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日，美國【財富】雜誌網站刊發了 密芝根大學榮譽教授 肯尼斯·德沃斯金（Kenneth Dewoskin）和 德勤中國合夥人 艾倫·麥克卓思（Alan Maccharles）合寫的文章【中美競爭如何造福世界和重塑全球經濟】。文章指出，「再全球化」最終將對西方和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興勞動力和消費者，尤其是女性，產生積極的影響。
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是一個更為廣泛的問題，對所有國家和跨境商業都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由於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以及地緣政治的緊張局勢， 新的全球化故事從中國開始。 在大多數情況下，企業的生產和供應鏈都集中在中國，但並不僅限於中國。
在我們的研究以及與跨國公司的接觸中，我們並沒有看到去全球化或脫鉤的現象，也沒有看到現狀在延續。引起脫鉤討論的各種力量——例如地緣政治壓力、國家安全問題、戰略競爭考慮、數據私密、模糊的國家保密法、普遍的不信任以及執行規則的國際組織的消亡——都是真實存在的。
然而制造業並沒有像全球化理論的基本主張一樣，大部份回歸西方國家或被嚴格釘選的新興消費國。制造業正在轉向其他地方（越南和墨西哥等國）。跨國公司沒有脫鉤和分離，他們正在從事一個多世紀以來最擅長的事情：尋找適應和繁榮的方法。我們把這種轉型稱為「再全球化」。
理想情況下，最終結果將是一個多極世界，讓更多國家參與全球商業和繁榮。
我們的結論是， 再全球化最終將對西方和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新興勞動力和消費者，尤其是女性，產生積極影響。
中國、美國和歐洲跨國公司將供應鏈能力和控制權轉移到第三國，這是新興秩序中一個被忽視的競爭維度。 過去30年，跨國公司一直尋求透過將制造業和相關供應鏈遷移到低成本國家來實作成本效益的提升。然而，出口數據幾乎無法揭示控制商品和服務跨境流動並從中受益的商業實體，而這些實體當然是做出戰略選擇的實體。
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為了實作最大的規模效益，跨國公司往往將擴大生產所用的器材和采購工作集中在同一個地區。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意味著他們將會選擇中國。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中國對外商投資的好感度越來越高，並往往能滿足所有外商投資者的適當的要求。但仍有小插曲的出現。2003年，非典型肺炎的威脅引發了對過度集中的風險、應急計劃的重要性以及供應鏈多元化價值的廣泛討論。但與非典型肺炎威脅本身一樣，這場討論也很短暫。
在過去的10年，特別是新冠疫情出現以來，優先考慮效率而忽視應變能力的壞處越發明顯。 全球格局已經被許多復雜因素所改變，包括地緣政治、消費者情緒和政治轉向本土主義、氣候變遷、人口變化和自然資源分配。
在供應鏈轉移的同時，跨國公司開始尋求進入中國以外的新興經濟體的新消費市場。 這種向外拓展以實作增長的動機促進了建立更多供應中心的趨勢。
現階段的再全球化始於輕工制造業從中國向低成本國家的自然遷移。中國正有條不紊地向價值鏈上遊邁進，以延續其制造業和出口的成功。盡管生產率的提高振幅不大，但透過對中心資源的系統性配置和出口價值鏈的快速提升， 中國仍然是世界上制造業成本最低的地方之一。
人口結構的改變和其他社會性的變革將使中國的勞動力越來越少，這將給中國的生產活動帶來持續升級的壓力，並激勵中國企業走向國際化。中國的經濟體系可能會在政策制定者確定的領域保持其卓越的出口競爭力。
雖然這些因素人為地加速了中國經濟的多元化，但事實上仍然還有20多億人口有待全球化，他們可能會成為新的、可接近的消費者和勞動力。
大多數跨國公司都承認，他們在中國的經歷改變了他們在全球的部署和運作。 在中國的幾十年裏，IT、生物技術和半導體等行業的跨國公司在有關快速上市、產品本地化以及中國法律與監管手段等方面積累了寶貴經驗，將有助於他們面臨市場挑戰或改進自身營運。
許多跨國公司是為了應對杜林普時代的關稅戰略而開始搬遷的，這與現在重點關註的提升應變能力戰略不能混為一談。 對跨國公司來說，最初的制造業搬遷成本高昂，而且不乏新的風險，包括起步和回溯。許多美國行政總裁都說，他們的董事會分為對華鷹派和對華鴿派，鷹派認為迫切需要減少對華風險，鴿派則不以為然。公司經常報告說，即使沒有任何新的資本支出要求，搬遷後的初期成本也會增加20%以上，五年內供應鏈效率和勞動生產率恢復後，成本會回落到高於1%到3%。 但同時，搬遷帶來的多個靈活的采購地點以及快速的資訊和響應系統將提供應變能力和可選性。它們也有可能為增長開啟新的市場。
當然，在全球化的商業環境中，轉移自己的生產或組裝地點並不是一個孤立的決定。 任何一家公司的營運背後都有一條完整的供應鏈。 幾十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為商品化電子元件建立一個無與倫比的綜合供應基地。雖然許多元件可以在其他國家采購，但需要知識、稀有資源和大量資本投資（如半導體）的專業產品將需要繼續依賴中國內地供應商。
再全球化帶來的混亂，對於那些受其影響（如工廠工人失業）的人來說，就像全球化剛剛起步時一樣痛苦，這也將迫使跨國公司透過將低端生產轉移至那些迄今為止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全球貿易之外的國家來建立應變能力。例如，巴基斯坦、坦桑尼亞、肯雅、中歐大部份地區和中東作為制造業中心和未來快速增長的消費市場，具有巨大的、尚未開發的潛力。
隨著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增加——主要是服裝、跑鞋等輕工制造業，以及其他輕工和半自動化制造業——我們有望看到婦女的廣泛就業，她們在這些工作崗位上占主導地位。隨著從事輕工制造業的跨國公司在其他新興經濟體開展業務，這些婦女將憑借新的、穩定的收入成為消費者，並開始對家庭進行投資。當婦女拿到固定薪金時，我們通常會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看到重大的社會變革。反過來，這些變化也會對下一代產生積極影響（透過提高生活水平糊教育）。 當新興經濟體對外開放時，有許多順周期的動力在發揮作用。
人工智能、網絡制造、制造2.0、增材制造、其他即時制造和物流控制技術等等，都有可能改變全球化的步伐和方向。
制造業和相關供應鏈的去集中化是世界「再全球化」的一個關鍵過程。 盡管投資者對巴西、印度、東歐和東南亞國家很感興趣，但我們預計沒有任何一個新興市場或供應中心會像中國那樣吸引投資者的註意力。跨國公司高管對新的過度集中情況興趣不大。
近年來，許多跨國公司的一個明顯趨勢是在其業務活動組合中重組實體的股權和控制權，以提高稅收效率、制裁合規、關稅管理和彈性。 國界對源源不斷的並購活動幾乎沒有阻礙，再加上資本市場的繁榮，一些跨國公司的資產價值已超過1萬億美元。因此，去集中化並不意味著去規模化或分散化。在再全球化的格局中，具有戰略意義的商業活動將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在這一格局中，還將出現大規模、復雜的跨國組織，它們的地理起源和法定註冊地越來越模糊，其經濟規模將超過世界上許多國家。這些組織的商業決策與政府政策的一致程度以及對政府政策的影響程度，將成為再全球化的重要動力。
為了實作這一點，我們預計企業結構將從中心輻射模式轉變為網絡模式，這是由對本地知識、關系、數據私密規則、本地內容和合規要求的需求以及不斷縮短的上市時間所決定的。更緊密結合的集團（如北美和歐盟），將找到結盟的解決方案，而相互競爭的集團（如北美和中國），將努力為不可避免的或商業上引人註目的相互作用範圍找到穩定的解決方案。
在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中，潛在的高增長新興經濟體將透過保持不結盟的立場來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目前的石油市場在允許貿易和制裁貿易之間的相互作用中體現了這種動態。
集群增加了穩健性和冗余性，但也使得將競爭對手排除在全球系統之外變得更加困難。 目前還不清楚，支持基於規則的行為和有效解決爭端的現有國際組織能否恢復其重要性和有效性。
快速全球化帶來的一些公認的弊端反映在風氣的改變上，在各種發展水平的經濟體中，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問題越來越多地透過地方監管來實施。為遏制稅收不平等和系統性避稅，以及投資者與被投資者之間的剝削關系，正在采取各種措施。
在再全球化的背景下，同樣肯定會出現未被認識到的弊端，包括網絡犯罪和恐怖主義的新形態、生物和化學健康威脅、破壞性軍事事件以及主要經濟體的政治災難。曾經有效的全球監管和爭端解決機構的相關性已大幅下降。與穩定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息息相關的主要經濟體要麽需要恢復這些機構，要麽需要取而代之。 金融科技和加密貨幣可能為全球金融營運提高了效率，但也為規避監管和逃稅提供了一系列機會。
不過，我們持樂觀態度。隨著跨國公司的工廠不斷擴大，它們將獲得更強的韌性——從長遠來看，這將有助於調節通脹，即使幹擾變得更加頻繁。新興市場將從中受益，提升人口素質，增強婦女權能。但是， 要在新的世界秩序下取得商業成功，需要不同類別的管理者、不同類別的公司和不同的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