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
1934年，我考入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听汤用彤先生讲授哲学概论，郑昕先生讲逻辑课，引发了钻研哲学的兴趣。第二年学习西方哲学史。三年级学黑格尔哲学及斯宾诺莎选修课。四年级毕业论文，贺先生指导，论文为【朱子哲学】。
北大哲学系的老师都主张自学，从不把着手教。如能主动读书，可以有较大收获；如混日子，也不难混下去。后考上研究生，导师是汤先生。北大文科研究所规定，导师外还要有一位副导师，我的副导师是贺麟先生。现在看来，这是个很好的制度，学生可以兼采导师的长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对以后成长有利。学生听课也自由，不限制听课时数，有充分时间读书、准备论文材料。
在抗战时期，国家多难，大家在流亡中，学生生活有困难，老师很愿意予以帮助，师生关系比在北平时显得更亲近了很多。
大学毕业时，面临就业选择，哲学系留一名助教，同学石峻留作助教。同班毕业的还有两人，我和韩裕文。韩去外县教中学，我也考虑去教中学。正值北大法学院周炳琳先生到重庆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务长，请贺先生教哲学概论课。贺先生约我去担任助教，帮他改改学生的读书报告。我觉得这可以有更多时间读书，就答应了。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校，当官的多，没有什么学术空气。贺先生教哲学概论课，给学生以新鲜感，很受欢迎。第二年，贺先生不再在中央政校教书，回到昆明。有好几个学生自动转学，改进西南联大哲学系，陈修斋、樊星南就是其中优秀的。
学校设在重庆南温泉。这一年，我看到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校长是蒋介石。蒋介石去学校时，随行的文人有吴稚晖、陈立夫等人，军人有何应钦、陈诚等人。这一批文武大员，没有一个像有独立人格的人。蒋介石训话时，学员要保持立正姿势，学校职员也要站着听蒋训话。教员自由参加。贺先生受特别礼遇，他可以不参加这种训话。
这一年，贺先生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子，读了不少西方伦理学及哲学史的书。寒假期间，听说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报考研究生要附上一篇论文），我也准备了一篇【王阳明哲学】的论文。这时，熊十力先生逃出北平沦陷区，也来到重庆南温泉附近一鹿角场，住在他学生周鹏初家。他们听他讲中国哲学的一些问题和读书中遇到的问题。写【王阳明哲学】这篇论文时，有些问题向他请教，采取闲谈的方式，不像上课那样正规。熊先生有时教书，有时也评论政治，回忆清末的一些掌故。每去一次，都有收获。
我在初中时，军训教官粗暴对待同学，使我对国民党没有好感。在中央政治学校，亲眼见到国民党上层官僚集团的腐败无能，更生了一层反感。这个学校有学生200人，职员200人，校内工人200人，上下等级分明。有一位高级职员，在食堂饭桌上大讲某年某次，「委员长亲自骂过我，骂的什么话……」说者不以为耻，反引以为荣。更令人诧异的是，许多听者不以此举为可耻，反露出某种艳羡之色。「知耻近乎勇」，不知耻可以无所不为，还有什么希望？
在研究哲学的道路上，对我帮助最大，甚至可以说有终生影响的老师中，贺先生是其中一位。
大学四年，有三年在北平，一年在长沙和昆明。此后十几年间，我和贺先生都未离开北大哲学系（贺先生离开北大哲学系在1956年，我们才分开，但都在北京，经常见面）。
贺先生治学，有现代人的特点。从听他的西方哲学史、斯宾诺莎、黑格尔哲学，到参加他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长期学术熏陶，受益最深的，是接受了他的中西哲学比较法。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中外文化交流的时代（有时主动，有时被动）。中国人的衣食住行，语言词汇，无不带有中外交流的痕迹。贺先生从事翻译事业，也是从行动上贯彻了中外交流的思想。
贺先生受旧社会长期教养，又接受西方近代科学训练，他身上体现了中外道德观结合的痕迹。他在北大、在联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教授留学回国后，就担任教授。贺先生留学回来，是先从讲师做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初进北大时，他还是讲师，后来升为副教授、教授。贺先生在清华大学与张荫麟是同学。和张荫麟两人一同去拜见梁启超。贺先生对我说，「梁启超对张说（用广东话）：‘你有作学者的资格呀。’他没说我有作学者的资格」。清华是贺先生的母校，从美国回来，他想回清华。金岳霖先生主持哲学系，认为贺先生治学，不重视逻辑，喜欢讲直观方法，不大符合清华哲学系的学风，没有请他到清华，贺先生接受了北大的聘书。
1947年，北平面临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骨干纷纷南下，担任训导长的陈雪屏逃往南京，陈的训导长职务交给贺先生。训导长当时的任务是监视学生，管理学生，不使学生有反对政府的行动。贺先生没有站在国民党立场监视学生，而是设法保护学生免于逮捕，被捕的设法保释。北大学生送给他一面锦旗（不是绸制的，是用红布写的），写着「青年的保姆」。贺先生主持「西洋哲学编译会」，新中国成立前夕共有成员4名，其中有3个地下党员。北京大学也有向贺先生告状的，贺先生置之不理。这4个编辑工作人员为汪子嵩、黄楠森、邓艾民、王太庆，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哲学专家。
贺先生为人忠厚，即使别人对不起他，他也从不记仇、不报复。「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教育界是重灾区，贺先生又是学术界的重点人物，有些人乘势落井下石，批他的政治，还批他的学术，批他的翻译。政治错了，连翻译的黑格尔哲学也要打倒。事后贺先生对我说，「政治可以批判我走错了路；我翻译黑格尔的【小逻辑】，确实呕心沥血，字斟句酌，连我的翻译也说得一无是处，感到屈辱」。「四人帮」垮台后，那位学生登门道歉，申明当时迫于形势，言不由己，贺先生对此人并未介怀，不再计较。
北大哲学系的教师，学问虽有专长，但应付日常生活，对跟行政部门打交道，很不行。贺先生在北大燕东园分到的住房，不见阳光，他不去争，一直住到工作调动，才搬到城里干面胡同宿舍。
贺先生为人忠厚，没有架子，平等待人。几十年来，我没有见他发过脾气，即使遇到极不痛快的人和事，也不疾言厉色。他是西方哲学专家，但更具有东方文化熏陶下的涵养。在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时，他说，从前曾国藩和他的老师倭仁交换日记看，借以互相促进。他知道我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便也和我交换看日记。日记本来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对某人某事的不满，日记中可以自由发泄。贺先生在我的日记上，有时批注几句话，规劝我对人对事不宜过于严苛；为学读书不能过于峻急。他还说：办事能做到日后不要失悔是最好的结果。青年人为了一时快意，不顾后果，给人以伤害，到了自己懂得道理多时，会感到后悔。我也从贺先生的日记中看到他对青年的爱护。他还善于发现青年的长处，青年身上容易犯的毛病也予以宽容。可惜我这本日记毁于「文化大革命」，没有保存下来。
贺先生和我在昆明翠湖公园散步，谈起沈有鼎先生。贺先生说，沈为人聪明，善于思考，可惜他文人相轻的坏习气太深，难成大器。沈曾对贺先生说：「金龙荪（金岳霖字龙荪）那点学问只能骗骗冯芝生（冯友兰字芝生）罢了。」一句话骂了两位大师，太刻薄，连老师也骂，而且骂得没有道理，不可取。
在昆明时，经常听贺先生讲宗教对文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指基督教，也一再提到【圣经】值得研究。当年我年轻，翻开【圣经】，见到有些以水变酒、使跛子行走等神奇法术，认为没有什么看头，对宗教的社会作用很不理解。贺先生说：中国文化是礼乐；在西洋，他们的礼乐包容在宗教中。宗教与文化是一回事。光从哲学著作中还不足以认识西方文化的全部。我对文化、哲学摸索了多年，自己已进入老年，才深刻懂得贺先生这一见解的深刻、正确。宗教是人类知识的源头。人类知识起源于宗教这个母体，以后每前进一步，又必须摆脱它的限制。不了解一个民族的宗教，即无法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
欧洲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中国的宗教是什么呢？最后我终于找到中国的宗教是儒教。西方的礼乐包含于基督教，中国的礼乐包含于儒教之中。
贺先生凭借他的学术感召力，赢得学术界的钦重。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中国哲学会的成员兼秘书，主编中国哲学界唯一的刊物【哲学评论】。那时，中国哲学会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会，而是全中国的哲学界同仁的学会，是逻辑、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伦理学共同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现在台湾的中国哲学会仍沿袭当年在大陆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后，贺先生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了西方哲学名著翻译，培养了一代西方哲学和黑格尔研究的人才。黑格尔的几本主要著作都有了可供传世的汉译本，完全是贺先生主持、推动的功劳。近、现代中国翻译著作，影响最大的有两部书，一部是严复译的【天演论】，一部是贺麟译的黑格尔的【小逻辑】。【天演论】为近代中国革命敲响了警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小逻辑】为今后若干年中国研究黑格尔哲学，建立了基本资料，这部书不曾风靡一时，却成为中国精神文化财富。
记得1948年，有一次在他家，他发现我身体瘦弱，有些病相。他告诫我：你30岁刚过，不可过劳，这是中国学者很难度过的年龄，颜回32岁，僧肇31岁，你可得小心。物价贵，生活困难，是实情，也要把身体养好，心情要开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