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致電姬鵬飛：中國國旗的位置，該如何確定？
1971年10月25日，對中國來說是個值得永遠銘記的日子。當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透過第2758號決議時，整個會場沸騰了。然而，在這個歷史性時刻的背後，還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插曲：聯合國秘書長吳丹面臨著一個看似簡單卻又頗具深意的難題。在給中國外交部代理部長姬鵬飛發出賀電後，他和工作人員陷入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困境：中國國旗究竟該懸掛在聯合國大廈的哪個位置？這個問題背後，不僅關乎外交禮儀，更體現著新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變得如此復雜？當時的國際形勢又給這個問題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一、國際形勢的轉折點（1971年前）
1969年，國際形勢正在發生微妙而深刻的變化。美國在越南戰爭中陷入泥潭，其全球霸權地位開始動搖。與此同時，蘇聯在東歐的擴張野心日益顯露，中蘇關系持續惡化。
這一年的3月，中蘇在珍寶島發生武裝沖突，讓美國決策層意識到中蘇關系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尼克遜總統上任後，立即指示國家安全委員會開始研究對華政策的調整方案。
在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一間會議室內，國務卿羅傑斯正在與各國駐美大使們討論國際局勢。來自法國的大使提出：＂美國必須認識到，繼續孤立中國的政策已經不合時宜。＂這番話引起了與會者的廣泛共鳴。
同年7月，美國宣布放寬對華貿易和旅行限制。這一決定震動了整個國際社會。日本駐聯合國代表立即向東京發回電報，建議重新審視對華政策。
與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與日俱增。1970年，贊比亞總統卡翁達公開表示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坦桑尼亞、馬里等非洲國家紛紛響應。這些新獨立的國家，對改變聯合國中的不合理現狀表現出強烈意願。
在亞洲，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主動提出願意為中美對話牽線搭橋。1970年10月，巴基斯坦駐美大使向基辛格轉達了中方願意改善中美關系的資訊。
與此同時，加拿大和意大利也開始與中國接觸。1970年底，加拿大與中國建交，這一決定在西方陣營內部引起連鎖反應。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等國開始重新評估其對華政策。
1971年初，國際形勢的變化更加明顯。4月，美國乒乓球隊訪華，＂乒乓外交＂轟動全球。日本【讀賣新聞】刊文指出：＂國際格局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就在這樣的國際背景下，聯合國內部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也日趨激烈。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國開始醞釀在聯大提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6月，聯合國秘書處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支持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會員國數量已經接近半數。
在這種形勢下，美國駐聯合國代表布殊不得不向國務院建議，重新考慮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立場。他在一份備忘錄中寫道：＂繼續阻撓中華人民共和國進入聯合國的政策，已經變得越來越不現實。＂
二、關鍵的外交博弈（1971年7-10月）
1971年7月9日淩晨，一架巴基斯坦專機悄然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機上搭載的是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一行。這次秘密存取，成為了中美關系解凍的重要轉折點。
基辛格此行的主要任務是為尼克遜訪華鋪路。在釣魚台國賓館，周恩來總理與基辛格展開了長達17個小時的會談。會談中，雙方就台灣問題、中美建交程式等關鍵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在談判過程中，基辛格提出了一份關於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建議方案。他表示，美國可以考慮在聯合國大會投票時采取較為靈活的立場。周恩來總理則明確指出，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不容討價還價。
7月15日，尼克遜發表電視講話，宣布將於1972年5月前存取中國。這一訊息在國際社會引起軒然大波。許多國家開始重新審視其對華政策。
8月初，聯合國秘書處收到了來自23個國家的聯合提案，要求將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議題列入大會議程。這23個國家中，既有阿爾巴尼亞這樣的傳統友好國家，也有法國、英國等西方大國。
9月，美國和日本等22個國家提出了＂雙重代表權＂的方案，試圖在保留台灣席位的同時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方案遭到中方的堅決反對。
10月初，聯合國大會開始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辯論。在辯論過程中，支持中國的國家數量不斷增加。坦桑尼亞代表在發言中指出：＂任何企圖制造＇兩個中國＇的做法都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歪曲。＂
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訪華。這次存取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聯合國表決問題。在與周恩來總理的會談中，基辛格表示美方將不會阻撓中國重返聯合國。
同一時期，中國外交部在北京緊鑼密鼓地籌備著重返聯合國的各項準備工作。外交部成立了專門工作群組，研究聯合國的議事規則和工作程式。姬鵬飛部長多次主持會議，討論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構成和工作方案。
10月23日，聯合國大會即將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表決。各國代表紛紛展開最後的遊說活動。在表決前的幾個小時裏，一些原本持觀望態度的國家開始明確表態支持中國。
在這場關鍵的外交博弈中，中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任何制造＂兩個中國＂的企圖。這一立場得到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也贏得了一些西方國家的理解。
這段時期的外交較量，不僅關系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行程，也深刻影響著整個國際格局的走向。各方的博弈，最終將在10月25日的聯合國大會表決中見分曉。
三、意想不到的變數
聯合國大會透過第2758號決議後，一個看似簡單的技術性問題卻引發了各方的激烈討論：中國國旗應該懸掛在何處？這個問題背後，涉及到多個意想不到的外交考量和技術難題。
首先是各國對國旗位置的不同建議。法國代表提出，按照字母順序排列似乎最為妥當，這樣可以避免任何政治爭議。但蘇聯代表則認為，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的國旗應該與其他四個常任理事國並列，位置應該在美國和蘇聯之間。
與此同時，聯合國秘書處內部也出現了分歧。禮賓部門認為應該遵循傳統做法，按照各國加入聯合國的時間順序排列。但政治部門則提醒，中國是恢復席位而非新加入，這種做法可能會引起爭議。
更為復雜的是，聯合國大樓的建築結構本身也帶來了技術困難。大樓正門的旗桿數量有限，要在現有的旗桿之間增加一面新的旗幟，需要重新調整所有國旗的間距。建築部門的工程師指出，這項工作需要至少三天時間完成。
10月26日上午，聯合國秘書處召開了緊急會議。會議期間，一位來自北歐的高級官員提出了一個臨時方案：在正式確定國旗位置之前，可以先在聯合國大樓東側的臨時旗桿上升起中國國旗。這個建議立即引發了新的爭論。
一些非洲國家的代表認為，這種做法可能會被解讀為對中國地位的輕視。他們建議暫時取下所有國旗，待新的排序方案確定後再統一懸掛。但這個提議又遭到了其他國家的反對，理由是這樣做會影響聯合國的正常運轉。
與此同時，聯合國的新聞部門也面臨著壓力。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都在等待拍攝中國國旗升起的歷史性時刻。新聞部主任不得不多次召開記者會，解釋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為什麽變得如此復雜。
更令人意外的是，這個問題還涉及到聯合國的財務問題。根據規定，新增或調整旗桿的費用需要從聯合國的年度預算中支出。但1971年的預算早已編制完成，這筆意外支出需要透過特殊程式批準。
在這種情況下，聯合國秘書處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在最終確定國旗位置之前，可以在聯合國大會廳內先懸掛中國國旗。這個建議得到了多數會員國的支持，因為它既符合外交禮儀，又避開了技術困難。
就在各方討論僵持不下的時候，一位資深的聯合國工作人員找到了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的相關檔。這些檔詳細記錄了當時對五個常任理事國國旗位置的安排原則。這一歷史資料為解決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
這些意想不到的變數，使得一個本應簡單的程式性問題變成了一場復雜的外交考驗。它反映出，在重大歷史轉折點上，即使是最細微的技術細節也可能牽動各方的敏感神經。
四、最終的決定
1971年10月26日晚，聯合國秘書長吳丹在收到姬鵬飛的回電後，立即召集了一場特別會議。會議的唯一議題就是確定中國國旗的最終位置。經過反復協商，與會各方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
這個決定是基於以下幾個重要考慮：首先，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的歷史檔顯示，五個常任理事國的國旗應該在正門的中心位置並排懸掛。其次，考慮到中國是恢復合法席位而非新加入聯合國，因此應該沿用當年的排序原則。
為了實施這一決定，聯合國秘書處連夜展開了一系列準備工作。工程部門的技術人員在寒風中架設新的旗桿，調整固定裝置。安保部門則制定了詳細的升旗儀式方案，包括具體的時間安排和現場秩序維護措施。
10月27日淩晨，聯合國大樓外的工程車輛來來往往。技術人員需要在天亮前完成所有準備工作。他們先是拆除了原有的部份旗桿，然後按照新的間距重新安裝。每個細節都經過反復測量和校準，以確保五面常任理事國國旗的完美排列。
與此同時，禮賓部門也在緊鑼密鼓地準備著。他們需要確保新的中國國旗符合聯合國的規格標準。一位來自瑞士的旗幟專家被緊急請來，負責檢查國旗的尺寸、材質和色彩。這位專家在檢視國旗後指出，這面五星紅旗的制作工藝十分講究，完全符合國際標準。
為了確保升旗儀式的莊重，聯合國秘書處還特別調整了周邊的照明系統。工作人員在深夜測試了多種燈光效果，最終選定了最適合的照明角度和亮度。
10月28日清晨，聯合國總部大樓前已經聚集了大批記者和各國外交官。在經過最後一輪檢查後，新的旗桿排列終於完成。中國國旗的位置被確定在美國和蘇聯國旗之間，這個安排既體現了按字母順序排列的原則，也符合五大常任理事國的特殊地位。
上午九點整，隨著升持旗手的動作，五星紅旗緩緩升起。這一刻，數十台攝影機同時對準了這個歷史性的畫面。現場的掌聲此起彼伏，許多非洲和亞洲國家的外交官更是激動地站起來鼓掌。
這個看似簡單的國旗位置問題，最終透過各方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圓滿解決。它不僅體現了聯合國的行政效率，更展示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重返聯合國的重視程度。這個決定也為今後聯合國新成員國的國旗懸掛確立了重要先例。
五、深遠的影響
中國重返聯合國並在總部升起國旗的訊息迅速傳遍世界。這一歷史性時刻在國際社會引發了連鎖反應，其影響遠遠超出了聯合國大樓的範圍。
首先是外交關系的急劇變化。1971年11月至12月期間，就有15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這些國家包括了比利時、智利、秘魯等傳統親美國家。各國駐聯合國代表處紛紛致函中國代表團，表達建立工作聯系的意願。
在經濟領域，國際貿易格局開始出現新的變化。1971年12月，日本貿易協會組織了首個赴華考察團。歐洲經濟共同體也開始討論與中國建立貿易關系的可能性。多個國際商會表示希望與中國建立商業往來。
聯合國內部的工作機制也隨之調整。安理會會議開始使用中文作為工作語言之一。聯合國秘書處設立了中文轉譯組，緊急招募了一批精通中文的國際工作人員。各專門機構紛紛邀請中國派代表參加工作，如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
在發展中國家群體中，中國的影響力顯著提升。1972年初，非洲聯盟會議專門討論了與中國合作的議題。坦桑尼亞等國提出，希望中國能夠在聯合國框架下幫助非洲國家發展經濟。亞洲多個新獨立國家也表示要加強與中國的聯系。
國際問題的討論方式也發生了變化。在聯合國大會上，中國代表團提出的＂第三世界＂觀點得到廣泛響應。發展中國家開始更多地透過聯合國平台發出自己的聲音。一些重要的國際議題，如裁軍、發展援助等，都出現了新的討論維度。
科技文化交流也隨之展開。1972年3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出第一個代表團訪華，就教育、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合作進行磋商。多個國際學術組織表示希望恢復與中國學術界的聯系。
在聯合國維和行動方面，中國的參與為相關工作帶來新的思路。中國強調和平解決爭端的原則，主張尊重各國主權。這些理念逐漸影響了聯合國處理國際爭端的方式。
媒體報道的角度也發生了明顯變化。西方主要媒體開始派駐北京記者，增加對中國的報道。國際通訊社紛紛在北京設立分支機構。這些改變使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逐步深入。
聯合國的工作方式也隨之調整。秘書處開始重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在制定工作計劃時更多考慮各方利益。一些長期被忽視的議題，如發展不平等、經濟援助等，開始得到更多關註。
這些變化不僅體現在外交和政治領域，更延伸到了國際社會的各個方面。中國重返聯合國這一事件，實際上開啟了國際關系中的一個新時期。各國之間的互動方式、國際組織的運作模式、全球性問題的解決思路，都在這一過程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