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著名學者、文學批評家蔡翔帶來了一部將文學史與社會史、思想史研究相結合的思想文本【1980年代】。
書的封面很有意思，細看中部有兩個「1980」。透過重繪1980年代的社會轉折與思想圖景，蔡翔在書中提出「兩個1980年代」的說法：第一個1980年代，圍繞社會領域中的改革、啟蒙、現代化等觀念展開，由「傷痕文學」發端開啟了諸多的寫作領域，文學以現實主義手法依然擁有飽滿的社會政治功能與歷史使命；第二個1980年代，源於對第一個1980年代的反思與質疑，改革與現代化的發展主旋律既帶來勃勃生機也帶來問題與危機。現代主義悄然崛起，並由此誕生了「純文學」觀念，影響延續至今。
蔡翔【1980年代】
「1980年代是很復雜的一個時代，這本小書只涉及其中一些小問題，不能代表我對1980年代的全部看法。我希望它提供一種可能性，讓我們重新回到，或者說開啟1980年代。」在蔡翔看來，1980年代不能成為一代人的紀念館，而應該成為歷史的圖書館，以供後人反復閱讀。
7月28日，蔡翔與孫甘露、倪文尖、孫曉忠、項靜、毛尖、黃銳傑等作家、學者做客上海圖書館東館，圍繞「誰的文學，哪個八十年代」展開對談。
孫甘露留意到，來參加這場對談活動的，既有很年輕的朋友，也有許多親歷過1980年代的讀者。
「關於那個年代，曾經也被描述成是一個總體性的年代，一個有共同方向的年代，一個理想的年代，一個熱情的年代，同時也是一個有很多困惑的年代。這些都反映在當時的文學活動和文學作品中，我覺得這本書，實際上是關於那個年代的一個精神圖譜。」
全文現場攝影：初伊
蔡翔
一個文學的年代
毛尖提及，有關1980年代，甘陽、洪子誠、程光煒等學者已有過很好的論述，但這本【1980年代】可謂「一個震耳欲聾的再出發」——「透過這本書，我們重新看到文學又以非常強勢的力量爆破思想。」
她想起1980年代自己做學生，一次請蔡翔老師幫忙看論文，騎著車就往老師家裏去了。蔡翔泡了一杯咖啡，因為怕學生覺得苦，就往裏頭加了好多糖。那是毛尖這輩子喝過最甜的一杯咖啡。
「在這杯咖啡中，我能感受到蔡老師對年輕人的熱情，對1980年的熱情。而且我自己一直把咖啡中的糖看成是1980年代的某種文學性，那種壓倒性的甜和那種壓倒性的文學性有一種對稱性。在1980年代，文學就是這麽強悍的，它就是可以俯瞰所有的哲學，所有的這些東西。不像今天，懂黑格爾的學者可以俯瞰我們，但在1980年代，我們一首詩就可以俯瞰黑格爾。那是一個不同的時代。」
現場
不少人有這樣一種感受，在1980年代，即使是從事學術研究，也好像更偏向於一種精神生活，而不是像今天的學術生活。這也是為什麽說，1980年代是一個文學的年代。
有意思的是，孫甘露註意到，從1980年代的精神生活場域轉向1990年代後的學術生活場域，蔡翔的方法依然是精神生活的方法，他的問題也依然是1980年代的問題。「我想蔡老以他的思考和寫作給出一個示範：有些問題，並沒有因為1980年代的過去而得到克服和解決。」
盡管蔡翔說這本【1980年代】是自己的「退休作業」，但孫甘露認為這本書也是蔡翔給自己的一個交代。「1980年代，那個精神生活的時代，那個有共同體的時代，那個理想的時代，仍然存在於蔡老的心中和寫作中。」
對過分浪漫的「解毒劑」
「在我眼中，1980年代就是由蔡翔老師、甘露老師等等我的老師輩構成的，我還是認為那是一個偉大的年代。」1985年考入華東師大的倪文尖說，這些年也有一些把1980年代過分浪漫化的傾向，因而在這個意義上，這本【1980年代】也是一個「解毒劑」，「但是骨子裏，如果過分輕慢地談1980年代，我大概也是不樂意的。」
倪文尖註意到，蔡翔把自己對文學的分析與中國七八十年來的社會變遷緊密聯系到了一起，而這本【1980年代】的寫作，是從新世紀的10年代到20年代，「所以他其實是帶著今天的問題意識，與我們一起重返1980年代。 」
項靜對於「解毒劑」一說深以為然。「無論是現在的影視還是其他藝術作品，可能都帶來了某種效果，純文學看起來好像逐漸被邊緣化了。但如果從文學的角度出發，反而可能會建立起一個更完整的對1980年代的重新認識。」
作為一個1980年代出生的人，項靜坦言自己原本和這本【1980年代】關系並不密切，但在閱讀的過程中，她重新回到了歷史的現場，透過一部部的文學作品，去喚醒當時現場的一些問題，「包括1980年代的一些重要事件、重大行程，我們會發現這些東西並非跟我們當下的生活沒有關系。」
「蔡老師作為1980年代的親歷者，參與者，他重返1980年代不僅僅為了懷舊，也因為他們這代人對1980年代有一個精神的創傷。」孫曉忠還註意到，這本【1980年代】延續了蔡翔在過往觀察與思考中的平民知識分子視角，「如他在序言裏所說，雖然是後退一步的觀察，但他得到了越來越堅定的回答。」
1990年代的蔡翔
一個反思的角度和契機
回想1980年代，孫甘露經常去找在【上海文學】當編輯的蔡翔聊天。「蔡老聊天，不聊雞毛蒜皮，他聊問題。他是問題中人，這也是一本問題之書。關於1980年代，蔡老有自己的答案，但是這本書還是以問題的方式呈現給讀者。」
被問及1980年代先鋒文學，孫甘露說當年的那個名單很長，有馬原、莫言、殘雪、格非、余華、蘇童、葉兆言、北村、紮西達娃等等，他們匯聚成了一個關於1980年代的後來被稱為「先鋒文學」的寫作。
而命名本身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話題。比如1950年代有「工人作家」，到了1980年代又有了「業余作者」，而今還有了「素人寫作」。在孫甘露看來，不同年代的稱呼的變化，本身也反映了一些問題。
「從這個角度反觀1980年代，前面我們說1980年代是一個有總體性的年代，那是在當時以及後來不斷的討論中通常被人講到的。而蔡翔老師在這本書中對1980年代的總體性描述提出了挑戰，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孫甘露稱，1980年代至今已經過去大約四十年，歷經種種變化，它最初被描述時的意義、後來被賦予的各種各樣的說法，也應該到了被重新檢視的時候。「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的角度和契機——我們重新看待19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
蔡翔在五台山（1987年）
兩個時間點，更多可能性
蔡翔認為我們最好不要抽象地去討論問題，這也是文學研究與哲學研究不太一樣的地方。「我們還是要在一個語境裏去觀察。這樣一來，也會給我們提出很多的挑戰。這個挑戰在於，要求我們不要固執於自己原來的觀點，原來的角度。」
他說，1980年代他也特別喜歡用「精神」「救贖」這些詞，但是如果僅僅從這些角度去討論，有些問題依然講不清楚。「比如我們這些年一直都在講1980年代是回歸‘五四’，這話沒錯，但如果今天討論這個問題，我們要討論1980年代和‘五四’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裏。」
蔡翔直言，自己不是一個懷舊的人，但他對兩個時間點特別有研究興趣。一個是末世，比如【紅樓夢】寫到的王朝末世，末世裏會有新的思想的可能性；還有一個是某個時代的開端，那裏同樣包含了各種各樣的可能性。
「這兩個時間點，在我看來社會科學、哲學等等的重要性都不如文學。因為所有這些都處於那種模模糊糊的無法用理性來處理的時代，那是人的感性的時代。所以我說，只有這兩個時間點，是屬於文學的時代。對我們做文學史研究的人來說，這兩個時間點的文學裏，可以重新概括出某種思想性的議題。」
蔡翔說，我們今天要討論很多的問題，的確和1980年代有一定的關系。「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有自己的邏輯性，我們今天很多習以為常的思想的邏輯起點在什麽地方？這個可能是我們要討論1980年代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