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翠文：南方國家是聯合國人權議程的先鋒力量

二戰結束後，南方國家政治覺醒推動人權議題歷史性地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中國是這一歷史行程的一部份，拉美國家也為塑造國際人權規範作出獨特貢獻。 南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研究員王翠文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 從【聯合國憲章】到【世界人權宣言】，來自非西方國家歷史傳統、文明和文化體系中的人權價值和人權理念被發掘和發現，人權從被困於西方意識形態的地域化概念和實踐中解放出來，經歷多元文化的碰撞和洗禮，成為全球共識。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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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 為什麽說南方國家是聯合國人權議程的先鋒力量？

王翠文 ： 從【聯合國憲章】到【世界人權宣言】，國際人權規範建立之初， 整個20世紀40年代，中國、拉美等南方國家始終是聯合國人權議程的先鋒力量。

1944年9月， 美、英、蘇三國代表在敦巴頓橡樹園會面，討論【聯合國憲章】的建議草案以及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 中國代表提出聯合國的核心目標之一是維護世界正義。 會議結束後，中國與美、英、蘇共同發起【召開聯合國家組織會議邀請書】。

1945年4月， 50個國家的代表齊聚舊金山，參加【聯合國憲章】制憲會議。 會上，拉美國家組成了最大的聯合陣營，對促成憲章草案加入人權條款起到非常突出的作用。 占與會成員五分之二的拉美國家，單獨或聯合提出了許多包含人權條款的修正案，得到了其他國家的支持，最終促成【聯合國憲章】加入七項人權條款。

1946年， 【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成立。盡管起草工作由美國前總統夫人埃莉諾·羅斯福負責，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以西式自由主義人權觀劃定了國際人權規範的大體輪廓。 聯合國秘書處人權司司長兼委員會秘書約翰·漢弗萊送出的草案，全部采納了巴拿馬和智利送出的關於經濟和社會文化權利的內容。

值得註意的是， 聯合國大會透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前，拉美國家已透過【美洲人的權利和義務宣言】。 這是區域性政府間國際組織透過的最早的一份人權宣言，更是【世界人權宣言】的重要母本，在幫助【世界人權宣言】獲得不同文化廣泛認同方面起到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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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 從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的發起，到舊金山會議的醞釀，再到【世界人權宣言】起草，中國和拉美國家各自的傳統文化融入其中，蘊含著哪些人權思想資源？

王翠文： 【世界人權宣言】的第一條是基礎性條款，規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嚴和權力上一律平等。 他們富有理性和良心，並應以兄弟關系的精神相對待」。 其間，「良心（conscience）」一詞非常亮眼，它來自【世界人權宣言】起草委員會唯一的中國代表張彭春的建設性提議，他將儒家倫理觀中最重要的「仁」的思想，融入國際人權規範的基本精神。

拉美的人權思想則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和以義務為前提的權利觀，重視不同類別國家的廣泛認同。 盡管傳統的憲政史把拉美立憲看作美國和歐洲模式衍生物，但對人類權利與義務相互依存的堅持，是拉美政治哲學與憲法的鮮明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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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 您剛才提到南方國家在國際人權規範中的貢獻，但為何當今世界被人們所熟知的是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人權觀念？

王翠文： 伴隨冷戰鐵幕徐徐拉開，西方國家運用權力和話語霸權，不斷挑戰國際人權的多元化規範，根植於多元文化傳統的人權規範開始異化。 國際人權規範中的非西方文化根源被削弱，甚至遭受漠視，人權的起源之說成為西方傳統自由主義的「一言堂」， 個體的自由權和財產權被賦予無上地位，人權議題政治化的傾向和特點越來越突出。

【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時，美蘇由戰時盟友走向戰略競爭的對手。冷戰的結構性壓力使【世界人權宣言】尚未透過聯大審議，就面臨政治僵局，權力鬥爭無處不在，全球共識岌岌可危。1951年【世界人權宣言】不得不透過兩部獨立的【公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予以落實。 【 世界人權宣言】草案中暗含的兩類權利相互依存的理念，也因政治和權力鬥爭被人為割裂。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制造民主人權論的輿論，將西式民主塑造為實作人權之必要條件，並以此向世界各國，尤其是對其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國家，輸送其政治體制，以獲得冷戰中意識形態上的優勢。 美國挾霸權優勢，將國內的人權觀念優先於國際的人權觀念，成為國際人權規範的實踐標桿。 即使是在聯合國這一國際組織平台中，美國依舊迫使他國按自身人權標準行事，聯合國人權機制淪為美國行使霸權和幹涉主義的政治工具，人權成為強權政治的新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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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 南方國家如何推動多元人權規範回歸？

王翠文： 冷戰結束後，面對西方國家以人權為幌子幹涉別國內政，南方國家積極參與國際人權對話，希望透過國際合作消除國際人權活動中的對抗。

南方國家強調人權的普遍性、客觀性和非選擇性，主張透過合作與協商的方式促進人權， 在推進人權治理的時候考慮現實世界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上的多樣性，認為人權不可分割，既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也包括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既包括個人權利，也包括集體權利。

當前，國際人權發展的顯著變化，在於西方國家主導確立的以個體自由和財產權為中心的權利模式被打破。 在中國等南方國家的努力下，1986年聯合國大會第41/128號決議透過【發展權利宣言】，正式為發展權做出定義。人被確定為發展權的受益者，個人和人民都可以援引發展權，它要求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平等和充分地獲得基本資源，要求國際社會促進公平的發展政策和有效的國際合作。

作為確保促進和執行【發展權利宣言】的後續機制，聯合國於1998年設立了一個政府間發展權工作群組，並於2004年設立了落實發展權的高級別工作小組。這意味著， 在人權話語競爭的過程中，具有非西方傳統的發展權開始得到重視， 並透過眾多南方國家的不斷努力，逐漸加重其在人權話語體系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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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記者： 當前，南方國家推動國際人權機制朝什麽方向發展？

王翠文： 【世界人權宣言】起草的歷史行程說明，國際人權事業的發展需要各國相互合作、共同推進；其中，非政治化是人權發展與人權合作的主要路徑。在新興國家的努力下，國際人權機制朝著更加公平與非政治化的方向發展。

新時期，國際人權規範的多元性和普遍性，體現在國際人權規範話語體系中。 對多種權利的關註度不斷上升，包括生存權、發展權、環境權、土著人民權利、少數族裔權利、弱勢群體權利和發展中國家獲得援助的權利，新型權利訴求能夠受到重視並得到回應。

當今世界，南方國家人口占總人口80%以上，雖然人類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全球人權治理面臨嚴峻挑戰， 不過，廣大南方國家正在共同努力，他們以各具特色的現代化之路，保障各國人民公平享有人權；同時，以合作推進人權，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加強文明交流互鑒，透過對話凝聚共識，共同推動人權文明發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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