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乾嘉时期之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众多碑版得以重见天日。这时期，书法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碑拓，逐渐形成了晚清书法以北碑为取法对象的风潮。尽管这股风潮并不像晚清碑学家所宣称的那样繁荣，但其客观存在是不容忽视的。清代碑学的兴起，无疑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特色。正是在这一时期，云峰诸山的刻石重新被提及，并在康有为等人的推广下，其价值得以突显。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叶昌炽等人的推崇下，云峰诸山石刻的领导者及主要书写者郑道昭，甚至被誉为北朝的书圣。
郑道昭，作为北魏的书法家，从时间上说他比东晋的王羲之更早。然而，直到清末明初，才有学者提出给予他「书圣」的尊号。这不禁令人疑惑：郑道昭是否真是一块被遗忘的璞玉，被埋没了千年之久？他是否真的配得上「书圣」的称号？
一 历代书家眼中的郑道昭郑道昭与云峰刻石的讨论
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前，关于郑道昭及其在云峰山刻石的记载，多见于史籍之中。然而，这些记载大多属于金石学的范畴，或是关于郑道昭的生平事迹，而很少涉及他的书法风格。例如，宋代的赵明诚、郑樵和陈思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提及。
赵明诚的【金石录】中，有七条记载，从卷二第三百三十七则到第三百四十三则，主要包括后魏的郑羲碑、郑道昭登云峰山诗和天柱山东堪石室铭等。在【金石录跋尾】中，关于【郑羲碑】的两则跋文主要考证了碑的位置以及碑主和书碑者的相关信息，但并未涉及书法风格。在跋尾中提到北齐的【天柱山铭】时，赵明诚写道：「北齐【天柱山铭】，位于现今的莱州胶水县。最初，在后魏永平年间，郑道昭担任郡守，将此山命名为天柱，并在其上刻铭。到了北齐天统元年，他的儿子郑述祖继续守护这片土地，再次刻下了铭文。」
南宋的郑樵在【通志】中，也只是记录了各个碑的名称和纪年，包括郑羲碑、郑道昭登云峰山诗、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和郑道昭哀子诗等。
南宋的陈思在【宝刻丛编】中记载了延昌四年立的郑道昭【哀子诗】、【登云峰山诗】、【天柱山东堪石室铭】和【郑道昭碑】等碑。这些记载虽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郑道昭及其作品的宝贵信息，但在清代碑学兴起之前，关于郑道昭书法风格的讨论却并不多见。
【太平御览】与【册府元龟】两部古籍，以故事的形式生动地描绘了郑道昭与后魏高祖及其大臣们宴乐的盛况。其中，【太平御览】记载了郑道昭所作之歌：「皇风一鼓兮九地匝，载日依天兮清六合」，诗句间流露出豪情壮志。而【册府元龟】则记录了郑道昭在孝文帝国任子祭酒时，上表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臣窃以为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这些记载突显了郑道昭的政治见解和从政事迹，与书法艺术无直接关联。
马永易在【实宾录】卷一中追忆郑述祖对其父郑道昭的怀念。书中提到，郑述祖担任北齐兖州刺史时，曾追寻其父在兖州的足迹，发现一块破损的石碑，碑上刻有「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的字样，这让郑述祖悲痛不已，情感之深触动周围的人。这一段描述或许更多地展现了郑道昭父子间的情感纽带，而非单纯的官职传承。
明代的凌迪知在【万姓统谱】中的记载与【太平御览】和【册府元龟】相近，而冯惟讷在【古诗纪】中则着重赞扬了郑道昭的学术成就和文学才华。
清代的倪涛在【六艺之一录】中，则简单地记录了郑道昭及其石刻的纪年信息，如「登云峰山诗，郑道昭撰，永平四年；天柱山东碪石室铭，郑道昭撰，永平四年；郑道昭哀子诗，延昌四年。」而康雍年间修撰的【山东通志】虽内容更为详尽，但仍属于金石录的范畴：
掖县县南十五里，寒同山之西峰，北魏郑道昭为刺史时尝于此修道，石壁刻字甚多，有云「云峰山之左峰也」七字。有云「荥阳郑道昭之山门也于此游止」十三字，有云「郑文公之当门石坐也」八字，有云「此山有九仙之名」八字，有云「安期子驾龙栖蓬莱之山」十字，有云「王子晋驾凤栖太室之山」 十字，又有魏永平四年道昭与道侣登云峰山【论经书五言诗】一首并题识二百余字，又道昭登云峰山【观海岛五言诗】一首，百余字，又道昭刻其父兖州刺史【郑文公碑铭】，凡一千二百余字，道昭跋后云永平四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直南三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至北齐河清三年，其子光州刺史郑述祖重登云峰山访父道昭遗迹，莱人刻石记之。凡五百余字。
【山东通志】一书中，对郑道昭的记载沿袭了【后魏书】的说法，提到他曾任职兖州。书中写道：「郑道昭，字僖伯，荥阳开封人。祖时光州刺史，政尚宽厚，不任刑威。寻移刺兖州，均有德政。」
然而，清代学者杭世骏在其著作【诸史然疑】中，对【后魏书】中关于郑道昭任职兖州的记载提出了质疑：「【后魏书】北齐郑述祖传：父为兖州于城南小山起斋亭刻石为记。述祖时年九岁，及为刺史，往寻旧迹，得一破石，有铭云：中岳先生郑道昭之白云堂。述祖对之呜咽悲恸，又人歌之曰：‘大郑公小郑公，相去五十载，风教犹尚同。’【魏郑道昭传】云为光州刺史，转青州刺史，在二州政务宽厚，不任威刑，为吏民所爱。不言刺兖州事，或恐光州悮也。」
【钦定河南通志】对郑道昭的介绍则较为简略，仅提及他的生平和官职，与杭世骏的记载相似。书中提到：「郑道昭，字僖伯，开封人，羲次子。少好学，综览群言。元魏文帝时，历官国子祭酒、光、青二州刺史，入为秘书监，加平南将军，卒谥文恭。道昭在二州，政宽厚，不任威刑，为吏人所爱。」
龚自珍，作为乾嘉时期的思想家，对郑道昭的关注点在于其道家思想。龚自珍表示「余平生不憙道书，亦不愿见道士，以其剿用佛书门面语，而归墟只在长生，其术至浅易，宜其无环文渊义也。独于六朝诸道家，若郭景纯、葛稚川、陶隐居一流及北朝之郑道昭，则又心憙之，以其有飘摇放旷之乐，远师庄周列御寇，近亦不失王辅嗣一辈遗意也，岂得与五斗米弟子并论而并轻之邪？」
从宋代到清代乾隆年间，文献中对郑道昭和云峰山石刻的关注逐渐增加。然而，这些文献主要关注的是郑道昭与云峰山石刻的金石学意义，对其书法成就的关注较少。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何乾嘉以前的学者对郑道昭的书法成就采取漠视的态度？这需要进一步探讨。
二 晚清赞誉过江鲫，名人争学郑道昭
在清朝的中后期，随着乾嘉学派在学术界的繁荣昌盛，金石学这一领域亦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众多书法爱好者借此机会得以一窥诸多名碑的堂奥，郑道昭及其在云峰山的石刻作品，更是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重视。据晚清时期的资料显示，专门研究郑道昭及云峰石刻的学者多达56位。其中，阮元的【山左金石志】、吴式芬的【捃古录】、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杨守敬的【荥阳郑氏碑】、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方若的【校碑随笔】等作品，尤为学界所推崇。
在这一时期，关于郑道昭书法艺术的探讨，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梳理这些学者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郑道昭及其作品在书法界的地位是如何一步步稳步提升，又在某些时刻实现了飞跃性的发展。
在晚清时期，众多书家醉心于临摹郑道昭及云峰诸山的石刻作品，其中以赵之谦和康有为最为杰出。赵之谦，作为晚清碑学领域的巨擘，对六朝时期的刻石艺术有着独到的理解和深厚的情感。他在【章安杂说】中表达了对六朝古刻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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