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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音樂場館,正在絕地求生

2024-03-27娛樂

Paul McCartney曾說,「如果我們不支持基層級別的音樂現場,那麽整個音樂的未來都將處於危險之中。」

這並非危言聳聽。

根據外媒MBW報道,據英國音樂演出慈善機構MVT(音樂場館信托基金)統計, 在過去一年裏,平均每周有兩家基層音樂場館(Grassroots Music Venues, GMVs)關閉, 指的是平均可容納309人,但極限容量可能超過650人的場館。更令人震驚的是,在其【2023年度報告】中顯示,38.5%的基層音樂俱樂部出現年度財務虧損的情況。

MVT創始人兼CEO Mark Davyd表示,英國小型音樂場館的關閉潮已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這種情況也正在全球蔓延。

基層音樂場館,或者小型音樂場館,可以說是新人歌手或樂隊登上舞台、踏上音樂夢想之旅的第一步。而當這些小型場館開始紛紛瀕臨倒閉時,我們不得不思考,究竟是現場演出格局的劇變,還是其營運模式已不再適應當下的時代?

英國現場音樂危機,正在向全球蔓延

自2019年以來,全球經濟受到疫情影響,線上業務蓬勃發展,線下實體經營舉步維艱,尤其是音樂演出行業,在這一非常時期幾近癱瘓。

伴隨疫情後娛樂場所的逐步開放,線下演出也迎來所謂報復性增長。

據現場音樂巨頭Live Nation財報顯示,2023年其舉辦的演唱會吸引了比以往更多的觀眾,有1.45億粉絲參與超過50000場活動,從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碧昂絲(Beyoncé)等人的破紀錄巡演中獲得了驚人的227億美元的收入,但另一面,小型場所卻仍在掙紮求生。

MVT釋出的年度報告顯示, 2023年音樂場館聯盟的基層音樂場館共計835家,較2022年的960家減少了125家, 這125家場館中有51.4%的經營業務已完全關閉,48.6%已停止舉辦現場音樂表演。

而僅存的835家場館,需要支付的平均租金每年增長37.5%,相當於每月增加4,549 英鎊。面對營運成本的提升,基層音樂場地也在透過改變營收結構和票務售價來努力平衡收支。

為了生存下去,部份場所開始重新定位,轉型做脫口秀、體育賽事轉播或酒吧智力競賽等活動;或者重新對業態進行改造,將主營業務放在精致餐飲或酒精飲料上;還有的開始提供多樣化的休閑活動,如手工藝、展覽等,以減少活動成本,優先考慮其他商業性質主題活動,以增加客流量。

與此同時,這些轉型措施也成為導致基層音樂場館減少或停止現場音樂演出的原因。

在一片欣欣向榮的復蘇景象裏,小型音樂場館的生存現狀不禁令人唏噓。而隨著一大批經典演出場所的離場關閉,我們似乎也在目睹音樂史上一個輝煌時代的悄然謝幕。

比如報告中就提到,位於英國巴斯,有著45年歷史的老牌音樂俱樂部Moles Club在去年12月宣布關閉。這裏曾是Oasis、Ed Sheeran等頭部音樂人初露鋒芒的舞台,Manic Street Preachers在這裏演出後獲得了簽約,Supergrass在更衣室裏為他們的首張專輯拍攝了封面。

此外,Blur、The Killers、Pulp、Tori Amos、Fatboy Slim、The Cure、Bastille、Eurythmics、George Ezra、The Smiths、Massive Attack和Wolf Alice等世界知名的音樂人,都曾在這個僅可容納220人的小型音樂場館舉辦過早期演出。

可以說,Moles Club幾乎已成為英國大部份音樂人職業生涯的緣起之地,它不僅是一個開放的音樂現場舞台,也是英國音樂史的文化地標。多年來,它經歷過淪陷性的火災重創,扛過了疫情的肆虐,但經營成本危機卻成為壓垮它的最後一根稻草。

牽一發而動全身,基層演出場館的危機往往預示著一系列連鎖反應的開始。

2023年11月,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財經頻道(CNBC)報道,北美的基層音樂場館也正在面臨成本上升的經營挑戰,美國國家獨立場館協會執行董事Stephen Parker表示,許多規模較小的獨立場館的業務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而澳洲表演權協會(APRA)、澳洲機械復制權所有者協會(AMCOS)在2023年的年度報告中也表明,自疫情以來,澳洲各地已有 1,300 多個基層音樂場館永久消失, 過去三年中,中小型演出場館場景減少了三分之一。

視野回到國內,Livehouse在這場全球化的基層音樂場館倒閉潮中,也未能幸免。

2023年7月26日,景德鎮文藝復興Livehouse宣布關閉,場地方在關閉公告中提到,做專業Livehouse所需的器材遠比樂隊器材復雜很多,期間還要面對不同地段的房租問題,營運成本的上升令其難以應對。同年,廣州廟色唇Livehouse和河南洛陽秋合Livehouse也相繼宣布關閉。

這些Livehouse的落幕,只是整個基層音樂場館中能夠發出聲音的零星代表。而背後難以統計的、僅憑借對原創音樂的熱愛而獨立營運的小型音樂場館,又有多少離場?

是什麽加速了基層音樂場館的崩潰?

作為原創音樂重要的孵化地,基層音樂場館是中尾部音樂人展示才華和建立原始粉絲群體的重要出口,更是其積累演出經驗、提高現場水平最重要的途徑之一。

當經營成本不斷上漲,這些場地卻沒有更好的辦法擴大營收,長期處於虧損邊緣,這就使基層音樂場地主理人不得不對每一步營運都格外謹慎,久而久之,看重線下演出的票房收入保障也將大於在新興音樂人身上豪賭。

Mark Davyd也對此表示悲觀: 「小型音樂場館引進新興音樂人的行為,簡直就是通往破產的捷徑。」

報告提到,經調研,42.1%場館因為經濟原因導致關閉,22.4%是因為營運困難。 其中,以下原因被認定為導致永久關閉的原因,如因能源價格、商業稅率、供應成本或租金導致的債務和破產;客流量減少和營運成本的提升導致的財務困境;疫情導致的相關限制措施,以及對經濟和物流的影響;噪音減少令的頒布、其他與場所活動相關的糾紛;場所的營業執照被吊銷或無法實作的執照更新條款;場地建築為重新開發改造而被出售等。

作為音樂產業金字塔結構中的「蓄水池」,在經營成本的壓力下, 新興音樂人與基層音樂場地將陷入一個惡性迴圈: 場館無法盈利,處於起步階段的音樂人沒有舞台表演,觀眾無法體驗新興音樂人的現場演出。這不僅使音樂人進階成長的渠道再次收窄,也為音樂演出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埋下隱患。

可以看到,國內的音樂現場也難逃疫情後的挑戰,盡管整體音樂演出市場回暖,但小型場地的演出依然存在關註度和票房下滑的情況。部份原因是大型活動吸走了不少樂迷,導致受眾分散;除此之外,也有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小型演出的質素與票價在更具規模與品牌影響力的音樂節面前,其性價比略顯尷尬。

現如今,國內現場演的票價相較於2019年已膨脹至1.5-2倍,已成為樂迷對Livehouse望而卻步的原因。一場名不見經傳的樂隊拼盤演出動輒200元上下,這對於樂於為現場音樂消費的老樂迷而言,其試錯成本也變得越來越高。對比略貴於Livehouse的演出票價,音樂節可以讓樂迷一次性享受更有品質保障的多位音樂人演出,樂迷也會用腳投票。

而作為音樂人,同樣需要考慮差旅、器材、票房、知名度等營運成本與整體收益。在成本相差不遠的情況下,略有名氣的樂隊也更願意參加音樂節演出,抱團取暖以獲得更大的曝光與收入。

某種程度來說,基層音樂場館的關閉,也是大環境下場地方、樂隊及樂迷等多方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線下演出的「墨西哥僵局」如何打破?

這場基層音樂場館的關閉潮,堪比電影【落水狗】結尾那場「墨西哥僵局」。音樂人、場地方、樂迷、產業鏈條上的所有參與者,都保持著一種緊張的局勢,直到出現可實施的解決方案。

報告顯示,2022年,英國基層音樂場館售出了1.33億英鎊的門票,支出2.12億英鎊,整體虧損7900萬英鎊。 在2023年,售出了價值1.34億英鎊的門票,增幅微乎其微,成本卻高達2.48億英鎊,虧損近1.15億英鎊。 這種規模的虧損,意味著場地方無法透過任何有關票務或酒類價格上漲的本地化解決方案來平衡這一損失,只能透過外部資金的支持來平衡收支。

Mark Davyd表示,目前MVT已經在初步嘗試一些解決的辦法。在今年年初,他寫信給英格蘭威爾斯政府,請求政府重新考慮對小型音樂俱樂部的商業稅減免政策。信中強調了減少稅收減免對威爾斯草根音樂場景的潛在負面影響,並呼籲保持75%的稅收減免率,以避免對文化場所造成經濟損失和關閉風險。

而威爾斯政府也給出了相應的答復,由於其面臨的財政壓力,只能在現有的零售、休閑和酒店業的減免政策基礎上,再額外投資7800萬英鎊,以支持文化產業的發展,但對於臨時性的75%的稅收減免政策也表示無法再進行下去,該額度將恢復為40%。

無獨有偶,在去年12月舉辦的第二屆中國Livehouse行業峰會上,各個場地方的主理人也在探討與MVT類似的解決方案。比如迷笛音樂節總導演魏健表示,Livehouse場地方可以與音樂學校、唱片公司、媒體和政府等達成合作,參與進音樂文旅業務生態中,共同推動中國音樂產業的整體發展。這種跨界合作不僅能夠為Livehouse帶來新的發展機遇,也為整個音樂產業鏈帶來活力。

但是,除去期待政策上的經濟扶持,基礎音樂場館的主理人也應在疫情之後對營運理念有所革新。

在這方面,或許也可從MVT釋出的年度報告中獲得啟發。如在2023年,MVT聯合可口可樂發起試點專案,投資76,000英鎊資助一名藝術家在英國發起十三場巡演。而在國內Livehouse行業峰會上,這類商業音樂活動的討論也頗受關註,如街聲StreetVoice演出事業中心副總經理Emilie提到Livehouse經營者可以探索帶有個人特色和品味的歌單,尋找不同的派對主題。

這類商業活動與降本增效的措施不僅為音樂人或小型音樂場館帶來更可控的成本與可觀的收益,也為投資商帶來頗具性價比的宣傳效果。而如何把控商業資本的邊界與扶持音樂人的初心之間的平衡,這也將成為基層音樂現場如何有效自救的課題。

結語

因有唐宋盛世,方有勾欄瓦肆傳唱詩詞曲賦,千古流芳。

原創音樂作為一個時代重要的文化呈現,當作為音樂產業金字塔的基石——基層音樂場館由於財務危機、營運成本而瀕臨崩潰時,我們不無惋惜,也不得不為基層音樂場館的發展憂心、吶喊。

正如歷史上每一次前進,都伴隨著艱辛和不確定性。在當下,作為場地的營運方,在秉持對原創音樂敬畏的同時,也需要不斷探索與資本的合作,加強聯盟間的互動和業態革新的探索,增強生存與自救能力,熬過寒冬,迎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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