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子南】
8月29日，德國內政與國土部長費澤宣布，德國政府將加大力度打擊非法移民和恐怖主義，並加強刀具管控以改善國內安全域勢。
這是自上周8月23日德國索林根市發生持刀襲擊事件後，德國政府的最新表態。此前的8月26日，德國總理朔爾茨曾前往事發地悼念，並承諾將加大力度遣返非法移民。
當地時間2024年8月26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前往發生持刀傷人案的索林根市，向在事件中被殺害的3名死者獻花。視覺中國
發生在23日的這起襲擊事件，最終導致3人死亡，8人受傷。這起悲劇震驚了整個德國，尤其是當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聲稱對此事件負責後，引發了德國公眾對恐怖主義的深切擔憂。據德媒報道，襲擊者疑為一名受伊斯蘭極端教義影響的敘利亞難民。他此前曾申請庇護，但未獲批準，不過也未經執行遣返程式。
在這之前，德國是接收難民最多的歐盟國家，自2015年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宣布了著名的「我們做得到」（Wir schaffen das）政策之後，已有數百萬難民湧入德國，由此給德國公共秩序和福利系統帶來了巨大壓力。難民問題已經成為影響德國社會和政治穩定的一個重大挑戰。
一、德國當前難民問題的由來
德國難民問題的產生經歷了復雜的歷史行程。自20世紀以來，德國先後經歷了數次難民潮的考驗，其根源深植於全球政治動蕩、地緣沖突和德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策抉擇。
第一次難民潮發生在美蘇對峙、兩德分裂時期，西德面臨大量因政治迫害和「種族清洗」而從東歐逃離的德意誌人，以及為追求更好生活條件和政治自由，透過非法途徑逃往西德尋求庇護的東德人。
第二次難民潮發生在1990年代，南斯拉夫解體引發了一系列殘酷戰爭，特別是波斯尼亞戰爭和科索沃戰爭造成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數十萬巴爾幹難民被迫逃離家園，湧入德國尋求庇護。
當地時間8月25日，德國索林根市持刀襲擊事件嫌疑人被警方拘押。 視覺中國
第三次難民潮發生在2010年年代，由於美西方強權對中東局勢的持續幹預，引發了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和敘利亞內戰，導致中東地區持續動蕩，上百萬中東和北非難民逃亡德國。
第三次難民潮在來源地區、安置規模、社會影響和歐洲協調等方面與此前兩次難民危機存在顯著差異。先前兩次難民潮雖對德國社會造成了一定沖擊，但由於文化和地理的相似性，德國在接納和整合難民方面相對順利。
相比之下，第三次難民潮的規模更大，難民背景更為復雜，牽扯到不同的宗教信仰、文化背景和語言認同，使得德國的社會整合難度大幅增加，進而加劇了德國社會的緊張與政治分化。
此外，第三次難民潮也對歐盟產生了深遠影響，迫使其不得不調整難民政策、強化外部邊境管控，並加劇了成員國間的分歧，助長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浪潮，嚴重削弱了歐盟的凝聚力。在這樣的背景下，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最終選擇了開放政策，宣布不再遵守「都柏林規則」中「第一入境國」原則，願意「無上限」接納難民。這一決定使德國在全球範圍內被廣泛贊譽為人道主義的典範，但也在國內引發了廣泛爭議和政治分歧。
在此之後，德國雖逐步收緊難民政策、加強邊境管控，並推動歐盟就難民政策進行改革，但從整體而言，德國在面對難民問題時始終在國內政治與民意分歧、難民接納與遣返的平衡，以及經濟利益與社會成本的權衡之間搖擺不定，從而為當前的難民危機埋下了伏筆。
二、德國面臨的難民危機
難民問題已經成為德國當前面臨的最為復雜和棘手的社會問題之一，給德國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均帶來了巨大沖擊。
首先，難民危機在德國國內引發了深刻的政治分裂，並推動了極右翼勢力崛起。就是否接納難民問題，支持者認為德國應履行國際人道主義義務，而反對者則擔憂大規模接納難民會帶來安全風險、文化沖突和經濟負擔。這種分歧加劇了德國政治的兩極化趨勢，使得左翼與右翼在難民問題上的立場愈發對立。這種對立不僅體現在議會辯論中，也深刻影響了社會輿論和選民投票。導致政府在難民政策上左右搖擺，難以形成一致且穩定的長期策略。
此外，這種分歧還為極右翼政黨崛起提供了契機，它們成功地將公眾的反移民情緒轉化為選票支持，從而成為德國政治舞台上不可忽視的力量並開始挑戰傳統主流政黨的地位。
其次，在德國經濟陷入困境的背景下，難民安置和融入問題已經成為德國巨大的經濟負擔。近年來，德國遭受到高通脹、能源危機、投資放緩和全球經濟疲軟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經濟增長乏力，讓難民安置和社會整合的成本顯得更為沈重。一方面，難民安置涉及大量直接財政支出，涉及住房、醫療、教育和社會福利等諸多領域。德國政府為了滿足大規模難民的基本需求，不得不持續投入巨額資金。這些開支在經濟增長放緩、政府收入減少的情況下就成為了極為沈重的負擔。
另一方面，由於語言障礙、技能差距和文化差異，許多難民難以快速進入勞動力市場，導致他們不得不長期依賴社會福利，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公共財政壓力，並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公眾的廣泛焦慮和不滿。
再次，大規模難民的湧入強烈沖擊德國社會結構和文化認同，加劇了社會的緊張局勢。盡管德國政府采取了諸多措施幫助難民融入社會，但文化差異依然難以克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與當地居民在價值觀、宗教信仰和社會規範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由此導致種族和文化沖突時有發生。特別是與難民相關的犯罪和安全問題逐步增加，引發了更廣泛的社會不安，從而進一步惡化了難民在德國社會中的形象，催生德國社會反移民、反難民情緒。
極右翼勢力利用這種情緒煽動仇外情緒，組織對政府的難民政策進行公開抗議並針對難民實施暴力襲擊，使得諸多難民認為遭受到了種族歧視和不公平對待，進而對德國社會和當地居民產生敵對心理，而這種敵意的加劇又反過來加深了公眾對難民的偏見和誤解，從而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
最後，難民問題還引發了德國與其他歐盟國家的沖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德國在歐洲的影響力。德國與歐盟在難民政策上的分歧主要體現在責任分擔、難民接收標準和篩選等方面。德國認為配額制有助於減輕單一國家負擔，然而諸如匈牙利、波蘭和斯洛伐克等則強烈反對配額制，認為這會威脅到本國安全和穩定。
同時，一些歐盟國家擔心接收難民中會混有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因此對難民接收持謹慎態度，讓難民在歐盟內部的流動和安置出現混亂。此外，一些國家未能建立完善的難民登記和篩選制度，導致難民身份認定和安置工作出現漏洞。這種混亂狀況不僅加劇了歐盟內部的緊張關系，也使德國在推動統一難民政策方面面臨重重困難，個別國家甚至將德國推行難民政策視為是對國家主權的一種幹涉，導致德國在歐盟內部的協調與合作受阻，從而削弱了其在歐盟內部的領導地位和影響力。
索林根市持刀襲擊事件發生後，有德國民眾在索林根街頭舉行反對接納移民的抗議。外媒
三、此次襲擊事件的後續影響及可能的演進
隨著索林根事件的持續發酵，德國的難民政策正處於關鍵十字路口。
首先，這一事件將加劇「紅綠燈」聯盟內部份歧並迫使其不得不收緊難民政策。綠黨傾向於對難民持開放態度，主張接納更多難民並反對將難民驅逐出境，特別是當原籍國家存在所謂安全風險時。自民黨和部份社民黨成員則傾向於執行更嚴格的移民控制。襲擊事件的發生使執政聯盟內部在難民政策上的分歧進一步凸顯，政黨之間面臨著更大的協調壓力。
與此同時，選擇黨（AfD）和基民盟（CDU）正利用這一事件激烈批評執政聯盟的軟弱和政策失誤，聲稱現行難民政策缺乏有效的安全保障，直接導致了這類悲劇的發生。在這種情況下，執政聯盟可能不得不在現有政策框架內做出一些妥協，如加強難民的背景調查和風險評估、執行更嚴格的邊境控制以及加快遣返有安全隱患的難民等，以盡可能平息各方和公眾的擔憂。
其次，這一事件將成為選擇黨（AfD）進一步崛起的契機，並為其贏得即將舉行的圖林根州、薩克森州（9月1日）和勃蘭登堡州（9月22日）的地方選舉提供強大助力。選擇黨歷來以強硬的反移民、反難民立場吸引選民，而這起襲擊事件再次凸顯了該黨對現行移民政策批評的正確性，並將安全問題推上了選舉議程的中心。
德國公眾對安全感下降的擔憂，尤其是在東部州，對選擇黨的崛起形成了有利的社會和政治環境。這些州的選民本就傾向於更加保守和民族主義的立場，事件後的情緒波動可能讓他們更加支持選擇黨，而對於聯合政府的不信任也可能會讓許多原本支持其他政黨的選民轉向支持選擇黨，這使得該黨有望在地方選舉中贏得更多選票，甚至可能幫助其贏得部份州的執政權或在地方議會中獲得更大影響力。
再次，這一事件可能迫使歐盟重新審視其難民政策並在移民、安全和社會穩定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點。近期，法國和英國相繼發生的暴動事件已經引發了廣泛的關於社會穩定和移民政策的討論，而索林根事件進一步加劇了這種擔憂，讓歐盟各國重新審視自身的難民政策。長期以來一直對難民持更強硬立場的東歐國家可能會爭取到更多支持，從而推動其堅持實施更加保守的難民政策。
西歐國家，尤其是已經飽受暴動困擾的德國和法國，則可能會實施更嚴苛的難民控制措施，從而推動歐盟整體實施更加嚴格的難民政策。此外，德法兩國極有可能會要求歐盟盡快圍繞著國家責任分擔與配額制進行難民政策改革，這將讓歐盟成員國在難民問題上的分歧進一步擴大，從而削弱歐盟的凝聚力和合作能力。
索林根市持刀襲擊事件不僅是一起悲劇性事件，更是德國難民政策困境與挑戰的深刻對映，凸顯了歐洲難民問題背後的復雜性和深層次根源。面對這一嚴峻挑戰，德國政府應當深刻思考出現難民問題的歷史與現實根源，而非僅僅將焦點集中在難民政策本身的調整上，否則只會陷入治標不治本的困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難民問題所帶來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