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关雎】之诗，无人不知。但它究竟在写些什么，该作何理解，其实一直是一笔 「糊涂账」 ——争议不断。历朝历代方家意见，少则已有如下之三。 其一，就是文本的字面意思，此【诗经】首篇之谓：对心上人的单相思也（傅斯年等）。这种说法，姑妄言之，属于它的「过去理解」。 纯然由文本而发，自「关关雎鸠」由不知哪一位先民唱出的时刻——其很久很久以前已有。「最原始亦最贴近实情」，「最过去亦最现在」，今天的语文课上，因此大都讲这一种理解。 其二，这是一首赞美诗 ，赞美周天子的后妃「有关雎之德，是幽闲贞专之善女，宜为君子好匹」（【毛传】等）。 孔子推而倡之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第三】），为后世君子树立了婚姻人伦的典范。
——好像……好像也挺有道理的。姑妄言之，曰：「未来理解」——以「伦常即王道」寄予后世，供后之览者学之行之。
其三，这是一首讽刺诗，与上述赞美诗的理解则完全相反。汉儒多持此理解。 如王充在【论衡】里说：「康王德缺于房，大臣刺晏，故【诗】作。」——「晏」即迟到、耽误国家正事儿，【史记】【淮南子】【风俗通义】等一大批汉儒之书均言【关雎】为讽刺周康王好色误事而作（【史记】同时又赞成赞美说，见诸【外戚世家】）。 这就属于是「当代理解」，据史说诗，据诗说史，意在劝谏他们当时的帝王以周康王那段荒唐的经历为戒。 有没有道理呢？其实有点牵强。奈何这么说的人真的多，且司马迁、王充竟都是何等级别的人啊——且他们这么说的用心又无疑都是好的。 至此，还须问，为什么同样一首诗会有这么多理解？听谁的为最宜？
——近代训诂学家、南社诗人胡朴安先生在【诗经学】中说得甚好。要言之，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
这就涉及到【诗经】究竟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起先 ，「关关雎鸠」等尚是草昧的民歌，已在某一地区长久地流传，百姓歌之咏之，舞之蹈之，由来已久——这便形成了「过去理解」，亦胡氏所说的 「作诗之义」 。 继而，周朝派人把这些民歌采集回来，这便形成了「采诗之义」——朝臣因之拿到了这些「净化版本」，推而阐发为各自的「当代理解」，为这些原本的民歌加诸种种新鲜的、政治性的注脚 。 最终 ，【诗经】其最终还经历了孔子等人删诗的过程，遂成 「删诗之义」 、「未来理解」—— 【关雎】诸诗，因之又加上了一层道德意义上的注脚 。 综上，后之览者不妨根据自己对【诗经】个性化的需要选择一种或两种诠释即可——为了感受文学的美好，亦或者为了走近历史、修身养正。
——是所谓「三种说法都得听，又都不能亦步亦趋地听」，各安对这首诗的所需就挺好。这是由【诗经】的特殊性决定的。
后世之诗则不必如此去读。 1、屈原之后，诗人署名越发明白，即「文学」逐渐成了一项独立的事业，而再不像【诗经】三百零五篇，竟几无一位确信的作者（仅个别【雅】篇结以「吉甫作诵」、「寺人孟子」）。尤其【国风】，基本上篇篇没有确信的创作背景，而大约只知道它们是从哪里采集来的。2、文学事业既已趋于独立，文本作者既已趋于清楚，则各个诗篇的创作背景自然清楚——此如【楚辞】诸诗既然紧紧跟着屈宋，何忧何愁，没有头绪吗？ 3、后世也不会再有【诗经】这种特殊地位的诗了——不会再有：一部诗集而已，周文王、周公、孔子及历代宗师竟都为了它煞费苦心。诗而称「经」，别无分号。所谓经典，其整个中华文明的精神纲领也，其整个中华民族世代共享的生产生活资料也——迩之可以事父，远之可以事君（【论语阳货第十七】）……
——若屈宋李杜是文学中的水草嘉鱼，【诗经】便是那鱼缸；无数中华先民的生产生活便是那鱼缸赖以取水的江河湖海。
写于北京家中
2024年8月17日星期六
【主要参考文献】【诗经】，【论语】，司马迁【史记】，【淮南子】，朱熹【诗集传】，胡朴安【诗经学】，闻一多【诗经讲义】，傅斯年【诗经讲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