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足球的架構中，主教練的地位相較於俱樂部的各種總監有所下降，有時甚至如阿內·斯洛特那樣，在利物浦的權力架構中僅列第五。這種現象顯示出，堅持傳統主教練模式的教練可能會因逆流而行而面臨淘汰的風險。
傳奇教練比爾·香克利曾有一句名言：「一個俱樂部的神聖構成包含三個核心元素：球員、球迷和主教練。總監們則是外部力量，他們的職責在於執行簽字。」 香克利本人是典型的「manager」角色，全面掌控者，20世紀60至70年代，他幾乎涉足利物浦俱樂部的所有事務，其影響力在管理層會議上無人能及。隨後，費格遜爵士與溫格教授延續了英格蘭足球中「manager」這一角色的輝煌。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像比爾·香克利和費格遜這樣的全權管理型主教練已逐漸稀少。利物浦官方在宣布阿內·斯洛特接掌教鞭時，特別將其稱為「head coach」而非「manager」，這種用詞上的微妙變化，標誌著新時代的正式啟幕，其中主教練的角色與許可權有了根本性的調整。
在現代足球體系中，「manager」與「head coach」的區別在於職權範圍。「Manager」擁有廣泛的權力，從球員招募、訓練安排到一線隊的日常管理無所不包；而「head coach」則更多聚焦於訓練與一線隊的比賽日管理，許可權相對受限。
對於阿內·斯洛特而言，這意味著他的職權將比克洛普時期受到更多限制，他將扮演執行者角色，落實體育總監邁克爾·愛德華茲的策略。
利物浦早有意向實行這種管理模式，2012年任命布倫丹·羅傑斯時，意圖透過一位強勢的體育總監來主導決策，但羅傑斯的獨立個性打破了這一計劃，一度導致俱樂部陷入動蕩。克洛普時期，盡管愛德華茲的加入帶來了新的平衡，但雙方權力的界限模糊，直至愛德華茲的短暫離開，克洛普才成為安菲爾德無可爭議的中心。
2024年3月，愛德華茲回歸並晉升為總執行官，預示著利物浦為後克洛普時代布局，此時的主教練地位進一步下降，成為復雜權力結構中的「head coach」。
具體到利物浦，斯洛特的決策權在俱樂部老板約翰·W·亨利、體育總監邁克爾·愛德華茲、技術總監李察·休斯和足球發展總監佩德羅·馬克斯之後，位居第五。任何決策都需要經過這幾位高層的同意，方可到達斯洛特。
切爾西、曼聯和阿森納等俱樂部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如阿特塔需遵從體育總監埃杜·加斯帕的指導，哈維·艾朗索在勒沃庫森同樣受到體育總監西蒙·羅爾夫斯的制約。
對於那些擁有鮮明個性和全權管理傾向的主教練，如摩連奴、施丹、圖赫爾，他們在這樣的環境中可能難以適應，甚至長期面臨上崗難題。
相反，阿內·斯洛特、基蘭·麥肯納或恩佐·馬雷斯卡等新一代教練，他們理解並接受「head coach」的角色定位，在高度整合的權力體系中發揮作用。因此，明智的做法是適應「head coach」的角色，避免像波切蒂諾在切爾西那樣因嘗試過度擴張職權而遭遇挫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