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的肥瘦尽管存乎其人，但大势却是在两极之间循环往复，这一规律无疑受到人们审美观念的制约。任何一种事物一旦流行，肯定有不少追随者推波助澜，逐渐扩大，最后蔚成风气。而达到极致，久而生厌，又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周而复始，无有底止。
流行，于是有追随者，追随者众，于是行成风气，风气发展到极致，于是生厌，于是转化，又流行，又追随，又行成风气，又达极致，再行转化……
宋代魏泰在【东轩笔录】中所记的一段话，很值得思考：
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乎重浊。故老社云「书贵瘦硬方通神」，虽其言为篆宇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贞元、元和己后，柳、沈(传师)之徒，复尚清劲。唐末、五代，宇学大坏，无可观者。其间杨凝式至国初李建中妙绝一时，而行笔亦主于肥厚。至李昌武(宗谔)以书著名，而不免手重浊。故欧阳永叔(修)评书日：「书之肥者，譬如厚皮馒头，食之味必不佳，而每命之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后主善书，尝与近臣语书，有言颜鲁公端劲有法者，后主鄙之日：「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
我们最经常说的杜甫名言「书贵瘦硬方通神」是有他的语境的，不能一概而论当作最高标准，因为杜甫说这句话，不但是针对篆书而言，而且是在唐代天宝之后，书坛满目肥厚的情境之下发出的感慨。欧阳修对肥厚的「厚皮馒头」之评，也不能当成最高定论，因为他这段议论，也有他的语境。再有，李后主对颜真卿的字看不惯，并不是颜真卿的字不好，而是李后主有他自己的审美观，这些观点，都不能当成绝对的定论。
如上篇所言，宋朝初立，徐铉、李建中、李宗谔都是肥字。而同时代的陈尧佐，更有「堆墨书」之评。
陈尧佐（963-1044），字希元，号知余子，阆中（今四川省南充市阆中市）人，享年八十二，追赠司空兼侍中，谥号「文惠」。因为他曾是宋初宰相，因此，他的字达到了「凡天下名山胜处，碑刻题榜，多公亲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的地步。
他的字肥厚到什么程度呢？有宋人记有一则轶事，颇值一乐：
陈文惠善八分书，点画肥重，自是一体，世谓之「堆墨书」，尤宜施之题榜。镇郑州日，府宴，伶人戏以一幅大纸，浓墨涂之，当中以粉笔点四点，问之：「何字也？」曰：「堆墨书‘田’字！」文惠大哂。
世人效仿权贵之字，在历朝历代都是风气，而宋代尤甚，关于这一点，米芾在【书史】有记载称：
本朝太宗挺出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锺、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是时誊录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
以米芾的观点，宋太宗的字是不错的，太宗之后，从李宗谔开始，人们开始「趣时贵书」，就是当权者的字成为士俗竞相跟风的对象。李宗谔当权，大家都学他的字，宋绶当权，大家都学宋绶，然后是韩琦、蔡襄，再然后是王安石。
并不是他们的字好，而是他们「当权」，学他们的字，可以获得较好的「行卷」效果（关于「行卷」，本盛于唐朝，指应试举子，试前将所作诗文写成卷轴，投献礼部主考官或公卿名士，求向主司推荐，以利于及第）。
李宗谔（965-1013）字昌武，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雍熙二年进士及第，这一年他21岁，自这一年开始，直至他49岁去世，他始终在朝为官，并且作为替皇帝记录言行并撰写诏令的亲信。想想，这样的地位，俨然文坛领袖啊，这样一个操纵文柄的人，门前举子自然趋之若鹜。只可惜「趋时贵书」都随着李宗谔身谢道销而灰飞烟灭了。
李宗谔的书迹，现存只有【送士龙诗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如图：
李宗谔是属于「肥厚」类的，米芾贬为「肥扁朴拙」，似刻画出了他的书风特征。
宋绶（991-1040）字公垂，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大中祥符元年赐同进士出身。历知制诰、翰林学士兼侍读。同修【真宗实录】、国史，知应天府。明道二年拜参知政事。罢知河南府，召还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谥宣献。
宋绶的书法，在北宋颇得佳誉，除了苏轼「清而复寒」并表示不理解之外，其他人地他几乎有口皆碑。
【宣和书谱】称：「国初称能书者，惟李建中与绶二人，而建中之字，或为时辈所讥评，谓有五代以来衰乱之气，至绶则无间言，盖其书富于法度，虽清癯而不弱，亦古人所难到者。」
黄庭坚对宋绶的书法颇为倾心，认为：「宋宣献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难。」「近世士大夫书，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献公耳。」「常山（因平棘在汉代为常山郡所辖）公书，如霍去病用兵，所谓‘顾方略如何耳，不至学孙吴。’至其得意处，乃如戴花美女，临境笑春，后人亦未易超越耳。」
宋绶的书学渊源，来源于萧诚，萧诚学褚遂良、薛稷。萧诚的书法今已不存，但宋绶的「清癯」或「清秀」则显然得之于萧诚。
因为宋绶书迹已不存于世，我们只能从这些评论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宋绶的书法，属秀美一路。而且，结合流行趋势，他的字，属于「劲瘦」一类。是对李建中、李宗谔书风的反动。
或者，他的书法实际如何，只能从他的学生蔡襄的身上获得一些直观感受了。好在蔡襄的书法，我们会有专篇讨论，这里不再多说。
还有，因为宋绶的书法在他炙手可热的时候，满朝的公卿都在学他，今天尚能见到比宋氏年辈略晚、与蔡襄年龄相近的名公墨迹，如孙抃的【名藩帖】、
(吕公弼【子安帖】)
王素的【陕右帖】等等，
都具有比较接近的竦瘦体貎，他们显然受过宋绶的深刻影响。这就是米芾所谓「朝体」的标本。
事实上，对李建中、李宗谔的反动，并非从宋绶开始。如果说林逋作为隐君子只算一个特例的话，那么热衷于仕进的士人其实早有走向肥厚反面的趋势。范仲淹约作于乾兴元年的【道服赞】即已清劲之极。
周越可以看作李宗谔向宋绶过渡的桥梁。
周越，字子发，一字清臣，淄州邹平（今山东邹平东北）人。为三门发运判官。景祐三年以国子博士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历知州，终主客郎中。有【古今法书苑】二十九卷。
周越生卒不详，依资料推算，周越年岁可能比宋绶要长十岁以上。
真、草二体是周氏擅长的。【宣和书谱】称：「天圣、庆历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之。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真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
周越的草书，今日能见到的只有【怀素律公帖跋】刻本。如图：
朱长文评此为「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有失态，但无损于俊，这还是毁誉参半；米芾的「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空健而举刃交加」就不免全是贬意了。
评论最为激切的是黄庭坚，他说：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予草书多俗笔。盖予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湔祓尘埃气未尽，故不欲为人书。
他甚认为他书中的俗气，都来源于周越，于是追悔痛惜。
米芾十岁时学过周越，但他晚年批评起周越来，却毫不留情。凡是被他鄙夷的草书，最佳的归宿就是市井的去处，周越与唐五代的高闲、辩光的待遇无不如此：
今人画亦不足深论，赵昌、王友、镡黉辈得之可遮壁，无不为少。程坦、崔白、侯封、马贲、张自方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
周越的小楷，今存【洛神赋十三行跋】刻本和【王著千字文跋】真迹。前者整饬而扁，又作于大中祥符八年，晚于李宗谔逝世后两年，尚带有李氏遗风。后跋是同越存世的惟一真迹。如图：
显然，周氏晚年的小楷，字形已易扁为方，而印象最深刻的，即是竖画起笔的偏头和长捺中间的波折。前者乃出于【神龙兰亭】，而后者据李敖先生揭示即是黄庭坚「战笔」之所本。
关于周越的书史地位，曹宝麟先生的论断可谓中肯：
在上承晋派而下开唐风的交汇点上，褚遂良是一位代表人物。我觉得周越的历史作用有些与褚遂良相似。如果说，褚氏书风承继了东晋至初唐的瘦劲，而结构改变了初唐的紧长为宽方，以至使颜真卿得到创新余地的话，那么周越是同样处在自宋初崇王过渡到中期尚颜的交汇点上。他对书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例如【古今法书苑】是对书法传统的清理和总结，又如他把即将湮灭的唐人段季展的书迹介绍出来，使米芾得到「八面出锋」「转折肥美」的借资等等，都说明周越已具有褚遂良般的潜力，只可惜因其官位和资质阻碍了他发挥褚氏般的作用。
「宋四家」中，蔡襄、黄庭坚、米芾三人都受惠过周越的遗泽，而周越却又在「尚意」运动中成为苏、黄、米三人的靶子，那么这到底是周越的幸运还是不幸呢？
宋初的书坛，可以这样简单总结，即在「肥」与「瘦」的往复中，追学「朝体」。因此呈现出来的是随波逐流的纷乱局面，直到欧阳修的【集古录】问世和蔡襄的出现，宋代书法才「复兴」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