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个月，中欧之间的互动频率异常密切。去年年底，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比利时首相德克罗相继莅临中国；今年二月末，王毅外长访问了西班牙和法国，并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3月底，荷兰首相吕特和法国外长塞茹尔纳相继访华；4月8日，来自欧盟、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的气候特使前来中国，寻求与中方加强合作。而在4月14日，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启程访华。甚至有消息称，中国领导人将于5月初访问欧洲。 #MCN首发激励计划#u0002
中欧频繁互动的原因何在？源于即将到来的重大事件：欧盟即将迎来六月的欧洲议会选举。这场选举可能对中欧双方的命运产生影响。
目前的欧盟显然缺乏独立自主的地位，这是因为美国一直在运用三种手段来对欧洲施加控制：分别是渲染俄罗斯构成威胁、通过驻军和军火销售，以及操控欧洲议会。
欧洲议会拥有超过700个席位，所有议员均由直接选举产生，而非由各国政府任命。这一设计理应使议会更好地代表成员国的民意，但实际上，它却为美国提供了机会干预——由于议员不受成员国政府的约束。
美国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影响他们，这导致欧洲议会经常与成员国政府的立场发生分歧。即使成员国政府不同意，一旦欧洲议会通过某项决议，它们也必须予以执行。
欧洲议会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2019年的上一次选举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尽管如此，那批议员仍然成功地将欧盟与美国的战略联系紧密结合。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保持着正常的贸易关系，甚至有副议长在2022年访问台湾，引起了不满。
现在，反对俄罗斯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的主流，那么今年选举产生的欧洲议员又将是何等风云人物？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中国和欧洲国家不立即采取行动，欧盟可能会按照美国的意愿，与中国进行「脱钩」。
中欧相互位居第二大贸易伙伴，他们之间的年贸易额超过8000亿欧元。无论是受到俄乌冲突严重影响的欧洲经济，还是受到美国打压的中国经济，都无法承受中欧脱钩所带来的后果。因此，为了生存，中欧高层纷纷采取行动！
然而，美国已经在欧洲渗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步，而欧洲对俄罗斯的担忧也根深蒂固，关于欧洲是否能够重获战略自主，仍是一个未知数。而且，欧盟的产业相对高端，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加速产业升级。
因此，从长远来看，中欧之间的合作能否超过分歧，仍是一个待解之谜。至少，耶伦刚刚抱怨中国「产能过剩」，欧盟便对中国的风力涡轮机企业展开了反补贴调查，这表明欧洲对「发达国家粉碎机」的恐惧程度。
因此，在处理欧洲事务时，我们应该努力争取，但决不能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他们。只有通过产业互补，我们才能夯实紧密的关系。因此，中国应该更多地关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兄弟。
亚非拉之所以排在前面，而非拉非亚，原因在于一国的军事实力能够覆盖到哪里，国家的利益也就能够延伸到哪里。因此，排名的顺序本身就折射了战略上的优先级。
在亚洲，东盟与中国的距离最近，拥有庞大的人口和市场规模，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自4月份以来，东南亚国家掀起了访华热潮：印尼新当选总统普拉博沃首次出访选择了中国。
王毅外长分别会见了老挝副总理兼外长沙伦赛、越南外长裴青山和东帝汶外长贲迪拓；泰国公主诗琳通、越南国会主席王庭惠和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也相继访问中国。这充分表明双方对彼此的高度重视。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紧密关系源于全球产业链的安排：中国处于中高端，而东盟则位于中低端。这种差异使得双方在产业上高度互补，自然成为合作伙伴。
目前，中国正在加速产业升级，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转移。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产业的上下游仍然与中国有着紧密联系，这将中国和东盟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且具有内循环能力的巨大经济体系（即RCEP），有效保障了双方经济的风险抵御能力。
中国，这庞大的经济体系具有更为深远的内涵。我们了解，一个国家的实力背后离不开科技的推动。随着每一次产业变革，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所需的人口规模也逐渐增大。
举例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兴起于英国，仅需数百万人口；而第二次工业革命则在德国和美国掀起，需求人口数已达数千万；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则在美国掀起，其所需人口规模已高达亿计。为何所需人口逐步增加呢？
首先，工业门类日益复杂；其次，唯有庞大的市场需求才能有效激励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而这些转化所带来的利润又能持续投入科技创新，形成良性循环。因此，人口规模对于工业化过程至关重要。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爆发地必然是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经济体，甚至有可能达到数十亿的规模。尽管中国拥有高达14亿的人口，但这仍然可能不够，因此我们需要整合其它国家，构建一个更加庞大的经济体。
美国的人口只有3亿多，人才短缺更为严重，因此在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看到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美国便不顾一切地重新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争抢人才，毫不畏惧丢面子。
美国的地理位置开始显现出一些缺陷：它位于西半球，与世界人口最密集的欧亚非大陆相距甚远，要整合这些地区的国家需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尤其是要整合东南亚地区，与中国的竞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若要整合位于地球另一端的拉美地区，成本将远高于美国的情况。而且拉美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在这里进行投资，面临的政治风险也相当大，稍有不慎就可能遭遇挫折。
因此，我们依旧坚持之前的观点：中国的影响力能够触及的地方，中国的经济体系就有可能融入其中。我们需谨慎选择，先应对近处的问题，再考虑远方的挑战。当我们的实力无法覆盖距离时，便需与其他友好国家合作。
例如，在中东地区与美国的博弈中，我们应寻求与沙特的协商，而在非洲，与英国和法国的竞争中，则需依靠俄罗斯的支持。只有当我们实力足够强大时，才能真正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整合为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系，彻底颠覆任何不合理的旧秩序。
1935年9月，当中央红军完成长征的最后一段路程，即将抵达陕北之际，伟人曾登高远眺雄伟的昆仑山脉，发出了这样的豪言壮语：「安得倚天抽宝剑，将你一分为三？一截送往欧洲，一截献给美洲，一截归还东瀛。
在太平盛世之际，全球都将享受同样的繁荣与和平。」当时，世界处于大战的边缘，我们党刚刚保住了革命的火种，然而伟人心中最关切的仍然是如何彻底改造旧世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
正因为伟人的卓识和广博胸怀，一穷二白的中国能够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如今，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但我们拥有远胜当年百倍的物质基础，我们更应该挺身而出，决然打破一切不合理的旧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