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是我的親弟弟，我們兄弟從小感情就極好，他很早就跟著我做抗日工作，各方面受我的影響很大。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瘋狂侵略東北，屠殺踐踏東北人民。春芳義憤填膺，就在蘭西縣聯系團結了一些誌同道合的青年開展抗日活動。
1932年春我受黨組織派遣回東北組織抗日義勇軍時，春芳在蘭西縣為了幫助我招收李海青部參加們的義勇軍隊伍，做了不少工作。1933年春，我介紹他到張家口參加了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領導的察綏抗日同盟軍，任副營長。他作戰勇敢，身先士卒。察綏抗日同盟軍取得很大戰績，給日本侵略者以沈重打擊，但也因此遭到日軍更大壓力，特別是遭到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忌恨、破壞、鎮壓，最終失敗。1934年，春芳回到東北，在黑龍江省慶城縣偽縣公署以任警尉為掩護職業，與當地抗日聯軍遊擊隊建立了密切聯系，繼續從事反滿抗日工作，積極搜集日、偽軍的情報傳遞給抗聯遊擊隊，搞槍支彈藥、醫藥用品秘密送遊擊隊。1937年至1940年間，他多次按我的要求搜集東北的情報交我，也曾幫助我把情報送到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
這就引起了日偽當局的懷疑。一天半夜，春芳正在燈下聚精會神地抄寫抗日宣傳材料，忽然外邊附近街上傳來幾聲狗叫。春芳急忙從窗簾縫往外看，月色朦朧中看到幾個黑影正朝自己家這邊移動，腳步聲也越來越近。他立即把桌上的材料收攏起來，一時找不到放的地方，因為日軍、特務來了肯定把家翻個底朝天。他急中生智，上前一步把大女兒推醒，隨手把一疊宣傳材料塞到女兒枕頭下面。女兒微微睜開惺忪的眼睛，問："爸爸，怎麽啦？"
春芳貼她耳邊說："鬼子、特務來了，你快躺下裝病，裝得越像越好。"孩子很機靈，已經完全意識到情況的嚴重性，會意地點點頭，立即躺好。春芳隨手用一塊濕毛巾放在孩子的額頭。
這時，急促的叫門聲響了，槍托砸在門上很急很重，春芳和妻子上前開門，只見三個日本兵和一個中國轉譯一擁而人，門口還有兩個站崗的。
女兒躺在炕上，閉著眼睛大聲喘氣，還不時發出"哎喲，我難受"的呻吟聲。
母親忙問："孩子，感覺怎麽樣？"一邊輕輕拍著孩子的身體。
那個轉譯問："誰是李春芳？"
春芳迎上前鎮定地回答："我就是。"
轉譯說："你跟我們走一趟。"
日軍的三把刺刀立即齊齊對著春芳。春芳說："孩子病重，我現在不能跟你們走。"
女兒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媽，我肚子疼。"
轉譯毫不理會："皇軍叫你去，立刻走，少啰唆！"
一個日本兵這時已上來拽他。轉譯問了一句："孩子什麽病？"
春芳妻子說："一連燒了幾天了，可能是瘧疾一類的急性傳染病。"轉譯用日語跟日本兵咕嚕了幾句，日本兵馬上退後幾步，押著春芳走了。
翌日，鬼子審訊了春芳整整一天，春芳堅決不承認有任何反滿抗日行為，同時大呼冤枉。日本人一時拿不出任何證據，當天放了春芳，實際派便衣特務嚴密監視。顯而易見，他再在此地做抗日工作已十分困難。我經請示黨組織，決定叫他到上海配合我工作。
1942年，他到上海隨我為黨工作。原來我擔心他年輕性急，怕他容易暴露，一直沒有同他說明我們是中共地下黨，只說我們是為抗日工作。我讓他送情報，也是讓他到指定地點用指定暗號接頭，春芳也自覺不問。靜雲從根據地回上海，忍不住向他講述了根據地轟轟烈烈、熱氣騰騰、生龍活虎的抗日情況，他才知道我們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他埋怨我們那麽長時間不同他講實話，但配合我們工作更積極主動了。
我先介紹他到偽保安司令部教導團學軍事，然後把他安排在上海偽保安司令部封鎖管理處任上校專員。那時汪偽政府偽軍的官特別毛，人稱"上校數不清、少將滿地走"，我這個處長就是少將，安排個上校不會引人關註。但春芳天天見那些偽軍官兵狐假虎威、為非作歹、欺壓百姓、敲詐勒索，心裏怒火沖天卻不能有任何公開表示，回家多次跟我和靜雲說："我一天也幹不下去了，憋氣都憋死了，你們一定把我送到根據地當八路軍，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槍地幹！"
那一段時間張友恒住我家，與春芳一屋，兩人一談就是半夜。他很有方法，不斷對春芳進行啟發教育。春芳向他表示決心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與日軍決戰疆場。張友恒既批評了他不安心在敵後做情報工作，指出這也是同日軍作戰，作用不能說比上火線小；又贊揚他要進根據地參加八路軍，不怕犧牲沖鋒陷陣一往無前的革命熱情。張友恒很能密切聯系群眾，善於團結青年站在他的周圍，聽從他的指揮，為革命工作。我看他主要是以自己的英雄氣魄、俠肝義膽，感召和吸引那些愛國青年，讓他們從自己身上看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革命青年的偉大形象，使他們心甘情願投入革命隊伍，獻身革命，殺敵報國。
春芳對我說："大哥，我是真心實意甘願跟隨金聲哥（當時張友恒化名趙金聲）這樣的青年奔赴抗日戰場，同日本鬼子拼個你死我活，痛痛快快幹上一番，死而無怨，我一天也不願在這鬼地方待下去了！"
張友恒經過考慮，認為應該支持春芳的意願，便同意他的要求。春芳提出家鄉有幾個青年，早就同他一起搞抗日活動，多次表示願追隨他參加抗日，他想告訴他們這個訊息，大家一塊兒參加八路軍。他還打算回東北把家屬安置一下，然後到天津再轉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張友恒把接頭地址交給春芳，約好在天津見面。
春芳非常興奮，跳起來說："太好了！我一定幹出一番成績再來見你！"
我當時提出："一定註意安全、保密，不要出任何問題。"
張友恒11月初離滬返津。春芳12月初從上海回到巴彥，因為要等一個外出的同學回來一起走，在家整整拖了兩個多月，春節過後才告別親人到達哈爾濱。他拿著火車票檢票進站時，突然發現有幾個可疑的人正盯著自己，他心裏驚：有鬼！
正要伸手接票，一副明晃晃的手銬哢嚓一聲將他的雙手銬住了，春芳立即使盡力氣舉起雙手，高聲大喊："光天化日之下，你們要幹什麽？你們知道我是幹什麽的？你們憑什麽亂抓人？"
春芳這樣是用行動通知旁邊約好同行的幾個同學趕緊走開。那幾個同學馬上分頭散開，避免了更大的損失。
事後，春芳被押到日本憲兵隊，在監獄中、審訊室裏，受盡酷刑，什麽皮鞭子、"壓杠子"、灌辣椒水、上老虎凳、過電等各套刑罰，金錢、女色、官位等誘惑，各種硬的軟的招數，日軍都一一用過。但他堅強不屈，咬著牙堅持自己是負責任的滿洲國警官，一向忠於職守。去天津、上海是想靠兄長提攜，爭取有更好的前程，在上海保安司令部封鎖管理處任上校專員表現突出，工作成績有案可查，任誰都說不出不字，任誰怎麽誣陷都不怕，這次回家是正常探親。所以包括這次及前一次被捕，一定是有人陷害。
春芳真正做到了嚴守黨的機密，一字沒吐實情。後來上海、天津的地下黨組織他有聯系的和聯絡點都絲毫未受影響。敵人對他那硬抗的烈性態度恨之入骨，認定幾個案子的疑點都集中在他身上；可是又確實沒抓住實際證據；這次毒刑用遍也沒問出口供，真正無計可施，便下毒手將他秘密槍殺。春芳英勇犧牲時，年僅29歲。
地下黨組織動員很多力量、關系多方營救，我當時也想盡了辦法。但日軍偽滿當局因為沒抓住拿得出的證據又沒得到任何口供，就根本不承認有此一案，咬定壓根沒有抓過此人，所以沒有救出來。
唐代大詩人杜甫詩有："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我又添上兩句："日寇殺我親兄弟，此恨綿綿最傷心！"這裏有兩重意思：一是表明我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及其走狗漢奸的深仇大恨，我要同他們鬥爭到底，向他們討還血債；二是痛悔，"恨"還有"長恨歌"的"恨"，就是遺憾，真是痛心哪，就是我對他幫助還不夠，要求不夠嚴，以致他在回家找青年朋友問題上出現疏漏﹣﹣不該拖那麽長時間，如果跟他說清楚，日軍早就抓過你，已經盯上了你，回到家安排一下，帶著朋友立即直接赴根據地參加八路軍，萬萬不能拖拖拉拉夜長夢多，就完全可能避免這個犧牲。
張友恒對李春芳表現出他對黨、對同誌負責的品質和作風。解放後，春芳的子女為他們的父親申請國家頒發的烈士證時，有關單位多次向張友恒了解情況，他都不厭其煩地多次據實說明並寫出證明，使問題順利地得到解決。
李春芳革命烈士證明書
【李時雨（1908—1999），黑龍江巴彥縣人，中共地下工作者。1928年考入國立北京法政大學，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按黨組織的指示，1934年打入東北軍西安「剿總」第四處，1937年打入天津高等法院任檢察官，1939年8月出席汪記國民黨「六大」。1940年3月任汪偽政權立法委員，1941年任偽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兼軍法處長，1942年任清鄉委員會上海分會第四處處長兼執法隊隊長，1943年任偽上海市警察局司法處長，1945年任軍統上海區第二站第二組組長，1946年9月被軍統扣押，被國民黨上海法院判刑七年半,1949年出獄。新中國成立後，李時雨先後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及統戰部門工作過。1982年離休前，擔任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黨組成員兼中國佛學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