多。但如今，随着墨西哥经济部长的表态，这一「漏洞」似乎也将被逐步封堵。而这一切的背后推手，正是美国的强大压力。
去年特斯拉计划在墨西哥建厂时，也曾要求下游供应链企业跟随其前往墨西哥设厂，否则将面临被抛弃的风险。特斯拉的这一举动，瞬间引发了国内20多家下游供应商的跟随潮。
尽管特斯拉在墨西哥的工厂尚未正式投产，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工厂建成，迁往墨西哥将成为特斯拉供应商的唯一选择。在这个日益复杂的世界里，过去的合作共赢理念正面临着严峻挑战。曾几何时，各国依靠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各自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合作共赢。
然而，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却指出，当一方的发展开始损害另一方的利益时，这种合作共赢的局面可能会受到永久性的破坏。如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不断侵蚀着欧美的市场份额，正是「比较优势失灵」的生动写照。
欧美对我们的偏见，不仅仅源于所谓的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背后涉及到的零和博弈。在这种博弈中，双方的经贸关系不再是共赢，而是我赢你输。
在这种格局下，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竞争势必会趋于激烈。在新的分歧之下，双方需要达成新的共识。然而，在现阶段双方未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这种摩擦和分歧恐怕还将持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