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是著名歷史學家閻崇年90歲生日。是日晚間，他來到北京三聯韜奮書店美術館總店，同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總經理宋誌軍暢敘「我與清史研究」。盡管已經到了耄耋之年，老人家安步當車，依舊精神矍鑠，笑言晚餐時還吃了兩碗壽面。
「我與清史研究」講座現場
作為歷史學家，閻崇年從事史學研究已逾一個甲子的時間。在這漫長的學術研究中，清史始終是他用力最勤、成果最多、影響最大的領域。清史研究的魅力何在？他在清史研究的關註點與治學方法是什麽？清史研究與其他學術研究的關系又是什麽？如何將學術研究與大眾出版相結合？閻崇年與宋誌軍在對談中圍繞為人與治學、研究與出版的主題與廣大讀者進行了分享。
對談正式開始前，閻崇年還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的采訪。他告訴記者，讀書能使人康壽，不僅增長智慧，還增加健康的壽齡。「我最近在讀三本書，這三本書都讓我寫序言，我的習慣是必須先看書，再寫序言，否則就無的放矢，心裏沒數。這三本書分別是【北京的胡同】、【中國古籍修復技藝】，以及今年是我登上央視‘百家講壇’二十周年，當時先講的是【清十二帝疑案】，後來出書書名就叫做【正說清朝十二帝】。」
【正說清朝十二帝】
「【正說清朝十二帝】由中華書局出版後，二十年來出版了十八種不同的版本，印了估計有一百萬冊，到現在還在暢銷。這次是出版二十年了，準備出修訂珍藏版。編輯特別用心，一個字一個字重新校正，下了很大功夫，可以說是精益求精。這本書已經印好出版了，我重頭讀了一遍，寫下序言。」閻崇年說。
寫【努爾哈赤傳】，「望盡天涯路」
對談開場，閻崇年介紹說，自己從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在繼續研究歷史課題時，先是選擇了先秦史。一次，他把自己寫的文章拿給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清史研究室主任楊向奎先生指點，後者鼓勵他找雜誌發表。
閻崇年
「現在年輕的朋友發表論文很困難，當時更難，因為就兩三個雜誌。過了一個禮拜，楊先生專門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你在北京，幹嗎研究先秦史？先秦史是人家西安的事。先秦的考古發掘在西安，在北京看發掘報告是二手材料，不是第一手。你應該研究清史，因為你在北京，明清的首都在北京，明清宮廷檔案在北京，重要的古典文獻都在北京。而且清史當時研究人很少，楊先生說清史是一塊處女地，隨便丟個種子就有收獲，這話對我刺激太大了。」閻崇年說，學術研究要慎始善終，「選定一個方向最重要，那是1963年，從那時到現在六十年了，我一直在研究清史。」
清史從努爾哈赤建國算起，到宣統三年（1911）歷296年，可以說是卷帙浩繁。「我最初找的切口是研究康熙，看歷史資料如墜入霧海，沒邊沒影、不前不後。迷茫中，我得到了北師大歷史系系主任白壽彜先生的指點，他說樹有根、水有源，研究清史一定從它的‘根’和‘源’上入手。清朝歷史的‘根’和‘源’在什麽地方？當然在關外，所謂它的龍興之地。如此我就從頭開始做，從清朝的開國史開始研究。這麽一做就是六十年，常有人問我後悔不後悔？我說不後悔，這條路走對了。」
1983年，閻崇年第一部學術著作【努爾哈赤傳】正式出版，其間甘苦備嘗。他介紹說為了研究努爾哈赤，他從1963年到1973年先是花了整整十年時間。「我完全是看原始資料，用倒查的方法，從元末明初，他們的老祖宗建州女真首領猛哥帖木兒開始捋，看了明朝的實錄、清朝實錄，包括北韓李朝的實錄，用了十年時間寫成論文。原本論文想在社科院權威期刊【歷史研究】上發表，但當時還在‘文革’後期，編輯讓我在文末再加一段研究努爾哈赤對反修的意義。一位老師勸我，加這樣的一段文章就廢了，不如把文章擱抽屜裏，將來有機會再說。」
閻崇年回憶說，「文革」結束後自己研究努爾哈赤的文章才得以在大學學報上發表。「我把文章給白壽彜先生看，他告訴我當時還沒有人寫【努爾哈赤傳】出書，我又做了整理和補充，才在1983年把這本書出出來。從研究努爾哈赤到出書，前後整整花了二十年。我敢說一句話，跟努爾哈赤有關的各種資料，漢文的、滿文的，我都見過，也體會到了王國維所謂做學問的第一重境界，‘昨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可以說每研究一個問題，要望盡一次路，如此不斷地望盡天涯路，不斷地前進。」
【閻崇年史學論集（清史卷、燕史卷、滿學卷）】
歷史是人文科學，要「讀萬卷書，行萬裏路」
在閻崇年看來研究歷史最困難的，是用別人沒有用過的史料，說別人沒有說過的義理。「舉個例子，北京昌平區有個‘平西府’，相傳是吳三桂的府邸。在當地的村子裏也確實有座銅井，井蓋還鑄有龍紋。老北京有句話，‘二環以外無王府。’明朝的藩王都在外地，清朝的王爺都在北京，現在的二環以內，這是定例。為什麽五環外的昌平出了個王府？我翻了能翻到的許多漢文資料，並沒有相關記載。」
閻崇年說，在這種情況下，只能去查滿文資料。他在台北故宮博物院意外查到一份【康熙滿文朱批奏折】，記載了一則奏報康熙帝的禦批奏折，詳細記錄了行宮城池、房屋、遊廊等數量，正好與昌平「平西府」一帶發現的城墻和護城河等遺址相吻合。此後，他又和其他專家一起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滿文奏折中，查到了康熙五十七年關於興建行宮王府的開工奏折，地點正是前述「平西府」所在地。結合其他史料，閻崇年論斷，「平西府」其實與吳三桂無關，而是康熙興建的鄭家莊行宮、王府。從開始考證到最後公布結果，總計花費了一年多時間。
「讀萬卷書，行萬裏路。」在閻崇年看來歷史是人文科學，更需要多了解實際，為此他曾在80歲時登上海拔3800米的布達拉宮。「從2004年到現在，這二十年間，我一方面讀書，一方面走路，這個收獲是在書齋裏學不到的。我算了一下，從咱們國家最北端的漠河、黑河，包括現屬俄羅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哈巴羅夫斯克（伯力），最南端我去到三沙市；從最東邊的濱海之都日照，到最西邊口岸城市霍爾果斯，我都去過。」
旅行走讀的成果之一，便是2018年在三聯書店推出的原創學術專著【森林帝國】。閻崇年認為，過往很多學者稱滿洲東北屬於草原文化，其實不對。「大家如果去過呼倫貝爾，站在那一看，天似穹廬，一望無際都是大草原，找棵樹都很困難。但東北是森林，不是草原。我從山海關向北穿過大興安嶺、小興安嶺一直到黑河，到哈巴羅夫斯克，滿目都是森林，森林蔽天，不見日月。」
「透過考察我得出結論，東北是森林文化，不是草原文化。東北的林海雪原怎麽放牧牛羊？滿族是狩獵民族，打獵飛禽走獸，騎射是他們祖先的文化。而從滿洲人漁獵經濟的圍獵方式中，逐漸孕育出‘統合’意識，並運用到政治、文化等方面，統合不同民族、不同生產方式人群為一體，建立八旗制度，以滿洲、漠南蒙古和部份漢人的三股力量問鼎中原，建立清帝國，並維持了268年之久。」閻崇年說。
【森林帝國】出版後，被稱為是閻崇年給學術界貢獻的第一部森林文化民族發展簡史、第一部森林帝國史。書中首次提出中華古代文明五種文化形態：中原農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東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和東南沿海及島嶼海洋文化，並論述了文化統合的相關概念。
生命不息、奮鬥不止，學術研究講究「約、博、通」
對談中，宋誌軍提問道，閻崇年先生選定清史研究60年，與此同時，滿學這個學科實際上也是閻崇年開辟的，他還研究北京史。「除了專以外，還有廣博，如何看待治學道途上的專精和廣博間的關系？」
宋誌軍
「雖然袁崇煥是明代人物，但清承明誌，明朝不了解，清朝就搞不明白。另外明和清是互相對立的，你從明朝看清，它的問題看得很清楚。反過來從清朝看明，也看得很清楚，這就叫辯證對立統一來觀察問題。」閻崇年介紹說，自己從上世紀80年代起就任職於北京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裏重點研究北京歷史文化。當時開學術會議，我就找學術的交叉點。努爾哈赤和袁崇煥交叉，袁崇煥是努爾哈赤的克星，袁崇煥被皇太極給克了，所以皇太極又是袁崇煥的克星。研究北京史繞不開袁崇煥，北京的龍潭還有袁崇煥的祠堂，東花市斜街還有袁崇煥的墓。所以我在清史和北京史之間找一個交叉點，就是袁崇煥。」
「做學問，用梅蘭芳先生的話講是‘少、多、少’。他唱戲開始少，會一出戲，後來多，能唱好多出戲，最後又少。我問過梅葆玖，梅老先生可以唱多少出戲？他說父親大概可以唱百十出戲。但到了晚年，梅老先生就是【貴妃醉酒】【宇宙鋒】【穆桂英掛帥】【霸王別姬】等，我數過，他就演五出戲左右，經常唱這五出戲，由少到多，由多到少，這就是精。」
「同理，換到學術研究也是三個字：第一是約，簡約的‘約’，開始看【東華錄】的材料。後來就多，數十萬字甚至百萬字地看，也就是‘博’。最後又少，少到很精，少到研究努爾哈赤就能變成一本書。這個過程就是‘約、博、通’，到了‘通’就可以成家了。」閻崇年說。
談到人生90年的體會，閻崇年也給出了四個字，對待事業要「敬、誠、淡、靜」。「我有三個‘有幸’：第一，我同齡的同學、同事，很大一部份已經作古，我有幸還有戶口本；第二，健在的很多同齡的同學、同事大都出不了家門，生活不能自理，我還能自由活動；第三，我現在90周歲，生活可以自理，上午、下午、晚上分三個時間段，一周工作7天，沒有休息日。體力跟年輕時比肯定是不如了，但我還是盡自己的力量，就像蠶吃了桑葉然後把絲吐出來，蜜蜂采了花蜜把蜂蜜獻給人間。只要我的身體特許，還是要生命不息、奮鬥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