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的理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与诗人。他的著述 【四书章句集注】，成为钦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尽管如此，朱熹本人却对科举取士制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情。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历史与文化背景。本文就来探讨这一话题。
朱熹画像
一、科举制度的兴起与影响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选官制度，自隋唐以来逐渐完善，成为士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这一制度起初的优点是：打破了门阀世袭的局限，使得寒门子弟也有了通过自身努力跻身仕途的机会。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逐渐暴露出其弊端。它过分强调对经典文献的记忆与背诵，而忽视了士人的实际才能与德行修养。这种「一考定终生」的模式，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但不善应试的士人被埋没，而一些仅擅长应试却无实际能力的士人却得以晋升高位。
二、朱熹的学术理想与科举制度的冲突
朱熹虽然自己是科举考试的受益者：
绍兴十七年（1147年），朱熹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次年三月他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朱熹再次入都铨试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踏入仕途。
朱熹著作【四书章句集注】
然而，随着自身阅历的丰富，朱熹对科举取士产生了怀疑，作为一位深谙儒学精髓的学者，朱熹的学术理想在于培养具有高尚品德与深厚学养的士人。他主张「遏人欲而存天理」，认为人心应受天理的约束，去除私欲，方能成就大道。
在朱熹看来，科举制度虽然为士人提供了入仕的机会，但其重艺不重德的倾向却与儒家的核心精神相悖。科举考试过分注重诗词歌赋等文艺才能的考察，而忽视了对士人德行与操守的评判，这与朱熹所倡导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三、科举取士的弊端与朱熹的批评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熹对科举制度，从开始的怀疑，逐步上升为批评。朱熹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
1. 重艺不重德：
科举考试主要考察士人的文学才华，而忽视了对其德行与操守的考察。这种导向使得士人往往只注重应试技巧的提升，而忽视了自身品德的修养。朱熹认为，一个优秀的官员不仅应具备卓越的才能，更应具备高尚的品德与坚定的操守。
2. 应试教育的弊端：
科举制度下的应试教育使得士人陷入了无尽的应试循环之中，他们为了应试而读书，为了功名而学习，忽视了学问本身的价值。朱熹强调学问应服务于人生与社会，而非仅仅为了应试而存在。
3. 人才埋没：
科举制度下的激烈竞争使得许多有真才实学的士人被埋没。他们或许不擅长应试，但却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智慧。朱熹认为，这样的制度是对人才资源的极大浪费。
朱熹的【诗集传】
四、朱熹的学术理想与现实妥协
尽管朱熹对科举取士制度抱有深深的厌恶之情，但他也认识到这一制度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必要性。南宋朝廷的频繁禁学运动使得士人只能通过科举考试来实现自己的仕途梦想。
朱熹自己也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他对科举制度的熟悉与了解使得他无法完全否定这一制度。因此，朱熹在批评科举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希望通过改革科举制度，使其更加符合儒家的精神与理想。
朱熹影视形象
结语
朱熹虽然其著述被定为科考的标准，但他对科举取士制度的厌恶之情却深刻反映了他对儒家精神的坚守与对现实弊端的批判。他的学术理想与科举制度的冲突不仅体现了他对学问与德行的追求，也揭示了科举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局限性。
朱熹的批判与改革主张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与启示，使得我们在反思科举制度的同时，也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儒家精神的核心价值。同时，对现代的高考制度改革，以及培养青年的标准与目标，提供了较高的参考价值。
朱熹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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