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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文化视域下的明清徽州匾额书法艺术

2024-04-11国风

引言

徽州地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大量的徽派古建筑保存完好,且古建筑之上几乎都悬挂着匾额。匾额承载了徽州地区悠久的历史,蕴含着丰厚的文化、艺术价值,与徽州地方的民风民俗、思想文化等因素相融合,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与独特性。

以徽州现存明清匾额为主体,从地域文化视角对匾额及其书法特色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与论述,以期弥补徽州匾额书法研究的空缺与不足。

艺术作品的产生、发展,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地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不同的地域自然环境、文化以及民俗塑造着不同的书法艺术风格,也就形成了书法的地域差异性。

一、明清徽州刻工与匾额制作

徽州匾额的制作用料考究、工艺复杂繁琐,匾额的制作工序主要为:选材制坯、嵌补、褙麻、刮腻、上漆、水磨、风干、描字、雕刻、贴金描粉、擦漆推光等。徽州地区一直保留着古法制匾的工艺,从匾额的选材直至最终完成,每一步都十分考究繁缛。

由明至清代,匾额工艺制作技巧也在不断完善,尤其清代,匾额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时期,此时匾额的书写与刻制均达到了十分高超的水准。

根据实地调研资料,仅明清徽州匾额的制作工艺便有很大的不同。明代的匾额匾面多以素色、朱底为主,到了清代则颜色更为多样,朱底、蓝底、黑底等等。

明代匾心大字多为黑字,间以少量金字;而清代匾心金字数量更多,更为常见。匾面底色、匾心字色明清两代差距并不十分明显,造成其工艺差距的主要是因匾额边框雕花纹饰工艺的成熟以及现存明代匾额数量所存较少之故。

现存明代匾额边框纹饰较为单一或没有纹饰,到了清代开始出现卷草纹、夔龙纹、花卉纹、芝草嵌寿纹等,其精美程度也令人赞叹。

清代匾额能达到如此之高的水准,一方面得益于匾额书家书法功力的深厚,另一方面则与徽州刻工高超的镌刻技巧不无关系。徽州刻工不仅数量庞多,而且技艺精湛,他们既能刻诗词、文赋,书画、插图等是无所不精。

二、匾额与徽州古建筑的意境之美

匾额大字集实用与审美为一体,多见于殿宇楼阁、厅堂高斋之中。作为徽州建筑的装饰与视觉中心,其文字内容往往是几个有特定含义的汉字,或反映建筑物名称、用途和性质。

或宣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表达人们的审美和情感,使得人文、诗意、书法、景观文化内涵等得到充分表现。

匾额悬挂于徽州建筑之上,与文人士大夫随意在书斋案头书写、雅玩之作所不同,其书法必须和整体建筑风格和谐统一。

唯有严谨方正之书体,才能体现出徽州各个祠堂、庙宇的严肃性与秩序性。在严肃与庄重的前提之下,书家要将其主体个性与精神置之其后,不然无法表达建筑庄严典雅、巍然正大的气势。

只有书法与环境二者的和谐统一,匾额才能获得无穷的生命力与魅力。徽州匾额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成为徽州人表达审美情趣的载体之一。

匾额内书法的排布、书风的呈现、匾额与景观意境的融合都成为时人审美意向的表达,蕴含了徽州人对于匾额书法的审美标准、观念与意趣。

徽州现存古代匾额大部分位于有百年、千年历史的古村落之内,依山傍水、云雾缭绕,正似清代许承尧在歙县唐模作联「山深人不觉,全村同在画中居」。天光云影、粉墙黛瓦、流水人家,犹如诗境之内。

在诗境之内,众多古代匾额悬挂于徽州建筑之上,见证着徽州的历史,承载着徽州人一代代的文化与成就。

可以说,匾额不是建筑的附属品,而是徽州建筑的点睛之笔,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匾额与徽州建筑融为一体,建筑寓于山水之中,造就了徽州匾额雅人致秀、意蕴深远的景观意境之美。

三、祠堂与徽商文化需求

徽州现存明、清匾额的分布多是悬挂于古祠堂之内,这与古代宗祠的发展不无关联。周朝以降直至宋元时期,朝廷对祭祖建祠都有着明确的等级规定,庶民阶层是不被允许建立宗庙家祠的。

随着北宋程朱理学思想之兴起,民间社会对祭祖建祠的需求日益迫切,朝廷对此举也并不十分追究。然而民间逾制建祠不符合朝廷礼制,朝廷对普通百姓祭祖也有着诸多限制,民众无法大张旗鼓地进行。

此后宗祠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徽州也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宗祠,这也是徽州地区宋、元及以前的匾额少,明清的匾额多之因。明清之内,又以清代匾额为多。经历漫长风雨岁月,由于年久失修、保护不力等种种原因,匾额与祠堂日渐损毁消失。

以祁门县为例,最鼎盛时祁门祠堂有近千座,时至今日,祁门县境内保存完好的古祠堂只余约150座,而年代较早的明代祠堂更是所剩无几,祠堂之上的匾额也未得以留存下来。

徽州地区山多田少,物产资源相对匮乏,环境较为闭塞,人口不断的增长导致耕地不堪承载,一部分徽州人选择外出经商谋生路。徽州商人自宋始,至明清迅速崛起,到清代乾隆年间最为鼎盛,发展达到顶峰阶段。

然而即便是通过经商获得大量的财富,富甲一方,却仍旧地位低下,一部分徽州商人选择拜请名家为其厅堂、店铺等场所题字。

苏显双在其博士论文【匾额书法文化研究】中写道:「轻商、贱商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明清时期仍是如此,徽商深受传统观念的重压,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不得以文化人的外衣来包装自己。

因而,他们喜欢请名家为其厅堂、店铺、园林等场所题字,以附庸风雅,彰显文化品位和层次。如麻将室名曰‘排山阁’,吸食鸦片之所名曰‘吞云轩’,附庸风雅如此,未免令人哑然。」

并非所有的商人皆是如此,一部分徽商在其迅速崛起后,不再局限于经商,对文化、教育、艺术、科学与出版等不同领域皆有涉猎,为徽州文化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徽州商人重视教育,为徽州地区的书院筹集和捐助资金,使徽州地区的教育持续地发展起来。也有一些徽州商人颇有文化。

如清代徽商汪锌早年弃儒从商十多年后又于书院进学后中进士徽商汪廷榜归而读书后中举人等此类事迹不胜枚举。

不论是出于附庸风雅或是其他目的,正是其对于文化的不断追求,也使得徽州明清时期的匾额书法得以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珍贵可供研究的匾额文化。

四、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匾额书法内容与审美

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封建的社会中占有相当的统治地位,它自上而下地渗透到人们衣食住行、举手投足以及社会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徽州地区亦不例外。

徽州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以其地域文化为代表的建筑、商业、宗教、书院、科举、学术思想等文化都蕴蓄着厚重的儒家文化思想,影响着徽州地区的民风民俗、思想观念、经济以及教育活动等。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广袤的徽州大地生根,与徽州文化不断地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具体表现在徽州人重视礼教、纲常伦理,建宗祠、立牌坊;重视教育,兴办书院,讲学之风盛行;注重现实事功,科举取士等方面。

受儒家礼教思想影响,徽州宗族制度等级森严,各宗族皆建有宗祠以祭祀先祖,据史料载徽州地区有祠堂6000多座,留存至今仍有近千座,牌坊有1000多个,现存100多个,其牌坊数量在全国为最。

明清时期程朱理学的兴起使得徽州地区的牌坊、匾额数量逐渐增多,多用以标榜功德、旌表节烈,宣扬「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并逐渐形成一种特色。

儒家思想对徽州匾额的影响一是体现在匾额的文字内容之中,以作宣扬教化之用,主要为堂匾、贞节匾、科举官政匾三类。徽州现存堂匾多悬挂于祠堂之内,或是悬挂于古民居正堂之上,匾额内容体现了对其子弟族孙世世代代的规范、勉励与传承。

儒家文化对匾额书法的影响亦体现在匾额书法的审美之上。儒家追求道德与人格的尽善尽美,以进德修业、奉献社会为最高目的,书法上儒家的审美追求气势的高古雄浑。

徽州历来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有着「东南邹鲁」「程朱故里」之称。儒家思想在徽州大地根深蒂固,颜鲁公书之影响在徽州匾额书风便很好地体现。

纵观徽州地区匾额,有近半数以上的楷书匾额取法颜鲁公,如现存于徽州区呈坎镇罗东舒祠明代「岁荐」匾,黟县碧阳镇南屏村清代「金石同坚」匾,等等,结体方正宽博,用笔苍劲雄浑,均是取法颜鲁公楷书一路。

作为徽州文化的一部分,匾额成为儒家思想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其文字、书法蕴含了儒家文化丰厚的内涵,儒家思想也因此在徽州匾额文化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结语

对徽州匾额书法及其地域文化的考察,使我们全面地了解到徽州匾额繁杂考究的制作工序、匾额书法高水准下刻工能书能刻的高超技艺以及匾额庄重典雅的书法风格与徽州建筑相融合,造就出雅致深远的景观意境之美。

且匾额书法中蕴含着徽州人对温和、中正敦厚、尽善尽美的儒家思想信仰与传承,从而去勉励、教化后世之人,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徽州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匾额书法文化研究】

【汉字书法之美】

【书法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