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一度的歐洲議會選舉之後，歐盟27國領導人和各大黨團透過政治磋商和議會投票相結合的方式，在6月底初步組建了新一屆歐盟領導來集體。整體上，新一屆歐洲議會的政治光譜進一步向右傾斜。如何面對更保守的歐洲？這是擺在歐洲領導層案頭的課題。
這次歐洲大選前，兩種明顯的趨勢已經在交融：在各成員國內部，政黨體系正經歷深刻的變革及挑戰。建制派失意，右翼及歐洲一體化懷疑論者崛起，動搖了自我定位為融合推動者的歐洲議會的身份認同。十多年前，還有不少人為歐盟東擴歡欣鼓舞。在外，國際政治壓力加強。新冠疫情、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全球產業結構的動蕩，英國和美國舉行大選⋯⋯這一次，歐洲是被全方位卷入的局中人。
在歐洲議會，議員們不論國別，而以黨團的形式參與討論決策。不過，這並非意味著同一黨團內部就天然互相認同。多數議員和母國畢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他們即使處於相近陣營，在各國本土層面和歐洲層面上也面臨不同的利益沖突。在公開演講中，德國選擇黨原歐洲大選首席候選人克拉對納粹黨黨衛隊成員的「無害化呈現」，導致選擇黨被法國及意大利的「同事們」集體開除出右翼黨團，克拉也結束了德國選擇黨主席團。
7月16日，法國斯特拉斯堡，新一屆歐洲議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現場。
堅持走自己的道路
長期以來，德國在若幹問題上堅持走自己的道路。作為歐洲煤鋼共同體發起國之一，維護歐盟合情合理。不過，「德法雙雄制」又使得柏林在布魯塞爾擁有特殊地位。
2009年，【裏斯本條約】生效。自此有關歐盟的重要立法都需要歐洲議會和部長理事會共同透過，即代表人民和政黨的歐洲議會同代表各國政府的部長理事會在意見相左時可能形成互相牽制的關系。這樣的共同決策過程涵蓋並影響了許多本次大選的熱點話題，包括國際競爭力、內部市場、人口流動、技術監管、氣候等。在德國電視一台的一項民意測驗裏，德國民眾列舉了他們心中歐洲大選最緊要的五大議題：和平、公共安全、移民、環保、經濟。
難民和移民議題是右翼政黨的「最大賣點」，理由是地方政府不堪重負，很多國家特別是東歐國家怨聲載道。不過，這些理由其實只是最適合拿來做政治文章的。
在其他領域，盡管德國一直身體力行，但其短期內「帶頭」同時放棄核電、減少煤炭和天然氣使用量的悲壯做法，沒有任何一個其他歐盟國家效仿。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疊加北溪管道被炸，德國一度面臨嚴重能源危機，幸有歐洲電力市場輸血。在氣候政策領域，德國政府要求越來越早地推行嚴格的排放上限，被一些其他歐盟國家批評不現實。在工業政策方面，德國政府希望提高歐洲區位優勢，把制造業拉回歐洲，但很多化學、冶金及汽車制造商卻選擇遷往美國或中國，原因是缺少政策支持、官僚主義嚴重和能源價格昂貴等。
在國際問題上，即使最親密的歐洲盟友之間，也依然有步調不一致的情況。德國對杜林普可能再度當選美國總統以及隨之可能出現的北約共同防衛問題憂心忡忡，實際上卻對法國總統馬克龍長時間以來竭力推行的歐盟超國家理念缺乏熱情。在法國呼籲建立以法德為核心的歐洲國防工業時，德國還在繼續從美國和以色列購買戰鬥機和防空系統。
當然，隨著英國脫歐，法國成為如今歐盟唯一的有核國家。馬克龍總統生涯所剩任期有限，希望以歐洲改革者的「強人形象」名垂青史。而朔爾茨則一向安靜低調，誌在下一個總理任期，註重穩定。從現實角度來看，迄今為止，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歐洲尚無全方位保障自身安全的整體部署。盡管朔爾茨也承諾要將國防支出的GDP占比提升至2％，但德國政府的財政規劃是否能保證這一承諾長期落地尚不明確。
6月29日，德國埃森，德國選擇黨領導人艾麗斯·魏德爾（左）和蒂諾·克魯帕拉（右）在選擇黨代表大會上。
選擇黨的崛起之路
細看選舉結果，德國傳統建制派席次變化並沒有輿論渲染的那麽大：建制派中的中右翼聯盟黨和自民黨不增不減，中左派社民黨丟掉2席；給人「強勢崛起」觀感的德國選擇黨增加4席；另外兩個同在國會的黨派，左黨丟掉2席，綠黨丟掉9席。如此來看，曾在上屆歐洲大選裏攻城略地、如今參與執政的綠黨，受到的沖擊才最為劇烈。考慮到它這次總共才獲得12個席位，可謂丟了半壁江山。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剛從左黨分裂出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一舉拿下6席。
與德國國內民調對照來看，執政黨民意下跌已不是秘密。但民眾滿意度為何偏低？一般民眾和各黨追隨者的解讀卻很不一樣。對社民黨和自民黨的評價，一般民眾和支持者差距不大，但對於綠黨的評價，一般民眾和其支持者間出現了明顯反差：41％的一般民眾認為綠黨在強勢推進自己的政策主張，而66％的綠黨支持者卻認為不夠強勢。這種評價間的鴻溝似乎可以解釋為何綠黨在短短五年後就遭遇民意支持的急轉。曾幾何時，綠黨吸引了大批年輕選民，對未來信心滿滿。如今這批年輕選民中，有四分之一改換門庭，其中不少人索性倒向了政治光譜上的另一頭——選擇黨。
今天被歸類為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德國選擇黨，初期本是一個持「歐元批判」態度的經濟型政黨，初代領導層中多有原聯盟黨和自民黨成員。2010年全球金融市場危機爆發，歐洲貨幣聯盟危機隨之而來。建黨的導火索可回溯到是年3月25日：默克爾在聯邦議院講話裏拒絕了向希臘提供直接財政援助，但又在幾個小時後的歐盟峰會上批準了對希臘的首個救助方案，並以「別無選擇」來解釋決定。認為歐盟及其成員國在經濟危機管理中存在根本性失誤的選擇黨創始人，便以「另類選擇」來回應。漢堡大學宏觀經濟學教授貝恩德·盧克在同年秋季成立了「經濟學家全會」，起初他們的質疑與批判僅限於學術討論。2011年歐盟引入永久穩定機制來穩定救助政策，「歐元懷疑論」由此獲得政治動能。2013年，受同行奧地利自由黨的啟發，盧克、高蘭德、佩泰利等人正式成立選擇黨。
不過，歐元和歐盟經濟機制這個有專業門檻的話題在大眾層面逐漸被拋棄，公共討論轉向了對移民的批評。選擇黨圖林根州主席比約恩·霍克夥同其他人共同起草了一份【埃爾福特決議】，批評領導層的溫和路線。霍克本人質疑德國對納粹罪行的反思態度，稱柏林大屠殺紀念館為「恥辱紀念碑」，其煽動性的方式為其贏得了不少新黨員。極端化一旦開始，就很容易自我復制升級。很快，由溫和派組成的選擇黨初代領導層失去支持，包括盧克在內的多名創始成員因不願與霍克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同流退黨。
德國選擇黨在埃森舉行黨代會期間，許多民眾在會場外舉行抗議。
2015年的難民危機是一個轉折點，身為選擇黨高層之一的高蘭德露骨地將其形容為送給選擇黨的禮物，民調支持率迅速攀升。繼巴黎、布魯塞爾和尼斯之後，2016年12月，極端伊斯蘭主義恐怖襲擊波及柏林。2015年跨年夜科隆大教堂前廣場上的大規模性侵案、關於「庇護一攬子計劃」的爭議以及聯盟黨部份成員對總理方針的批評，都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此時間點前後，選擇黨進入了絕大多數州議會。自2016年開始，在若幹西德州選舉中的席位更是達到兩位數。2017年德國大選，選擇黨進入聯邦議會，在魏德爾和高蘭德的領導下成為彼時最大的在野黨。2022年，隨著最後一個重要的溫和派代表退黨，激進勢力在主席團的人數占比超過三分之二。
從意識形態和人員上看，如今的選擇黨和一系列極右翼組織確實暗通款曲：從2014年右翼民粹主義「歐洲愛國者反歐洲伊斯蘭化」（Ｐegida），到鬧劇般的「帝國公民」組織，再到2023年底使人想起萬湖會議的波茨坦密會。選擇黨創始人盧克稱，如今的選擇黨「缺乏人性，難以忍受」。不過，事情不能從單一視角來觀察：波茨坦密會的參加者中也有聯盟黨和自民黨黨員。
從政治生態上看，迄今為止，每一次極端民族主義輸出都會迎來反對的聲浪。「帝國公民」組織後來被警方連夜掃蕩，各大媒體也開足火力群嘲。2024年初波茨坦密會被曝出，各地爆發反右遊行，僅一個周末就有超90萬人參加，一些城市甚至因為參加人數太多為免發生擠壓踩踏事故而不得不臨時取消或中止遊行。6月29日，多達10萬人在埃森參加反對選擇黨的抗議遊行。7月1日，霍克因被證實曾在集會上使用納粹沖鋒隊口號「一切為了德國」被法院定罪，罰款1.3萬歐元。這足以說明，在德國，對抗極右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力量還是很有韌性的。
另外不要忘記，德國一直有10％左右的極右選民。不久前，他們作為公共輿論裏一個不太光彩的組成部份，倒也相安無事。但這一次歐洲大選中，選擇黨得票率在德國政黨裏排第二位。是很多選民變成了極右派，還是另有原因？
「臨門一腳的助攻」
2024年5月31日，就在歐洲大選前，曼海姆一名警察在阻止持刀者無差別傷人時殉職，行兇者為一名阿富汗難民。按照慣例，該行兇者不可能被遣返，因為阿富汗被歸類為「不安全國家」。一時間，公共情緒鼎沸。朔爾茨在聯邦議會譴責兇手行為是「反人類和極端伊斯蘭主義的表現」。在表明「向恐怖主義宣戰」後，他還作出了「必須被驅逐出境」的表態，預示著相關政策的調整。不久後，柏林警察局局長也公開承認，在柏林，惡性犯罪自幾年前開始明顯上升，其中很多是由有移民背景的人主導的。放在幾年前，以警察局長的身份進行這樣的公開說明，還是不可想象的事。但這來得有些晚了，很多民眾發出錐心之問：「為什麽一定要等到一名警察犧牲？」這樣的錐心之問，表面指向難民和移民問題，也給選擇黨送去歐洲大選的票數上「臨門一腳的助攻」。
細究其發展史，選擇黨的每一次攀升都借助了社會事件的影響。長期以來，輿論集中在對其極右思想的批判上。這在道義上是正確的，但這種輿論上的「一邊倒」又體現出一種當權者的傲慢。隨著選擇黨壯大，它變成了一個真正的反對黨。
盡管前述五大議題原本各有各的內涵和延伸議題，但具體到眼下的政治表達，它們是一環套一環的。俄烏沖突讓戰爭陰影籠罩到歐洲本土，也給德國造成能源危機。由綠黨推動並主導的【供暖法】讓很多屋主為供暖成本撓頭，【能源效率法】則要求能源消耗總量到2030年比現在下降約22％。根據慕尼黑大學萊布尼茨經濟研究所（IFO）所長、經濟學家福斯特的觀察，這一目標要求經濟在未來7年內萎縮14％，或者需要能源效率提高兩倍才能保持過去的經濟增速。於是，該法案看上去更像一項經濟緊縮計劃。
在這種形勢下，德國的傳統汽車業也遭到巨大沖擊。汽車在德國具有強烈的象征意味，因此，被傷害的不僅是奔馳、寶馬等幾家舉世聞名的傳統汽車制造商及其無數下遊制造商和從業者，還有德國民眾的自信心。受影響的也不僅是經濟指標和就業狀況，更有德國百年來傲立於工業強國之林的自我認同。畢竟，電動汽車似乎已與中國畫上了等號。
惶惑的社會情緒下，公共惡性極端事件頻發，其中一些案件卻因為某種政壇禁忌導致長時間內不能得到充分討論和處理。難民問題被拖成移民問題，變成社會問題，外交部下轄的若幹部門又被曝出在難民入境和居留審批中存在不合規操作。
此外，5月底6月初，德國政府在持續重壓下，宣布原則上允許烏克蘭使用德國武器打擊俄羅斯境內軍事目標。盡管加了一系列諸如「在保衛哈爾科夫時」和「非遠端武器」等限制條件，但還是在歐洲大選前打破了「德國武器不得用於俄羅斯領土」的承諾。
在這次歐洲大選後的一期電視談話節目上，被問到「為什麽不能驅逐罪犯」，一位綠黨嘉賓對列舉的所有可能說不；被問為什麽還要力推向烏克蘭送更多武器，他回答「因為普京說過要占領整個烏克蘭」。當在座的安全問題專家一再追問「到底什麽時候、在哪兒說過」，他卻不能給出具體答案而只能用「人權」來強行拔高。當公共討論和表達空間收縮，一些原本該有的討論很難展開，原本豐富的感受和思路被簡化為黑白兩色，很多德國民眾除了發泄情緒也沒什麽別的好做，於是以非理性回報非理性，投給反對黨以求平衡。一些被「狠狠傷害」的民眾投給了選擇黨，另一些還願意保持理性的投給了聯盟黨，還有一些則在新成立的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裏找到寄托。
法國總統馬克龍（左）與德國總理朔爾茨。本文圖/視覺中國
房間裏的大象
近幾個月來，三黨組閣的德國政府只有在眾所周知的最後一刻才會湊到一起，找一個時效極短的方案，把問題向後拖延。2024年度就是在臨時財政預算管理中開始的，真正的預算計劃2月才透過。副總理兼環境與經濟部長哈貝克曾形容「可以心平氣和、近乎正常地討論問題，但就是無法讓它們透過政治終點線」。此外，德國在歐盟中有唯二的最重話語權，德國政府的風格讓歐盟也深受拖累。
在官方分析裏，「選擇黨的忠實選民反對新的生活方式、同性婚姻和多元文化」。通行觀點是，在現代化行程中失利的人更容易對移民產生怨恨。但如今的選擇黨支持者涵蓋所有社會階層，其中不乏高學歷高收入人群，黨魁魏德爾就是宏觀經濟學博士。因此他們未必是所謂現代化的失敗者。朔爾茨曾在國會演講中稱選擇黨是個「壞情緒黨」，不失為一種合情合理的觀察。
缺少出口的「壞情緒」成了房間裏的大象。2019年，歐洲人民黨和歐洲社會民主黨就已失去絕對多數。盡管建制派們紛紛用不與右翼組閣的方式建起「防火墻」，卻沒能遏制壞情緒。在東德某些地方，建制派得票率太低，以至於有人開始擔心一旦一兩個建制派都過不了5％得票率的門檻，選擇黨和莎拉·瓦根克內希特聯盟的組合就足以達到絕對多數。
法國第一圈國民議會投票中，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票數第一。如勢頭保持，馬克龍可能面臨法國「防火墻」瓦解或者是剩余總統生涯中難有大作為的選擇。假如最親密的盟友成為「跛腳鴨」，或者與法國的合作被嚴重削弱，已踉踉蹌蹌的德國獨立支撐歐盟將更加艱難。勒龐曾表示，和德國的合作是一種過於浪漫的情調。而如今已不是2010年了。那時，全歐盟都需要德國。現在，德國需要歐盟。屆時，歐盟實作統一市場或共同工業及國防政策的可能性會大大降低，在全球競爭中也會較為被動。
歐洲大選前，一位資深記者吐槽：「在這裏（德國）有一種傳教士般的狂熱，尤其喜歡說教而不是傾聽，仿佛僅憑某些本性就可以拯救歐洲，偏偏這種熱情在許多其他歐洲人那裏是備受懷疑的⋯⋯」
這次歐洲大選後，爭吵更多了。不過，一些公共輿論的松動似乎暗示著政治精英們終於有所感悟，雖然他們依然不肯公開討論是不是「曾經做過了」。除了有關難民政策具體條款的討論外，「氣候保護是一個經濟理性問題」的論調也終於重回桌面。
（作者系德國漢堡大學社會學者、政治評論員）
發於2024.7.22總第1149期【中國新聞周刊】雜誌
雜誌標題：德國執政聯盟如何受到「壞情緒」懲罰？
作者：周睿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