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虽受大乘佛教影响较大，但许多核心思想，都能在【阿含经】中找到源头，譬如心性问题。心性论是中国佛学乃至中国哲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汉译佛典中，心性一词，始见于【增一阿含经】卷二二【须摩提女经】之「心性极清净」一语，原意本为赞颂佛陀永断烦恼，心极为清净。汉译【杂阿含经】卷十佛言「心恼故众生恼，心净故众生净」，谓心可由去除烦恼而得清净，肯定众生心有清净的可能性。可见「心性」始于【阿含经】，佛心清净，众生心可清净。但经中却未给出心性本净还是本染之讨论，所以到部派佛教时期，心性的净染成了诸派探讨、争议的重大问题之一。
由【阿含经】出发，心性问题在印度的发展，后来又经历了初期大乘佛教以龙树为代表的般若学的「无自性」故「空」，及如来藏系经典与唯识学之阿赖耶识的讨论等。中国佛学对心性论的探讨，如魏晋时期的涅槃学派、地论学派及摄论学派等，既对印度佛学心性论有所继承，又有其理论创新。随着中国佛教自身的发展，这种创新更多地体现在隋唐时期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之中。心性同样是中国哲学中的儒家、道家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佛教的心性论是最先成熟的体系，对儒家、道家之心性论产生了重大影响。
又如生死观。中国的死亡观之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渐丰富、生死视域不断扩大的过程。儒家以积极入世为思想特色，以现实的社会人生为主，建立了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生死观；道家则崇尚自然，以自然之「道」为生死的根据。但在魏晋南北朝这一不稳定的时期，由于战争多发，面对死亡，道家和儒家对生死的讨论逐渐显得不够充分。也正是这一时期，佛教的传入弥补了儒道两家生死观之空白部分。与心性论一样，相比儒道两家，佛教的生死观亦是最先成熟之系统。而佛教生死观之讨论，在【阿含经】中就已经充分展开，经中以缘起、业力、轮回、解脱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死理论体系。十二缘起是佛陀相较印度其他宗派的创新之一，亦为后来中印佛教各个宗派所认同。
再如报偿观。中国儒家的报偿观与「礼」有关，是人与人关系之中的互偿，即「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而后「报」的观念也同时应用到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比如作为五伦之首的君臣关系——之上，又在董仲舒那里，「报」完成了与「天」之关联。但这种公平报偿的关系在实际生活中，并不能始终实现，反而会出现「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俱欲纳忠，或赏或罚，并欲有益，或信或疑。」这种无定论的情况。对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无定论，儒家及当时的其他学说难以给出满意的解答，直到魏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其「业」报以及轮回的观念才弥补了这一空缺。而【阿含经】，亦是最早且最为原初地讨论了佛陀之「业论」的文本。
可见【阿含经】对中国佛学与哲学之重要性。在魏晋时期，慧远大师、道安大师，亦对【阿含经】有所推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