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全面抗戰前的川軍整軍:從340個團兵力,壓減到113個團
川軍,這支曾經震懾四川的武裝力量,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軍閥混戰到抗日前線,川軍經歷了一段曲折的歷程。而在這段歷程中,最值得關註的便是川軍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整軍過程。那場聲勢浩大的整編,不僅重塑了川軍的編制,更深刻影響了它在抗戰中的作戰格局。究竟川軍經歷了怎樣的變革?它們又為祖國的抗戰貢獻了什麽?讓我們一同探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一、軍閥割據:混亂不堪的四川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百年的滿清王朝,但並未如期建立共和政體,相反各地方實力派割據一方,四川內亂更是尤為嚴重。
二十世紀初期,四川地處內陸,交通閉塞,士紳文人雲集,極易滋生地方武裝割據。自1912年至1933年,只短短20余載光景,四川地區便發生大大小小470多次武裝沖突,其中更有29次達到大規模混戰的程度。當時四川政局動蕩不安,局勢一片混亂。
這些年間,劉湘、劉文輝、鄧錫侯、孫震、楊森等川軍頭目雖自稱愛國、振興中華,實則是為了私利而互相傾軋殘殺。他們廣納親信與地痞流氓,組建自己的軍隊,在各自的地盤上割據一方,稱霸一隅。相互間的混戰不休,導致平民傷亡無數,民不聊生。
為了持續征募新兵、購置軍火,各路軍閥對四川百姓征收了沈重的賦稅,有的一年征收14年的稅額,甚至提前征收到21世紀。由於戰亂頻仍,很多地區的民眾不得不向幾路軍閥重復繳納賦稅。在這樣殘酷的掠奪下,四川平民遭受了無比的苦難。
這些年間,四川實行所謂的"防區制",各路軍閥在自己的地盤上掌控一切軍政大權,核心目的就是征收錢糧購置軍火,擴充軍隊,奪取更大的地盤。但防區的疆界界限由勝負決定,時刻變動。因此在長期內戰中,平民淪為軍閥們的搖錢樹和炮灰。
直到1933年劉湘打敗劉文輝,獲得主導四川的地位,其21軍規模高達9個師5個獨立旅,編制150多個團近20萬人,加之炮兵特種部隊、少量航空裝備,是當時四川最大的軍閥勢力。除此之外,川省境內還有鄧錫侯、孫震、楊森等數路軍隊,四川境內的軍閥武裝龐大無比,根本無法為朝廷所控制。
二、中央軍入川:壓縮軍閥勢力
1934年,在與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劉湘深感軍力不足,遂向南京國民政府求援。同年底,劉湘與蔣介石在南京達成協定,中央軍參謀團和別動隊獲準入川,旨在"圍剿"共軍殘余,但潛在目的則是削弱劉湘等川軍頭目的實力。
1935年1月,中央軍參謀團長白公餘率領中央軍進駐四川,受命督導"圍剿"紅軍的戰役。川軍在接連失利後已元氣大傷,不得不仰賴中央財力軍力的支援。隨著中央軍駐防重鎮,四川省政府也逐步改組,各路軍閥的實際控制權被大大壓縮,舊有的"防區制"亦逐步瓦解。
與此同時,中央軍對於川軍的整編重組也拉開序幕。1935年6月,第一期川軍整編開始,原則是"核實名額、裁汰老弱"。川軍原有的編制被全面重排,從約340個團壓減到不足170個團。雖然由於川軍團隊人數本就虛報,這次裁減對實力影響不大,但卻有6000余名多余軍官遭到了編余。
經過這次整編,劉湘的原21軍被拆分為新編的21軍、23軍、44軍及部份獨立部隊,共83個團;楊森的20軍編成133、134、135三個師共14個團;劉文輝的24軍編為136、137、138三個師共16個團;鄧錫侯的28軍改編為45軍,有125、126、127、128、131五個師共24個團;孫震的29軍改編為41軍,編有122、123、124三個師共19個團。
雖然此次整編力度不小,但由於當時中央軍在川省根基尚淺,各路軍閥暗中作梗,實際上川軍大部份部隊的實力並未受到多大影響。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川軍的控制,1935年11月,重慶行營領導四省的中央軍事機構成立,隨後經理委員會等機構也陸續到位,開始全面管理川軍的軍需人事。
1936年,南京國民政府更是直接向川軍各部授予軍銜,意在拉攏傾中央的將領,同時瓦解實力最強大的劉湘部隊,切斷其統一指揮。劉湘對此深惡痛絕,多次密謀武力反撲但終因條件未熟而作罷。
1937年2月,蔣介石在會議上提出了整軍五項基本原則,即統一編制、減少大單位充實小單位、增加戰鬥力、經費不增加、人事經理按法規辦理。矛頭直指當時強大的西北軍、東北軍和西南諸軍閥系統。
此後不久,西北軍和東北軍接連被分化削弱。加之當年四川又遭遇重大災荒,財政支絀,川軍閥們在這種內憂外患的背景下,最終被迫接受中央軍的整軍方案。直至1937年6月,劉湘不得不電令蔣介石表態"絕對接受",靜待"整軍委員會"入川主持。
三、新軍備戰術
全面抗戰爆發前夕,為了應對日軍入侵的嚴峻形勢,中央軍方督促在川各路軍閥進行現代化改革,期望提高作戰實力。在中央軍事顧問團的指導下,川軍開始采用新式軍事裝備,培養現代化軍官,組建精銳部隊,為即將到來的戰爭做好準備。
首先是裝備方面的改革。過去川軍裝備陳舊落後,大量使用從清朝時期遺留下來的武器裝備,加上長期的軍閥混戰,維修製造能力更是捉襟見肘。為此,中央軍顧問團負責人在四川各地設立武器庫,向當地軍隊發放大量新式步槍、機槍、迫擊炮等先進武器裝備。
盡管當時的武器庫存並不充足,但畢竟比以往有了很大改觀。更令人振奮的是,南京軍火工業發展迅速,透過漢口、重慶等地將大量新型武器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川軍各部。以重慶為例,1937年一年中,就有多達十余萬枝步槍以及大量其它軍火在當地武器庫集中。
除了武器裝備的現代化,培養新型軍官也是重中之重。在整編時期,不少舊軍閥部下的將領遭到革職。為了補充軍官缺口,中央軍方派遣大批熟諳新式作戰理論的軍官教官前來川軍各部,傳授先進的軍事戰術戰略。
與此同時,還從各地抽調有潛力的年輕軍官前來四川集中培訓。盡管習慣舊的川軍文化和中央軍的新思想常有碰撞,但畢竟為川軍輸入了新的血液。到1937年,已有超過5000名受過新式訓練的軍官在川軍各部服役。
同期,中央軍方還在四川重點組建了多個"新編"師團,作為未來作戰的精銳力量。以德陽為例,從1936年下半年開始,中央軍方就在當地組建起步兵第71師、第72師等部隊,嚴格按照中央軍最新編制體系訓練,采用標準的裝備制式。
到1937年夏季,四川"新編"部隊數量已達數十個團,雖然規模有限,但卻成為未來抗日作戰中中央軍系能夠完全掌控的主力部隊。與此同時,川軍的整編步伐亦在持續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各路軍閥對於改革有所反抗,但面對即將到來的日軍入侵,川軍也不得不被迫接受中央軍的新軍事體系。不過在具體執行上,中央軍方的改革計劃也常常遭到川軍內部的阻撓和消極怠工。
總的來說,在新軍備戰術的指導下,全面抗戰前夕的川軍部份地區和部隊已初步完成了新式軍事改革,但由於時間倉促,整體進展依然有限,川軍作戰能力的全面提高任重而道遠。
四、剝削川籍壯丁
為了應對日軍入侵的嚴峻形勢,整編過程中的川軍不得不大規模征招新兵,以壯大軍隊實力。然而,由於長期內戰帶來的社會動蕩,加之嚴酷的征兵制度,這一過程給四川平民帶來了沈重的災難。
1936年下半年開始,在抗戰的壓力下,國民政府駐川辦事處和川軍各路頭目便啟動了大規模征兵行動。然而,當時的四川社會秩序一片混亂,大量農民離鄉背井逃荒外逃,根本無法有序征兵。為此,軍政當局不得不動用武力,派出"征兵隊"深入鄉村,挨家挨戶強行拉壯丁。
這些所謂的"征兵隊"往往由地痞流氓和殘兵遊勇組成,為非作歹手段層出不窮。他們經常在夜間包圍村莊,趁民眾熟睡時捆綁年輕壯丁,有的甚至直接破門而入,對手無縛雞之力的婦女兒童辱打毆打。一旦遭到反抗,便痛下殺手,村中屢有慘案發生。
更有甚者,一些征兵隊為了壟斷經濟利益,竟將壯丁當做販賣人口的商品。他們在農村強行擄掠年輕男丁,拘禁在秘密監獄,然後以高價向軍閥出售。這種"人口販賣"的行為無疑是對人權的嚴重踐踏。
面對如此殘暴的手段,廣大農民無不懷著惶惶終身的恐懼。大批壯丁不得不舍家棄業,逃亡深山老林躲避征兵,令農村積貧積弱,造成人員流失,糧食減產。四川人口銳減,民不聊生。由於征兵亂象,即便壯丁被抓去參軍,家人至今也不知生死去向。
即便被強行征服役,壯丁們接下來所遭受的痛苦仍舊令人難以想象。在入伍的行軍途中,由於無人管理,難以維持基本的衛生條件,疾疫橫行,死傷無數。抵達駐地後,也無法獲得最起碼的生活和訓練保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兵在幾個月內便陣亡或染病殘疾。
無怪當時的四川民謠中有這樣的寫照:"村村哭聲四起,家家血腥慘淡。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征兵到村更不要活！"直到全面抗戰結束,四川各地都留有數不清的荒村斷垣,余孽至今仍被世人追憶。
此番剝削性的征兵行動為川軍補充了源源不絕的新鮮血液,但同時也給四川百姓帶來了無與倫比的痛苦和創傷,川籍壯丁幾乎被當做祭品般任意宰割。這無疑是一段極其黑暗的歷史,體現了軍閥混戰時期人命的廉價和軍閥們的暴虐無道。
五、川軍入陜作戰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拉開序幕。在國民政府的戰時調動下,四川軍閥系統被迫參與了陜西的作戰行動。這支曾長期陷於內戰、裝備陳舊的川軍在遭遇精銳日軍後,節節敗退,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1937年8月下旬,為了在西北地區形成有力的抗日陣線,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劉湘、楊森等川軍頭目率領所部出陜會同徐慶元的鳳翔軍及閻錫山的陜軍共同抗擊日軍。這支由四路軍閥余力組建而成的聯軍,雖然人數可觀,卻缺乏統一指揮,加之中下層將士缺少新式訓練,士氣士績參差不齊。
9月初,這支聯軍在漢中會師後,由劉湘擔任總指揮,開赴略陽一線與日軍作戰。然而聯軍的指揮體系混亂不堪,川軍和陜軍之間存在明顯的利益矛盾和嫌隙,加之缺乏協同作戰經驗,常常行動散漫無秩序。
就在這種情況下,精銳的日軍攻勢如狂瀾般襲來。9月16日,聯軍主力在略陽地區遭到重創,川軍21軍等部隊傷亡慘重。隨後一周內,劉湘不得不下令全線撤退,放棄略陽、西鄉、勉縣等戰略要地。
盡管這些地區對川軍而言地利優勢明顯,但聯軍沒有加以堅守,而是繼續節節敗退。川軍的大批武器彈藥被日軍俘獲,傷亡人數高達數萬人。作為聯軍主力的21軍更是元氣大傷,損失慘重。
10月上旬,聯軍退至銅川一線,再次遭到日軍的猛烈攻擊。川軍在重慶組訓的"新編"部隊幾乎被全線消滅,各地的川軍余部亦傷亡無數。就連聯軍總指揮劉湘,都不得不親自率領親信重鎮,才勉強避免被全軍覆沒。
最終,這支聯軍在不堪重負下,只得棄守銅川,向關中平原內陸繼續狼狽撤退。從略陽到銅川的局勢一路下滑,川軍可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支昔日號稱"雄師"的軍隊,在遭遇現代化日本軍隊後,徹底暴露出訓練陳舊、裝備落後的種種弊端。
直到12月,聯軍退至關中平原,才在閻錫山八路軍的配合下勉強遏止了日軍進攻,但代價也是慘痛的:川軍在數月作戰中,折損大半兵力,有的部隊更是基本被消滅殆盡。更為嚴重的是,士氣一蹶不振,徹底喪失戰鬥力。
廣大士兵怨氣沖天,普遍存在逃亡叛變的情緒。聯軍雖然避免了被全軍覆沒,卻也基本上停止了有效作戰,只能暗中重整旗鼓,期待日後有機會力挽狂瀾。而川軍,從這場作戰中也學到了沈痛的教訓,為今後的改革和重整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