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汪世清先生在【八大山人的家学】一文中提及，朱多擅长诗词书法，其行草书中常融入古字。八大山人的书法亦体现出对古篆的偏爱。朱谋玮精通古文字研究，著有【六书贯玉】、【三古文采】等，对【大禹碑】、【石鼓文】、【比干墓铭】等古文字进行摹写和考释，八大山人也曾临摹这些古文。另一位族叔朱谋翻刻了宋代金石学家薛尚功的金文著作【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此书对八大山人的篆书影响深远，其印章、花押及晚年所书【石鼓文】均受此书启发。
八大山人的篆书与薛尚功的著作高度一致，不仅临摹顺序、字句缺省、篆法吻合，其考证也基于薛氏的释文。这表明【历代钟鼎彝器款式法帖】是八大山人学习金文的重要教材。家族中前辈对古篆的研究，成为八大山人钟爱先秦古篆的直接原因。
此外，当时金石学中的复古风尚，也对其产生了影响。金石学自宋代兴起，随着商周青铜器的收藏，文人学者对钟鼎文、石鼓文、六国古文兴趣浓厚，以擅写三代篆籀之书展现才学。八大山人的【大禹碑释文】便参照了杨慎对【大禹碑】的考释，如「南渎衍享」一句即源自杨慎的研究。
八大山人在学习古篆字的过程中，除了家学影响和金石学风气的熏陶外，还特别受到了两部书籍的深刻影响：【汗简】和【古文四声韵】。这两部书收录了【说文解字】之外的众多古篆字体，成为八大山人学习古篆的重要教材。在八大山人的行楷书中，许多古篆字的写法都源自这两部书。
例如，在八大山人多次临写的王羲之【临河叙】中，他将「崇山峻岭」中的「崇」字写作一种特殊的古篆形式，这种写法并非避讳崇祯皇帝，而是来源于【汗简】中引用的【说文】古文的写法。同样，他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如【传綮写生册】和【行楷书圣母帖释文】中，对「答」字的写法，以及【行草书〈西园雅集图记〉】卷中的「风」字和「貌」字的写法，都体现了【汗简】和【古文四声韵】中古篆的影响。
此外，八大山人在晚年的行草书中，明显融入了篆书的笔法，特别是小篆的笔法。尽管他偏爱先秦古篆，但对秦汉以后的小篆也颇为重视，并尝试将先秦古篆的结构与秦汉小篆的笔法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书法风格。通过比较八大山人晚年的篆书与行草作品，可以看出这种融合风格。在【临石鼓文、大禹碑册】中，他的篆书已经不再像二十年前那样工整沉稳，而是流畅自由，兼具小篆的圆润和行草书的生动活泼。在结构上，他也摆脱了【石鼓文】的传统篆法，更多地展现了宋代金文的特点。
八大山人的行草书作品，尤其是那些大字立轴，常常展现出篆书的笔法特色，其中最显著的是中锋运笔。从唐代到清代碑学兴起之前，篆书主要遵循李阳冰、徐铉、徐锴等人的笔法，特点是坚实、端正、饱满，线条平稳匀称。明代篆书大家丰坊曾强调篆书用笔应以正锋为主，兼用侧锋以增妍丽。八大山人显然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将其融入行草书创作中。
此外，篆书中起笔、收笔时的藏锋、提顿内敛含蓄，以及转折处以圆转行笔代替硬角折笔等特点，在八大山人的行草书中也有明显体现。他的一些作品中，竖收笔的字最后一竖故意拉长并带弯曲，这种典型的篆书笔法，使作品在苍劲中透出柔韧之感，与他的荷花花茎笔法相呼应。
八大山人的篆书与行草书在其晚年笔法中多相通，特别是在己巳、庚午年间（康熙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1689-1690），他晚年变法之后，行草书中的篆书笔法更加频繁。他坚持中锋用笔的同时，又不拘泥于成法，展现出灵活多变的风格，使晚年的篆书摆脱了刻板规矩，行草书也呈现出全新风格。
最后，八大山人的篆刻和花押也与其篆书修养密切相关。篆书的影响不仅体现在用字与笔法上，而是渗透到书法的各个方面，包括用印和花押。印章和花押是八大山人篆书修养的重要体现，研究其篆书渊源，有助于深入理解他的印章和花押艺术。
八大山人在篆刻艺术上的造诣，正是其深厚篆书功底的有力证明。他的印章篆文丰富多彩，既有秦印、汉印的骨力，也有战国印的风韵。在刀法上，八大山人追求自然天成，避免过度雕琢，其刀法风格与笔法相呼应，展现出一种自然流畅的美感。
八大山人在篆刻中也偏爱使用先秦篆籀字体，例如他的朱文长方印「云窗」和「艾」，这些字的篆法均源自【汗简】。这种偏好反映了宋、元、明以来文人的一种风尚，即喜爱使用难以辨认的古篆字入印，以此展现自己的学识和艺术品味。八大山人的篆刻作品不仅体现了他个人的艺术风格，也承载了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时代特色。
在花押中，八大山人晚年作品中著名的字押「
」，经白谦慎先生考证，八大山人使用的这个花押，其源头可追溯至薛尚功编著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几件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八大山人首次在作品中使用这个花押是在甲戌年（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安晚园】册第十五开中，与此同时，他也在同年临写了【石鼓文】和【大禹碑】。由此可见，当时八大山人对金石古篆的热爱正值高峰，这个特定的字在他临习金文时给予了他深刻启发，从而被引入书画题款，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花押。
关于这个花押的含义，存在一些不同的解释。清代收藏家顾文彬认为这个花押是「三月十九」的合文，象征着崇祯皇帝的忌日，而汪子豆先生也支持这一观点，他引用了【太阳经】中关于「太阳三月十九日生」的记载，认为这反映了八大山人的反清复明情怀。
然而，白谦慎先生则通过深入研究薛尚功对这个花押原形的金文释读，以及八大山人在书画作品上使用这个花押通常与月份有关的现象，提出这个花押应释作「十有三月」，并作为「闰」字在题款中使用。这一解释因其详尽的考证而被多数学者接受，并已成为主流观点。
尽管八大山人使用的这个花押确实源自【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的金文写法和薛尚功的释文，但从金文的角度来看，这个合文在铜器铭文中只出现在薛尚功的释文中，且相关的铭文在规范性和准确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现将释文录于下方：
唯
用吉金，自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用享。
分析这个花押时，两种解释都包含了「三」、「十」、「月」这三个字，关键分歧在于中间这一笔是表示「十九」还是「十又」。根据【法帖】中这个字的三种写法，中间一笔的起笔处有向左弯和向右弯的情况，释作「又」字更为准确，因为金文中的「又」字方向不限，而「九」字多数是头朝左弯。八大山人在使用这个花押表示闰月的同时，可能也隐含了「三月十九」这一崇祯忌日的含义，以此作为纪念。因此，这个花押在八大山人的使用中可能具有双重含义，这一解释更为全面。
三、晋人书风与玄学思想的影响
八大山人的晚年书法，不仅展现了他深厚的书写技法，更反映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他的书法深受魏晋玄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书法创作上，也贯穿于他的待人接物之中。八大山人晚年特别推崇晋人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风格，他的书法作品充满晋人风韵，显示出他对晋人书法意境的深刻理解。
从他晚年多次书写的王羲之【临河叙】中，可以看出王羲之书法对他的深远影响。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字形结构和笔法风格上的相似，更反映了王羲之书法对他的心灵触动。他所书的【临河叙】不同于唐人摹写的【兰亭叙】，这表明他有意避开唐人影响，直接追求晋人书法的精髓。八大山人的【临河叙】作品中，没有唐摹【兰亭】的俊秀之风，反而更接近【万岁通天帖】中王羲之【姨母帖】的风格，显示出他对王羲之早年书法中「结字疏朗，用笔质朴」风格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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