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必須強調，本文無意鼓勵任何身在美國學習生活的中國讀者直接參與政治運動——持簽證上學的國際學生哪怕在法律意義上也是弱勢群體，本國學生享受的法律和其他保護並不總是對外籍人士適用，在直接參與之外也有很多其他方式可以支持正在進行的事情。挺身而出是一種值得敬佩的勇氣，無論如何，請務必事前仔細了解自己於所在國擁有的權利和可能承擔的風險。
同時，特別感謝哥大、南加大等抗議一線的同學朋友與我分享了豐富而寶貴的一手資料及他們的想法，沒有他們本文將不可能寫成。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2日，美國紐約，學生和教師在哥倫比亞大學舉行抗議集會。
這是一場現實的蒙太奇。2024年的抗議學生自比於1968年的運動，而1968年時馬爾庫塞則向美國學生宣布，更久以前的革命傳統正在回歸。偉大的歷史事變第二次出現時並非總是笑劇，也可能是悲劇，因為半個世紀過去了我們仍在渴求同一些尚未實作的東西：終止遠方的殺戮、廢除種族隔離、讓每個人都能獲得解放而平等地享有生存權，但這些本不該成為遙遠的理想。
回到1964年，美國人仍沈浸在戰後繁榮的樂觀情緒中，紐約依舊是工業文明最耀眼的明珠，盛大的世界博覽會在皇後區開幕，以紀念這座城市歸入英國統治並獲得「New York」之名的三百周年。5月12日，聯合廣場（Union Square）一隅，約莫五十余名青年舉行了一場迷你示威，燒掉自己的兵役登記證以抗議越南戰爭和征兵政策。半年多以後，在一英裏開外的第三十街的一間錄音棚裏，卜·迪倫錄制了搖滾單曲【地下鄉愁藍調】，唱道：
「我站在街邊/想著政府的事，
穿軍大衣的男人/徽章掉了，被迫下崗。
……
你不需要氣象員/也知道風向哪裏吹。」
1964年的春風吹向了美國北方的高校校園。一個名為「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SNCC）」的學生組織正在招募誌願者，這年夏天七百多名大學生將前往美國南方，幫助當地黑人社區參與選舉、修建學校與圖書館，以及對抗種族隔離。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一些參與了這場行動的學生回到西海岸後，便在學校裏支起小桌、向同學們宣講東邊轟轟烈烈進行著的民權運動，但校方卻以禁止在校園進行政治宣傳為由試圖讓他們噤聲。
在當時不少美國人眼中，種族平等還遠未成為共識，越南戰爭不過是幾聲遙遠的槍響，這些名牌大學的學生無非是一群為了抽象的原則而拋下學業的憤青，不懂得珍惜兩次大戰後來之不易的安定繁榮。但學生們很快將春天的風吹向了全國：南下的大學生與當地黑人組織攜手，在這場日後稱作「自由之夏」的行動中促成了黑人的政治覺醒；而柏克萊的風波則演變為席卷整個大學的「言論自由運動」，在當年年底導致近八百名學生被警察逮捕，最終使柏克萊成為了西海岸反越戰運動的一座堡壘。
2024年4月17日，六十年後的又一個春天，哥倫比亞大學上任不滿一年的新校長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Shafik）被傳喚至眾議院，在一場紐約時報形容為「炙烤」聽證會上，議員們要求她對校內「反猶主義」做出更有力的管控。次日，沙菲克授權紐約市警察局派警員進入校園，對占據東巴特勒草坪（East Butler Lawn）以聲援巴勒斯坦的學生營地實施清場，以「非法侵入」為名逮捕了108名學生。更多哥大學生跑到了西草坪（West Lawn）重建了抗議營地，而學生們的團結行動也在其他大學迅速湧現，既聲援支持巴勒斯坦、又抗議警察對哥大學生濫加逮捕。
一場學生運動正在美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如野火般蔓延。截至本文寫作時，在南加州大學，至少93名學生在抗議中被捕，原定於5月10日舉行的畢業典禮臨時取消。在埃默裏大學，警察動用了催淚瓦斯以驅散抗議學生，被捕人員裏包括該校哲學系主任諾埃爾·麥卡菲（Noëlle McAfee）。在德州大學柯士甸分校，配備了全套防暴裝備和騎警的德州州警在州長的命令下進校清場，逮捕了57人。在北美以外，巴黎政治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悉尼大學等一系列西方名校都爆發了聲援巴勒斯坦人民和美國學生的示威。
1. 巨浪
「正如列寧在1917年1月還認為俄國革命在他有生之年將不會發生一樣，迅速發展的事態很快就會證明：我們悲觀的判斷出錯了。」
——【68年的精神】，格爾德-萊納·霍恩
起初，並沒有人能預料到哥倫比亞大學的示威即將成為那顆火星。在參加國會聽證會的前一天，沙菲克在【華爾街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明天我將對國會這樣說」的文章。「我們面臨的並非兩個‘敵對陣營’。」她宣稱自己將這樣告訴國會，「只要不越過威脅、歧視或騷擾的紅線，[抗議者]的熱情在校園裏就應當是受保護的言論……即便就這些問題展開辯論可能讓一些人感到不適，卻也正是一座大學的根本意義之所在。」
或許是她尚不熟悉美國的政治氛圍，沙菲克並未預料到國會聽證會將是一場鴻門宴。去年10月4日，即本輪巴以沖突爆發的三天前，沙菲克才正式就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此前她長期在英國生活工作，先後任職英格蘭銀行副行長及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校長，也正是在英國，沙菲克受封為「女男爵」。然而在兩個半世紀前脫離英帝國而獨立的合眾國，議員們沒有因沙菲克終身貴族的身份就禮讓三分，而是接連不斷地用一系列指控和話術施加壓力，試圖引導沙菲克和在場的其他哥大校領導承認校記憶體在反猶主義活動。按【衛報】的說法，沙菲克最終「看上去向壓力屈服了，只用‘是的’作答並緊張地笑著。」
早在去年年底，美國國會就傳喚了數位名牌大學的校領導參加聽證會，勒令大學對校園內的「反猶主義活動」做出有效回應。當時，沙菲克以要參加在杜拜舉行的第28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為由推遲了聽證會，但其他常青藤的同仁們就遭殃了：賓夕法尼亞大學校長列斯·馬吉爾（Liz Magill）和哈佛大學校長克勞丁·蓋伊（Claudine Guy）在聽證會後不久接連辭職，麻省理工大學校長莎莉·科恩布魯斯（Sally Kornbluth）也遭到持續施壓。在沙菲克遲來的聽證會前夕，發起聽證會的眾議院教育和勞動力委員會主席維吉尼亞·霍士又向媒體表示，倘若哥大無法有效處理校內的反猶主義，她將考慮以削減甚至取消對該校的聯邦教育撥款作為「最終手段」。
4月17日淩晨，即沙菲克即將參加聽證會的當天，一小群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在東巴特勒草坪搭好了帳篷，豎起巴勒斯坦國旗與寫著「加沙團結營地」「解放區」的橫幅。營地組織方之一的學生團體「學生為巴勒斯坦爭取正義（Students for Justice in Palestine，SJP）」在社交媒體上釋出了一張1968年與2024年的對比圖片，配文稱他們將效仿當年占領校園的抗議學生們，用行動要求終結在巴勒斯坦發生的「種族隔離、屠殺與非法占領」。
1968年與2024年哥大學生運動的對比圖（來源：SJP社交媒體賬號）
在1968年時，一名大學生如果未滿21歲便無權投票，但只要過了18歲生日，就有可能被征召入伍、送去越南參加那場不義的戰爭。在紐約市征兵負責人保羅·阿克斯特上校到哥大校園發表的一場演講上，一夥抗議學生打扮成軍樂隊、敲鑼打鼓地闖進會堂，把一個鮮奶油拍不偏不倚地扣到了上校臉上。那年的4月23日至30日，反對越戰、支持民權運動的哥大學生占領了校園裏的咸美頓樓（Hamilton Hall）長達一個星期，紐約警察實施清場時爆發了激烈的鬥毆，132名學生、4名教師和12名警察受傷，超過七百名抗議者被逮捕。在當時的保守分子看來，這群不正經的叛逆學生聽搖滾樂、抽迷幻藥，想必是受了國際共產主義勢力的蠱惑。
在我們所經歷的這個4月，沙菲克於18日授權紐約警察進校清場。這是1968年以來紐約警察第一次進入哥大鎮壓抗議活動，超過一百名學生被逮捕，隨後一夥親以示威者馬上就揮著美國的星條旗與以色列的六芒星來慶祝清場。清場急劇激化了局勢，更多學生加入抗議，學校大門外的第116街也集結了聲援學生的校外群眾。抗議學生轉移到西草坪重新搭好了帳篷、繼續占領行動，次日校方則針鋒相對地宣布一些被捕學生將被停學。
鎮壓觸發了反彈。據說在加沙團結營地剛建立時，參與占領行動的學生只有七十多人，警察進校的訊息傳出後才有更多學生趕到草坪支援同學，而清場和大規模逮捕則成為了真正將火星帶向全美的焚風。清場次日是一個星期六，但北卡羅萊納大學、波士頓大學、俄亥俄州立大學和哈佛大學等多所高校的學生團體都緊急動員了團結集會，此時學生們的訴求不只是聲援巴勒斯坦和加沙人民，更是在維護「和平抗議暴行」的言論自由權、反對濫用警力逮捕學生。22日，哥大學生的公投以壓倒性優勢要求學校從以色列撤資，校內的民意傾向已十分明顯。接下來的幾天內，全美無數所大學校園裏都湧現出類似的營地，抗議浪潮至今仍未顯露出褪去的跡象。
學生並非校園中唯一的抗議者。清場次日，美國大學教授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的哥大支部就發表聲明，譴責沙菲克批準警察進校違背了正當程式：哥大1968年學運後修訂的章程第444節要求，任何「與校外權威合作以終結示威活動」的決定必須先同大學參議院的執行委員會商議，但沙菲克並沒這麽做。22日，數百名教師打出「別碰我們的學生（Hands off our students）」的標語，在校內舉行抗議聲援學生，哥大校方則宣布當日停課，此後將轉入線上線下混合授課。26日，哥大參議院以62對14票的絕對優勢指控校方違反章程、破壞學術自由、侵犯學生及教授的正當權利，勒令對校領導展開調查——參議院所有席位中，約三分之二代表了教師、研究員和圖書館員。
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學生也在陸續行動起來。在英國，美國眾議院前議長南茜·佩洛希25日晚存取牛津大學，正欲在牛津辯論社就「民粹主義對民主之威脅」發表演說時，兩名抗議學生舉著巴勒斯坦國旗徑直走向講台，演講全程一直站在佩羅希旁邊靜默抗議。在法國，巴黎政治大學的學生用垃圾桶、木板和單車堵住了校門，開始罷課鬥爭並在校門外開始靜坐示威，網上釋出了一張2024年與1968年校園抗議的對比圖：如今學生掛出的口號是「加沙一所大學也沒有了」，半個世紀前則是「巴政對戴高樂獨裁政權說不」。
2. 在廣場和街頭
「美好盡在街上」
——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口號
在哥倫比亞大學的營地，抗議學生打出了「歡迎來到巴勒斯坦人民大學（Welcome to the People's University for Palestine）」的標語。營地設有入口和檢查站以防止居心不良者混入，組織者會排查並清理存在火災隱患的帳篷，學生們還編纂了自己的「社群守則」：不得未經特許拍攝抗議者、亂扔垃圾或是與親以人士進行肢體接觸（以避免演變為沖突）。為了豐富營地的生活，每天還組織了一系列以學習、討論和演說為主的活動，比如4月24日公示的日程表是這樣的——
早上10點，晨間集會；11點，在美巴勒斯坦學生運動的歷史；12點，巴勒斯坦民俗故事；下午1點，以巴勒斯坦地圖進行藝術創作；2點，午餐；3點，社群園藝活動；4點半，進步學者馬克·拉蒙特·希爾發表演說；5點，穆斯林學生進行晡禮；6點，1968年學運史講座；7點45分，穆斯林學生進行昏禮；8點半，詩歌朗誦；10點，晚間集會。
哥大抗議營地一天的日程表（拍攝：哥大曹同學）
可以認為「人民大學」的說法反映了這樣一種信念：建制的高等教育機構不能勝任其使命，未能給學生營造好全面發展和暢所欲言的教育環境，嘴上說著「社會正義」「領導力」等理念、實際上卻只是不斷再生產維持不義現狀的下一代精英，甚至還濫用暴力機器鎮壓學生自發的政治活動。因此，學生只好自己組織起來，把社會變成一個大課堂、在鬥爭與實踐中完成自我教育。哥大的抗議學生在社交媒體上寫道，「學生奪回了大學中本屬於他們的空間，還為彼此提供了教育機會，以關註加沙、巴勒斯坦以及世界各地爭取解放的鬥爭。」走上廣場和街頭不止是一種政治表態，更象征著走出象牙塔和書本、走向更殘酷的現實世界。
與此相伴的是「公開授課（teach-in）」，一種特殊的抗議活動，有時也被轉譯為「教師罷工」——因為這種活動通常是由參與示威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來向抗議者和公眾闡述某個與抗議相關的主題，彌補學生中斷學業的遺憾。4月26日，一位哥大校友就為學生們做了一場公開授課，分享自己上世紀八十年代參反對南非種族隔離的學生運動的經驗。「公開授課」的概念最早由密芝根大學的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在1965年提出，當時該校的教師正在激烈地抗議越南戰爭，為了兼顧教育職責與政治訴求，便決定給一同抗議的學生們上公開課。
學生自己也不會拋棄學習。在SJP釋出的一張照片中，坐在草地上的幾名學生手捧書本認真閱讀，其中一本題為【36至39年的巴勒斯坦革命】，回溯三十年代巴勒斯坦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另一本小說【基本要素的三位一體】講述了八十年代，一名巴勒斯坦少年先是東躲西藏、後來在第一次「因提法達」大起義中投身本民族解放事業的故事，書名中「三位一體」指主角歷程中的三個基本要素——愛情、革命與生存。這兩本書皆由位於紐約的草根左翼社區書店「1804書屋（1804 Books）」出版，書店名則源於那一年爆發的海地革命。
抗議學生在閱讀巴勒斯坦相關書籍（來源：SJP社交媒體）
營地裏另一個常被提起的名字是法蘭斯·法農。這位投身於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的法國哲學家創作了一系列關於殖民主義與獨立運動的著作，時常選入美國文科通識課程的書單中，而一位哥大抗議學生在接受【紐約太陽報】采訪時就表示，正是在必修課上閱讀法農的經歷，讓她堅定了這種觀點：針對殖民壓迫者的反抗與鬥爭是正當的。在【大地上的受苦者】一書中，法農不僅為反抗殖民壓迫的暴力辯護，更指出這種鬥爭對殖民地人民重獲自主性至關重要：
「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擺脫自卑情結，擺脫絕望和無力的態度。它使人民變得大膽，親眼看到自己恢復尊嚴。即使武裝鬥爭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於迅速的去殖民而被解除動員，人民還是有時間自己說服自己，說解放是大家的事業，而不是領袖的特別功勞。暴力把民眾提升到領袖的水平。」
1968年學生運動的高潮期間，另一位激進的歐洲哲學家赫伯特·馬爾庫塞曾來到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發表演說，指出學生發起群眾運動的背後是這樣一種認知，即學校只不過是更廣闊社會和現存體制的一小部份，必須要讓政治走向大學以外。在2024年的校園裏，抗議學生則主動走入了更廣闊的社會中，重新閱讀、理解並以實踐闡釋了書本中關於自由、正義和去殖民化的抽象觀點。
誠然，學生依舊是學生，他們既沒辦法直接幫助遠在巴勒斯坦的被壓迫者、也仍與本國更廣泛的同情巴勒斯坦的社會力量保持著微妙的隔閡，但隨著全美各地的警察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沖破象牙塔的壁障，像法農描述的那樣用暴力促使學生也「擺脫絕望和無力」，手銬和警棍終歸為「規訓」「霸權」「例外狀態」一類的文科黑話提供了現實註解。
3. 當秀才造反時
「如果再不采取果斷而有效的行動，[下一代人]的前途和命運就面臨著嚴重的威脅！等到他們掌握權力時再采取行動就為時已晚了。」
——2019年4月12日，三千余名科學家發表於【科學】期刊的聯名信
韓劇【請回答1988】裏的寶拉身為首爾大學高材生，是一個勤奮刻苦但又性格堅強、敢怒敢言的形象。她不顧父母勸阻，哪怕被反鎖在房間裏，也還是偷偷溜去參加了當時反對全鬥煥-盧泰愚軍政府的學生運動。被軍警逮捕後，寶拉絕不承認政治運動是什麽錯事，直到目睹了冒雨跑來的媽媽有多麽心急如焚後，才懂事地低頭認錯、換得獲釋回家的機會。
劇中並未過多描繪當時的政治情勢，仿佛寶拉只是因為自身的正義感才挺身而出——畢竟她會在怒罵恃強淩弱的街頭混混，面對軍警時也會抗辯說理。但在現實中，加入抗議的學生中絕大多數人就像我們每個人都認識的普通大學生那樣，擔心期末考和畢業後的就業、不想讓父母過多擔心、想到校方或當局可能加諸自身的後果時也會暗暗緊張，而且正是因為這些「弱點」，才有人戲謔地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學生關心加沙人民與社會正義不假，但他們大多也是和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即使他們身在美國。
一顆火星是怎樣動員起席卷全美的學生運動的？運動又何以呈現出如今的形態？這是本節所要探討的問題。
在美國的陰謀論者看來，一定是有某個神秘勢力在背後操縱，就連一些身居高位者也在公然傳播這種說法。紐約市長艾歷·亞當斯暗示某些「外部煽動者（outside agitators）」在搗鬼，紐約警察局副局長卡茲·多泰利（Kaz Daughtry）則質問為什麽抗議者都用著同款帳篷，認為「這是一場串聯好的有組織的行動，那搞這些組織的目的是什麽？」在社交媒體上，還有大量疑似水軍的賬號復讀同樣的言論：「幾乎所有帳篷都是同款——設計一樣、尺寸一樣、嶄新程度也一樣。我知道大學生沒那麽有錢，也沒那麽步調一致吧。」
就事論事地說，按【連線（Wired）】雜誌的推測，同款帳篷很可能是因為在谷歌或亞馬遜上搜尋「帳篷」時，都會彈出同樣的最便宜、銷量最好的同一款野營帳篷罷了，而確實沒什麽錢的大學生自然會選購這樣批次生產的便宜貨。況且多看幾張校園抗議一線的照片就會發現，學生們的帳篷高矮胖瘦多種多樣。
更根本的事實是，學生本就不是在一夜之間完成動員、組織起來的。各大高校聲援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動早已有之。長期以來，以「抵制、撤資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BDS）」為代表的反對以色列非法侵占巴勒斯坦領土的社會運動時常在校園中出現，SJP等全國性學生組織和各校的阿拉伯學生會則形成了基礎的動員網絡。在去年10月7日沖突爆發後，支持巴勒斯坦的政治活動在校園內外均此起彼伏，其中不乏逮捕學生的案例。去年11月，布朗大學「猶太人爭取立即停火（Jews for Ceasefire Now）」組織的二十名學生就因靜坐示威而遭拘捕，12月初該校又有41名學生被捕，直到今年二月才陸續被宣判無罪。
借用一位友人的說法：學生很難說是自發行動起來的；相反，基層組織者們在過去十幾年甚至幾十年間嘔心瀝血，一代又一代學生把自己化作接力棒，才形成了一張由各色人等和大大小小的各類學生組織構成的動員網絡。平日裏，無心的觀察者極少留意到校園某個角落裏張貼的一張激進海報，或是社團展上一個無人光顧的攤位，但到了山雨欲來之際，這些基層組織就構成了革命行動的凝結核。
讓-呂克·戈達爾在1967年拍攝的電影【中國姑娘（La Chinoise）】裏，幾個巴黎大學生組成的小小毛派團體，他們朗讀【毛主席語錄】、收聽越戰新聞、批判美帝和蘇修。一些影評認為戈達爾預言了一年後法國「五月風暴」中的激進左翼學運——那時一些人便舉著毛主席的畫像參與遊行——也有人認為電影描繪了學生政治的荒謬，但不管導演用意如何，1968年5月的學生們選擇與建制深厚的法國共產黨割席，反倒是類似的中小型毛派、托派和五花八門的左派團體才直接動員了那一小批人數很少但發揮了關鍵作用的沖在前頭的激進分子，給學運染上了紅色底色。
光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就不難列出一長串這樣的團體：「學生為巴勒斯坦爭取正義（即上文的SJP）」、「哥倫比亞大學反隔離爭撤資聯盟（Columbia University Apartheid Divest）」、「巴勒斯坦青年運動（Palestinian Youth Movement）」、「紐約市人民論壇（The People's Forum）」、「猶太人爭取和平之聲（Jewish Voice for Peace）」、「巴納德高年級學生支持巴勒斯坦聯盟（Barnard Seniors for Palestine）」……這些在10月7日之前很大程度上名不見經傳的中小組織，在經過了半年以來或大或小歷次示威的考驗與鍛造後，最終走向了歷史的潮頭。
廣義而言的學生運動則根基更加深厚，而且時常與更大範圍的社會運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美國高校學生的債務問題一直十分嚴重，2022年至2023年間，華盛頓數次匯集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示威者，要求總統拜登和最高法院做出有利於緩解學生債務的決定。更早些的2019年，呼籲對全球暖化采取緊急行動的活動席卷了整個西方世界，美國高校的學生們也走出課堂、要求掌權的中老年人踐行一次次氣候大會上做出卻未曾落實的許諾。類似於此的學生運動即便效果和評價各不相同，卻客觀上使學生自身和學生團體不斷積蓄著經驗。
美國風起雲湧的新一輪勞工運動同樣刮進了校園。各大高校中以博士研究生、助教和研究助理為主的學生雇工也同樣逐漸組織起工會。恰巧也與哥大有關，2016年，美國國家勞動關系委員會在對哥倫比亞研究生工會（後更名為「哥倫比亞學生雇工工會」，Student Workers of Columbia，SWC）訴狀的裁決中，歷史性地宣布擔任助教或研究助理的研究生應視為雇員、享有同等的勞工權利。此後，一大批高校學生雇員工會如雨後春筍般建立，工會會員規模也水漲船高。2021年至2022年，SWC與哥大校方就勞務合約、薪資和醫保待遇等問題發生了長期糾紛，爆發了兩場總共持續數月的罷工。本輪巴以沖突爆發後，SWC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形成了一股抗議潮之下的有組織力量。
社會上的左翼政治勢力同樣無處不在，一定程度上「做實」了保守派的陰謀論：細心者不難發現，許多校園抗議照片中學生們手舉的牌子上大都有一行小字，或是「ANSWER Coalition」（立刻行動以停止戰爭和種族行動聯盟），或是「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爭取社會主義與解放黨，PSL），前者通常被視為PSL的外圍群團組織。雖然抗議者大都與ANSWER或PSL沒什麽關系，但這些政治派別一貫的策略是大量印刷標語和牌子，再派少量幹部趕到示威現場分發給因缺乏組織而缺少物料的抗議者們，既促進了示威的順利進行，又小小提升了自身曝光度。
可以說，在現實世界裏社會運動絕不會從天而降，也極少是一小撮別有用心者的精心策劃就可以促成的；相反，正是在那些平日被人忽視的角落裏與陰影下，因各種原因而選擇鬥爭的先鋒、形形色色的基層組織者和宣傳家、以及更多為了理想信念而默默努力的人們，在漫長而無趣的日常政治實踐中編織起了一張政治動員的潛在網絡，而他們自己也在實踐中被鍛造為無數股鐵一般的力量。當「那一天」來臨、社會的不滿已接近火山口時，這些從未對事業喪失信心的小人物們就匯成了一股洪流，「在廣闊的歷史天空下」「在統治階級發號施令的競技場裏」（本雅明語）公開宣布：理論已經成為了現實力量。
劉羽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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