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施瑯是清朝著名的水師提督，成功收復台灣的功臣。可鮮為人知的是，這位功勛卓著的將領曾有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 —— 趁勢拿下日本。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瑯率軍攻克台灣後，上書康熙帝，建議乘勝追擊，將日本島也收入囊中。這個提議聽起來是如此大膽，甚至有些不可思議。為何施瑯會有如此想法？康熙帝又為何沒有同意這個看似可以一舉消除東南海疆隱患的計劃？背後又有著怎樣的考量？
施瑯的雄心壯誌
康熙二十二年七月，福建水師提督施瑯率軍在澎湖列島大敗鄭氏水師，隨後順利收復台灣。這一戰役可謂是石破天驚，震動朝野。當時的朝廷上下無不為之歡欣鼓舞，就連向來穩重的康熙帝也激動萬分，將自己身上的龍袍脫下賜給施瑯，以示嘉獎。
可是誰能想到，就在這歡慶的氛圍中，施瑯卻在思考著一個更為宏大的計劃？
一個月後，施瑯上書康熙帝，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建議："倭賊盤踞海外為禍，自前明起已有百余年，如今銳氣正盛，可效元祖之事，提中國之兵伐之，將永絕倭患，安定東南。"
這番話的意思是說，倭寇在海外作亂已有百年之久，現在正是他們氣焰最盛的時候。我們可以效仿元朝時期攻打日本的做法，派兵征討，一勞永逸地解決倭患，確保東南沿海地區的安寧。
施瑯為什麽會有這樣的想法呢？原來，這與他的個人經歷和對海防的獨特見解密切相關。
施瑯出生於福建泉州，從小就生活在沿海地區。他親眼目睹了明末清初倭寇肆虐沿海的場景，深知海防的重要性。後來，他先是追隨鄭成功，再轉投清朝，在海戰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收復台灣之戰中，施瑯親自指揮，與鄭氏水師展開了激烈的海戰。雖然初戰失利，右眼還被火銃擊傷，但他並未氣餒。反而吸取教訓，精心籌劃，最終大獲全勝。這場勝利不僅讓他看到了清朝水師的實力，也讓他對制海權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認識。
施瑯認為，既然能夠收復台灣，為何不乘勝追擊，一舉拿下日本呢？在他看來，這不僅可以徹底解決倭寇問題，還能大大擴充套件清朝的海上勢力範圍。
更重要的是，施瑯深諳"攻心為上"的道理。他在奏折中還提到："若能攻下日本，不僅可以永絕倭患，還可以震懾海外諸國，使之臣服於我大清。"這番話顯示出施瑯不僅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還是一位富有遠見的戰略家。
然而，施瑯的這個提議並沒有得到康熙帝的批準。這讓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麽康熙帝會拒絕這個看似可以一舉消除東南海疆隱患的計劃呢？
其實，康熙帝的考慮是多方面的。首先，當時的日本雖然有倭寇出沒，但整體上對清朝的威脅並不大。日本正處於江戶幕府時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力遠不如清朝。
其次，清朝當時面臨的主要威脅來自北方。沙俄虎視眈眈，準噶爾部落也蠢蠢欲動。康熙帝需要集中精力應對這些更為迫切的威脅。
再者，康熙帝一向主張"以德服人"，他認為只要保持強大的國力，就能震懾四方，無需主動發動戰爭。這種統治理念與施瑯的建議有所沖突。
最後，攻打日本是一項耗資巨大的軍事行動，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剛剛平定台灣的清朝，是否有能力再度發動如此規模的遠征，這也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
康熙帝的審慎決策
康熙帝作為一位英明的君主，在面對施瑯提出的攻打日本的建議時，並沒有輕易做出決定。相反，他深思熟慮，權衡利弊，最終做出了不同意這一提議的決定。這個決策過程充分體現了康熙帝的審慎態度和高超的統治智慧。
首先，康熙帝對日本的威脅進行了全面的評估。當時的日本正處於江戶幕府時期，實行閉關鎖國政策。這一政策使得日本與外界的交往極為有限，其軍事和經濟發展都受到了嚴重制約。康熙帝透過各種渠道，包括來自荷蘭商人的情報，了解到日本國內的實際情況。他認為，雖然倭寇時有出沒，但日本作為一個整體，並不構成對清朝的實質性威脅。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帝在與大臣們討論海防問題時曾說："日本乃蕞爾小國，雖有倭寇為患，然其國力不足以與我大清抗衡。我朝若能善治內政，使邊疆安寧，則無需憂慮日本之威脅。"這番話清晰地表明了康熙帝對日本威脅的判斷。
其次，康熙帝審時度勢，充分考慮了當時清朝面臨的國際形勢。在北方，沙俄正在覬覦清朝的領土，頻繁在黑龍江流域滋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朝與沙俄在雅各薩發生了激烈的沖突。同時，準噶爾部落首領噶爾丹也對清朝構成了嚴重威脅，多次入侵清朝西北邊疆。
面對這種復雜的國際局勢，康熙帝必須將主要精力放在應對北方威脅上。他曾在一次禦前會議上指出："北方乃我朝之根本，若不能固守，則國將不國。南方海疆雖重要，然當前之急在北。"這表明康熙帝已經明確了治國的優先次序。
再者，康熙帝的統治理念也影響了他的決策。康熙帝一向主張"以德服人"，認為只有透過仁政才能真正實作長治久安。他曾在【聖諭廣訓】中寫道："為政之道，在於安民。安民之要，在於以德服人，而非以力征服。"這種統治理念與施瑯提出的武力征服日本的建議存在明顯的沖突。
康熙帝還考慮到了攻打日本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他認為，如果貿然發動對日戰爭，不僅會耗費大量人力物力，還可能引起其他國家的警惕和敵視。康熙帝曾對大學士李光地說："我朝初定天下，百廢待興，若貿然興師動眾，恐怕會引起四鄰的不安。"
此外，康熙帝還充分考慮了清朝的國力狀況。雖然清朝在康熙年間國力日漸強盛，但剛剛平定三藩之亂和收復台灣，國庫並不充裕。康熙帝深知，要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海外遠征，需要耗費巨大的財力和人力。他曾在一份批復中寫道："國家之財力民力，當用之於急需之處。遠征日本，非當務之急。"
最後，康熙帝還考慮到了水師的實際情況。雖然施瑯在收復台灣的戰役中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清朝的水師主要是為了防禦和近海作戰而建立的，並不具備遠洋作戰的能力。康熙帝曾派人專門考察了福建水師的情況，發現存在諸多問題，如船只不夠堅固、航海經驗不足等。
康熙帝否決了施瑯攻打日本的建議，這對施瑯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作為一個功勛卓著的將領，施瑯一直希望能為清朝建立更大的功業。然而，他並沒有因為這次挫折而消沈，反而將精力轉移到了其他方面，繼續為清朝的海防事業貢獻力量。
施瑯在得知康熙帝的決定後，立即著手調整自己的工作重心。他深知，雖然攻打日本的計劃無法實施，但加強海防仍然是當務之急。因此，他開始著手改革福建水師，提高其戰鬥力和防禦能力。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施瑯向朝廷送出了一份詳細的水師改革方案。這份方案包括了多個方面的內容，如改進船只設計、加強軍事訓練、完善後勤補給等。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他提出了"三路巡哨"的制度。
"三路巡哨"制度的核心內容是將福建水師分為三路：北路負責巡防浙江至福建的海域，中路負責福建至廣東的海域，南路則負責台灣海峽及其周邊海域。這種分工明確的巡防制度大大提高了水師的效率，使得清朝能夠更好地掌控沿海局勢。
除此之外，施瑯還特別註重提高水師將士的技能。他親自編寫了【水師操練圖說】，詳細規定了水師的訓練內容和標準。這本書不僅包括了航海技術、炮擊技巧等軍事內容，還涵蓋了天文、地理、氣象等知識，可以說是一本全面的水師訓練手冊。
施瑯的這些努力很快就收到了成效。在他的改革下，福建水師的實力顯著增強。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當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只試圖在台灣沿海進行貿易時，福建水師迅速做出反應，將其驅逐。這一事件充分展示了清朝水師的實力，也讓康熙帝對施瑯的能力更加贊賞。
然而，施瑯並沒有就此滿足。他始終沒有放棄對日本的關註。雖然無法攻打日本，但他認為至少應該加強對日本的了解。因此，他開始積極收集有關日本的情報。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施瑯向朝廷送出了一份詳細的日本情報報告。這份報告不僅包括了日本的地理、人口、軍事等基本資訊，還詳細分析了日本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狀況。施瑯在報告中指出，雖然日本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但其內部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特別是商人階層的崛起可能會對日本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這份報告引起了康熙帝的高度重視。雖然康熙帝仍然堅持不攻打日本的決定，但他認識到了解日本的重要性。因此，他下令設立專門的情報機構，負責收集和分析有關日本的資訊。這可以說是清朝最早的對外情報機構之一。
除了關註日本，施瑯還將目光投向了更遠的海域。他開始研究西方國家的航海技術和船只構造，希望能夠借鑒其中的先進之處。康熙三十年（1691年），施瑯向朝廷送出了一份關於改進清朝船只的建議書。他提出應該學習西方的造船技術，特別是增加船只的噸位和改進船只的結構，以提高遠洋航行能力。
雖然這些建議沒有立即得到采納，但它們為後來清朝的造船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在施瑯去世後的幾十年裏，清朝的造船技術確實有了顯著進步，這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於施瑯的遠見卓識。
施瑯晚年仍然不遺余力地為清朝的海防事業貢獻力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已經年過古稀的施瑯再次上書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海防的建議。這些建議包括在沿海重要地點修建炮台、增加水師編制、加強沿海居民的防禦意識等。這些建議大部份都得到了康熙帝的批準，並在後來的實踐中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康熙帝的海防政策
康熙帝在否決了施瑯攻打日本的建議後，並未忽視海防的重要性。相反，他制定了一系列全面而富有遠見的海防政策，這些政策不僅有效地保護了清朝的海疆安全，還為後世的海防建設奠定了基礎。
首先，康熙帝加強了沿海地區的軍事防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下令在福建、浙江、廣東等沿海省份增設水師營。這些新增的水師營不僅增加了兵力，還引入了更先進的武器裝備。例如，在福建水師中，康熙帝特別引進了荷蘭制造的大炮，這些火炮射程遠、威力大，大大提高了水師的作戰能力。
其次，康熙帝重視海防工事的建設。他下令在沿海重要地點修建炮台和堡壘。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僅在福建一省就新建了20多座炮台。這些炮台不僅是軍事設施，還成為了海上貿易的重要保護點。例如，廈門的鼓浪嶼炮台不僅守衛著廈門港，還為來往商船提供了庇護，促進了海上貿易的發展。
康熙帝還特別註重海防人才的培養。他設立了專門的水師學堂，教授航海、造船、海戰等知識。康熙三十年（1691年），在福州設立的水師學堂成為了當時最先進的海軍學校之一。這所學校不僅培養了大批水師軍官，還引進了西方的航海技術，為清朝的海防事業註入了新的活力。
在海防政策中，康熙帝還特別強調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他設立了專門的海防情報機構，負責收集和分析海上動態。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在廣東設立的"海防察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個機構不僅負責監視海盜活動，還密切關註外國船只的動向，為朝廷制定海防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據。
康熙帝的海防政策還包括對沿海居民的管理。他采取了"海禁"與"開海"並列的政策。一方面，他嚴格控制沿海居民的出海活動，防止他們與海盜勾結；另一方面，他又允許一定程度的海上貿易，以滿足沿海居民的生計需求。這種靈活的政策既保證了海防安全，又促進了沿海經濟的發展。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康熙帝的海防政策也遇到了一些挑戰。例如，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福建沿海發生了一起嚴重的海盜襲擊事件。一夥海盜趁夜色襲擊了福州附近的一個漁村，造成了嚴重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這起事件暴露了當時海防體系中的一些漏洞，特別是夜間防禦能力的不足。
康熙帝得知這一訊息後，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派遣欽差大臣赴福建調查，同時下令加強夜間巡邏，增設沿海烽火台。更重要的是，他要求各地水師定期進行夜戰演習，提高夜間作戰能力。這些措施很快見效，在隨後的幾年裏，類似的海盜襲擊事件大大減少。
康熙帝的海防政策還特別重視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處理。雖然他拒絕了攻打日本的建議，但並未完全切斷與日本的聯系。相反，他采取了一種謹慎而靈活的外交策略。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當日本方面表示希望恢復兩國貿易關系時，康熙帝同意在嚴格限制的條件下允許少量貿易。這種做法既維護了清朝的尊嚴，又避免了不必要的沖突。
在對待其他海上力量時，康熙帝也表現出了高超的外交智慧。例如，面對荷蘭東印度公司的頻繁來訪，康熙帝既不全面拒絕，也不完全開放。他允許荷蘭人在廣州等少數港口進行有限的貿易，但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範圍。這種做法既獲得了經濟利益，又避免了外國勢力對清朝內部事務的幹涉。
康熙帝的海防政策還包括對海洋資源的開發和保護。他鼓勵沿海居民進行近海捕撈，但同時也制定了一系列保護措施。例如，康熙四十年（1701年），他下令在某些海域實行季節性禁漁，以保護魚類資源。這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海洋生態保護措施之一。
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
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是復雜而微妙的。作為一位功勛卓著的將領，施瑯得到了康熙帝的高度贊賞和信任。然而，兩人在某些政策上的分歧，特別是對攻打日本的看法不同，也給他們的關系帶來了一定的挑戰。
康熙帝對施瑯的賞識始於平定台灣之役。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瑯率軍攻克台灣，結束了鄭氏政權的統治，使台灣正式歸入清朝版圖。這一重大軍事勝利讓康熙帝對施瑯刮目相看。在凱旋歸來的慶功宴上，康熙帝親自為施瑯斟酒，並賜予他"靖海侯"的爵位，這是清朝建立以來賜予漢族官員的最高爵位之一。
然而，施瑯的功勛並未使他盲目自大。相反，他始終保持謙遜的態度，這一點更加贏得了康熙帝的好感。有一次，康熙帝在朝會上問施瑯："你認為自己的功勞有多大？"施瑯回答說："臣不過是奉命行事，一切功勞都歸於陛下的英明決策。"這番話讓康熙帝十分滿意，當即賜予施瑯一件禦用的黃馬褂。
康熙帝對施瑯的信任，不僅體現在軍事方面，還延伸到政務上。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康熙帝任命施瑯為福建水師提督，全權負責福建沿海的防務。這一任命顯示了康熙帝對施瑯的充分信任，因為福建作為沿海重要省份，其防務關系到整個帝國的安全。
施瑯也沒有辜負康熙帝的期望。在擔任水師提督期間，他多次提出改革建議，其中不少得到了康熙帝的采納。例如，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施瑯建議在福建沿海增設巡防營，加強對海盜的打擊力度。康熙帝不僅批準了這一建議，還親自為新設的巡防營題寫了營名。
然而，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並非一帆風順。兩人最大的分歧出現在是否攻打日本的問題上。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施瑯向康熙帝提出了攻打日本的建議。他認為，日本長期庇護鄭氏余部，威脅清朝海疆安全，應該予以征討。但康熙帝經過慎重考慮後否決了這一建議。
這次分歧並沒有導致兩人關系的惡化。相反，康熙帝對施瑯提出不同意見的勇氣表示贊賞。他在給施瑯的一封私信中寫道："卿雖與朕意見不同，但敢於直言，實乃忠臣之舉。朕深以為然。"這封信不僅顯示了康熙帝的寬容大度，也體現了他與施瑯之間的信任關系。
盡管康熙帝否決了攻打日本的建議，但他並未忽視施瑯對海防的建議。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帝采納了施瑯關於加強沿海防禦的一系列建議，包括增加水師編制、改進船只結構等。這些措施的實施大大提高了清朝的海防能力。
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在晚年達到了新的高度。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已經年過古稀的施瑯再次上書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加強海防的建議。康熙帝不僅采納了這些建議，還特別嘉獎了施瑯。他在朝會上公開表示："施瑯雖年邁，但心系國事，實乃朕之良臣。"
康熙帝對施瑯的信任和重用，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清朝初期重用滿族官員、輕視漢族官員的局面。施瑯的例子向其他漢族官員展示了，只要忠心為國，就能得到皇帝的賞識和重用。這種態度有助於緩解滿漢矛盾，促進民族融合。
然而，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也並非完全沒有爭議。有些史料記載，康熙帝曾對施瑯的某些行為表示不滿。例如，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有人彈劾施瑯在福建濫用職權，康熙帝下令進行調查。雖然最後查明彈劾不實，施瑯得以平反，但這一事件還是在兩人關系中留下了一些陰影。
盡管如此，康熙帝對施瑯的整體評價仍然很高。在施瑯去世後，康熙帝特別下令為其舉行隆重的國葬，並親自為施瑯撰寫了碑文。碑文中，康熙帝高度贊揚了施瑯的功績，稱他為"朝廷之柱石，海疆之屏障"。這無疑是對施瑯一生功績的最高肯定。
施瑯與康熙帝的關系，不僅影響了當時的政局，也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啟示。它顯示了君臣之間既要有忠誠，也要有坦誠；既要有服從，也要有敢於進諫的勇氣。這種關系對於維護國家長治久安、促進各民族團結統一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