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編輯：流雲
1949年5月，時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司令的陳誠頒布了【台灣省戒嚴令】。禁止、集會、請願、遊行以及一切與大陸之間的聯系。凡有違反者，輕則管教、監禁，重則入獄甚至判處死刑。
直到1987年，與大陸家人隔絕了近40年的老兵們的內心吶喊徹底爆發，要求台灣當局開放政策，允許老兵回大陸探親。
如同這首歌唱的一樣「我們隔著迢遙的山河，去看望祖國的土地」。老兵們已經垂垂老矣，再不回家就沒有機會回家了。
和這些老兵們一樣，高秉涵的心酸故事，也是從那一年的逃難開始的。
13歲離家南下求學，隨後學校被解散，隨國民黨軍一路南逃
1948年9月底，濟南解放。在菏澤的國民黨軍政要員紛紛倉皇難逃。
10月的一個清晨，13歲的高秉涵被母親帶到了菏澤城裏的一個小廣場。他將在這裏坐上南下的馬車，投奔國民政府設在南京的「流亡學校」。送他的只有母親一個人，做校長的父親，在1年前就因為國民黨的身份已經被解放軍擊斃了。
那時正是石榴紅的時候，走的時候他的奶奶就順手在院子裏的石榴樹上摘下一個石榴，對他說：春生，這個石榴等你上車以後再吃。高秉涵就這樣一手拿著石榴，一手牽著媽媽的手，離開了家。
上了車，高秉涵想起了奶奶的話，就開始啃石榴。車子開始緩緩啟動，走了差不多20多公尺的距離，他的同學碰了他一下，說：你的母親在跟你打招呼。
高秉涵當時沒怎麽在意，就多啃了一口石榴功夫，等他回頭再去看母親的時候，車子這時候恰好一個拐彎，母親看不到了。
他突然覺得手裏的石榴不甜了，他把石榴甩掉，一直哭。從那個時候開始，高秉涵不再吃石榴。
高秉涵踏上南下求學的路程，然而他只在「流亡學校」待了短短幾個月。1949年1月，淮海戰役結束，國民黨潰敗，國民政府無暇顧及流亡學生，學校解散。高秉涵也失去了最後的依靠。
高秉涵的母親在他臨行前跟他講過：此番南下求學，還不知道今後學校的情況如何。如果要繼續流浪，你就跟著國民黨的部隊走。他牢記著媽媽的話，就一直跟著國民黨南逃。
一路上，如果運氣好，部隊吃飯時高秉涵也能分得一些飯食，運氣不好，就把部隊吃剩的東西撿來吃。逃難讓13歲的高秉涵吃盡了苦頭，自從1948年9月離家南下，1年的時間裏，高秉涵跟著部隊走過了6個省份，2000多裏路。
錯位最後一次留在大陸的機會
到了福建龍巖，高秉涵被國民黨收為了學兵，成為了部隊的一員，住在了一個寡婦的家裏。在這裏他有過一次留在大陸的機會。
那個寡婦對14歲的高秉涵說：你願不願意做我的兒子？
高秉涵說：我要回家，我想媽媽
寡婦說：你所在的那個部隊，很有可能要到台灣去。如果你去了台灣，一過海，回家就不容易了。你做我的幹兒子，長大以後，你隨時可以回山東。
高秉涵覺得這個寡婦說的有道理，他決定留下來，就做這個寡婦的幹兒子。在離開部隊的當天，這個想當母親的女人把高秉涵藏了起來。高秉涵也慶幸自己能夠留在這裏，並幻想，再過兩年，他就可以回到山東菏澤老家，去找他的媽媽、奶奶、弟弟、姐姐。
然而僅僅過了7天，在那天的淩晨，4個穿便服的兵帶著短槍找到了他。原來是部隊走了以後，發現隊伍裏不見了高秉涵，所以又找回來了。在那個晚上，高秉涵都沒來得及跟寡婦打聲招呼，就被人押著朝部隊部隊方向趕去。就這樣高秉涵失去了最後一次留在大陸的機會
1949年10月16日淩晨，廈門海灘上亂作一團。大部份都是撤退的國民黨官兵和家眷，還有不少是難民和商人。他們驚恐的傳說著解放軍很快就要打過來的訊息，等待著從台灣過來接他們的救命船。14歲的高秉涵也跟著逃難的人潮也來到了這裏。
大家都相信會有船來接，然而這一次只來了兩條登陸艇。所有人都烏泱泱的往船上擠，沒有人維持秩序。跌倒的就被人踩在腳下，再也起不來。船就那麽大，有些船下當兵的看到船上沒空位了，就直接開槍打死人，然後再往上爬。船上當兵的看到船下有人開槍，於是也開槍反擊。一時間，海水染成紅色。
高秉涵就這樣被裹挾在人群裏，踏著屍體，幸運的擠上了船，去了台灣，並在那裏度過了他大半個人生。
他鄉遇故知，命運發生轉折
經歷了九死一生，來到台灣，他們卻發現，活下去更加的不容易。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工作，無處安身。車站、倉庫、甚至寺廟裏都擠滿了人。
高秉涵是幸運的，他在火車站找到了一份賣盒飯的工作。一天，高秉涵在車站替朋友代班，他在人群中看到了一張熟悉的臉，是他們小學的校長，與這個人的會面，使的高秉涵的人生發生了轉折。
校長問：你跟誰來的？
高秉涵說：我是跟著難民潮來的。
校長說：孩子，你要讀書，趁你年齡還年輕。
高秉涵說：我不要讀書，我想家，我要回家，我想媽媽。
校長說：我們這一輩子還能不能回家已經不知道了，反正你趁機會要讀書，你媽媽送你出來就是為了讓你讀書，你讀書就是孝順你媽媽。
於是高秉涵在校長的指導下，去到台北的一個中學的夜間部開始繼續學習，生活開始安定下來，但是想家的情緒無論如何都無法抑制。高秉涵不知道多少次，在夢中回到了菏澤老家，家中媽媽正在做飯，弟弟在院子裏玩耍，奶奶站在石榴樹下，微笑的看著他。一切是那麽的真實，可是醒來就又是空歡喜一場。
平常他可以跑到同學家去玩，可到了除夕、大年初一，這些個團圓的日子，他看到別人穿新衣、戴新帽，一團歡笑，他就覺得他自己是個外人。所以一到這些天，他就不出門。每年的大年初一，他都要跑到山上，對著淡水河口，對著大陸，大聲的哭，大聲的叫。媽媽！媽媽我想你！
在特殊的歲月裏，是容不下相思的
從1949年到1987年，將近40年的時間，身在台灣的老兵們度日如年，大陸音訊全無，家中親人不知生死。他們迫切的想回家看看，然而，這個簡單的要求，在嚴酷的戒嚴令面前，竟顯得那麽脆弱。
想家、想父母，那是人之常情，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在當時的台灣，這種思念是會要人命的 。
年輕的高秉涵就曾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士兵因為想回家而被槍決。而這個判決還是高秉涵親手做出 的。
高秉涵在國防管理學院法律系畢業以後，分發的時候，他的第一誌願選的就是金門。因為他當初就是從廈門來到金門，然後再去到台灣。他想著如果能到金門，客觀上講這是離家最近的地方。雖然不能回家，但是可以看到對面的山河，多少有一點安慰。
在金門戰區，有十多萬官兵，思鄉是他們的一種集體病。看著與大陸越來越緊張的局勢，就感覺回家的希望就越來越渺茫。絕望之極，有人選擇了自殺，比如墜海、上吊，有的幹脆在訓練的時候故意對著自己的腦袋開槍，還有的人選擇了逃跑。
有一天，金門島上逃跑的一個士兵被抓了回來，案子由高秉涵審判。
這個士兵是在早上起來給母親抓藥回去的路上被國民黨抓了壯丁的。他母親半身不遂，父親是一個老漁民，很早就淹死了。所以他被抓了以後，他家就剩下半癱的母親一個人。
他被抓到台灣後當了兵，部隊輪換的時候，來到了金門，駐紮在小金門位置。天氣晴朗的時候，就可以從駐地看到他大陸家的屋頂。後來，思鄉心切的士兵，抱著一個輪胎，在海裏遊了一夜。但是，他沒想到，後面在遊的時候弄錯了方向，天快亮的時候，他又遊回了金門海岸。
高秉涵問這個兵：你知不知道金門屬於戰地，戰地逃亡是要判死刑的？
士兵說：我知道。
高秉涵：你知道，你為什麽還要逃？
士兵說：因為對面是我的家，我只有一個母親，我想我的媽媽。沒有逃出去雖然會被槍斃，但至少逃跑有一半的希望。如果我不逃，我就沒有希望見到我媽媽。
在執行槍決的時候，高秉涵問士兵：你還有沒有什麽要說的？
士兵說：我希望快一點槍斃，我的肉體已經沒有辦法再見到媽媽了，但是我的靈魂可以。如果我的媽媽已經死了，那我就能夠早一點跟媽媽相會，如果我的媽媽還沒有死，那我就可以守候在她的身邊，看著她，直到她來與我相會。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高秉涵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殺死想母親的人的劊子手，可是在那種特殊的歲月裏，也是容不下相思的。
隨著時間的流轉，台灣進入了蔣經國時代，所謂的「反攻大陸」成為泡影。老兵們對家鄉的回憶也越來越濃
高秉涵也在這個時候離開了軍界，開辦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當他知道這一輩子再也不可能回去的時候，他在想：以後，如果自己成了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了，他該如何向他們介紹他在山東菏澤的那個家？如何讓他們知道老家是個什麽樣子。
沒有照片，所以他開始寫回憶。他什麽都寫，全是一些很瑣碎的小事。
寫自己家的草有多少種，有節節草、有茅草、有白馬尿，
寫家裏有幾條狗，大狗叫什麽名字，是什麽顏色，臉上還有個花，
寫家裏還有哪些樹，有榆樹、柳樹，
寫家裏還有什麽人，奶奶是哪個村莊的人，姓什麽。
寫隔壁家二狗奶奶他們家的狗是什麽顏色。。。
就這樣一直記，一直記，又記了差不多10年。最後這些回憶日記就像一本相簿一樣，成為了他的同鄉互相借閱的一個好題材，成為大家共同的一個回憶。
幾十年的台灣生活，並沒有磨滅家鄉的一草一木，老兵們依舊是鄉音難改。他們堅稱自己是「旅居台灣」，只是這個旅居一詞，包含了太多的無奈和艱辛。
到了80年代，當初隨蔣介石去往台灣的士兵，大多都已經臨近暮年，懷鄉思親之情越來越強烈。
其實早在1979年元旦，大陸就已經表明了中共開放台灣民眾回鄉探親的政策，很多人在那個時候就開始設法與大陸親人取得聯系，高秉涵那時也是其中的一員。
1979年高秉涵寫了一封信，拜托美國的同學寄往大陸。他不知道家裏的媽媽是否還健在，身體還好不好。於是高秉涵在信裏特別的強調，他說：媽媽，我要堅持、我要活下去，我要你看著我活著回來。也希望我到時候能夠見到活著的媽媽。
他覺得，如果他的媽媽還活著，在她接到這封信的時候，她一定會撐著等待他回去。
然而30年的時間，大陸的行政區域早已重新規劃。到了第二年的5月份，他才收到弟弟的回信，在他弟弟接到信件的時候，他們的母親已經去世1年多了。
弟弟在回信中說：大哥，自從你走了以後，我們家裏邊幾乎沒有笑聲。每年的除夕，吃年夜飯的時候，媽媽都會在她的旁邊擺上一副碗筷。然後自言自語說：‘春生，過年了，不管你是活著還是死了，你陪媽媽吃一餐吧’。然後媽媽就用筷子夾點菜放在碗裏邊，然後接著說：‘春生，你吃吧！’然後媽媽就哭著到房間裏去了。
信中還說：自從大哥走後，除夕的晚上媽媽從來不吃年夜飯。母親去世後，在她的枕頭底下，發現有兩個東西。一個是一件小棉襖，另外一個就是大哥小時候的一張光頭的照片。
遲到一年的信，讓高秉涵自責半生，痛心不已。但政局變幻、世事變遷，又豈是他能夠左右的。從接到弟弟的回信的那時候起，高秉涵就在自己台北的家裏為母親立起了牌位，每天為母親上香、行叩拜之禮，無一日斷絕。
1991年，56歲的高秉涵終於踏上了回鄉的路。少小離家，老大回。盡管此時母親已經不在了，姐弟已經搬離多年。但是在高秉涵的心裏，故鄉還是那個讓他魂牽夢繞的故鄉。那裏有他的節節草、老槐樹，還有隔壁二狗奶奶家的那條大黑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