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朝夢憶：木瀆澗上草堂的紙上重生

「白發幾人懷故苑，青山何地葬遺民？」

農歷三月三上巳日剛過，一觴一詠，惠風和暢。若是生活在清中後期的江南士人，他們那時大概率會結伴坐船由蘇州閶門過楓橋，至觀音街上南，從金山頭向西到陸家園，再走三十裏路，抵達木瀆鎮一處小小角落進行春禊。我們熟知的袁枚、王鳴盛、王昶、洪亮吉、孫星衍、黃丕烈、阮元、林則徐等名流都曾走上這條泥濘的鄉間小路，因為這條路透過他們的精神高地——澗上草堂。

徐枋字昭法，號俟齋，長洲人。順治二年，蘇州城陷，徐枋父親徐汧投虎丘新塘橋下殉國。明亡後徐枋以不降清稱高節，遵父遺囑隱居終身。徐枋最初避地吳江蘆墟，後頻頻變易居所，先後居於穹窿山積翠寺、吳縣鄧尉青芝山房、無錫梁溪常大音招提，長期於吳中山水間漂泊遷徙，往來交遊者皆為陳子龍、楊無咎等忠於前朝之士。徐枋雖沒有像陳子龍那樣舉兵反清，他的抵抗性卻從平生行跡中流露而出，隱逸山林亦是一種不與新朝合作的態度。

我們將徐枋與他的師友們稱為明遺民，嘯傲林泉、寄情詩畫是明遺民的表征，而這背後隱藏著更為復雜的情感。「目極江湖淪故國，意存松石賞鳴琴。艱難契闊人間世，未許閑情別討尋。」盡管日夜面對層巒疊翠的吳中山林，但徐枋心中的悲痛始終不能消解，無論何種景色都被他賦予了身世之悲，輕而易舉勾起亡國回憶。

此情此景之下，徐枋如何堅守自己的遺民身份？不以死殉國，又如何對新朝保持情感上的抵制？換言之，避居山林是一種無言的抗爭，無形中透著徐枋的堅忍與決絕。事實上，徐枋也做到了最深層次的隱遁，不但不入城市，還幾乎斷絕了與塵世諸人的交往，並不靠宣揚自己的忠貞博取虛名，這與明清之際各式各樣的「假遺民」是不可相提並論的。為了維持生活，徐枋避免與外界直接進行買賣，而是拜托友人售畫，「以畫治生」而不書款、不題字。

另外，徐枋交友的態度非常謹慎，只有誌趣相投的方外人士、遺民故舊能夠登門，他也只接受他們的資助。從此來看，徐枋幾乎是最為徹底的「遺民」，完全不在乎他人異樣的眼光，以「隱士」身份自洽與自傲。康熙二年冬，經歷十八年的漂泊後，在靈巖住持弘儲的幫助下，徐枋「為屋二十余間」，遷居上沙戚字圩，即澗上草堂，徹底結束了流亡生涯。

澗上草堂大概就在今天的天平道上木瀆中學附近，曾為上沙村。事實上，明清之際的靈巖、天平二山聚集了遺民故老，山林中的隱士往往是新王朝的不合作者，弘儲即是一名組織且參加復社活動的禪僧。

徐枋在【西山勝景圖記】中介紹了澗上草堂的環境：「上沙在天平、靈巖之間，其地最勝，多喬林古藤、蒼松翠竹與山家村店相掩映，真畫圖也。一澗潺潺，水周屋下，時雨既過，則奔流激註如雷鳴。澗之所出，自為一村，余草堂在焉。軒窗四啟，群巒如拱，空翠撲人，朝霏夕靄，可臥而遊，又不假少文畫圖矣。」

由於土地糾紛，潘耒試圖借助官府的力量。「耒與尤悔庵、彭訪濂、馮勉曾諸君言於開府宋公牧仲，宋公素敬先生，立命所司剖斷還屋。」這裏的「宋公」即後人熟悉的江蘇巡撫宋犖，宋犖亦景仰徐枋人格，同意此舉。潘耒用自己吳江良田置換，「公同立契交易，其屋任從潘處改祠，其田任從徐處管業」。終於，在潘耒的努力下，康熙三十九年昔日澗上草堂正式成為祠堂，春秋二祭，懸掛徐枋遺像。

潘耒自言：「望先生之廬而不可即者，今幸登其堂，拜其像，如見其人，可以慨然而興起矣。」徐枋的形象就此被永遠定格，所有仰慕者都可來到澗上草堂祭拜。越來越多的學者、官員、文人參與到祭拜行列中，徐枋身為江南遺民典範，充當了傳統士人忠孝精神的庇護人。

仔細品味，或可解讀出另一重涵義。潘耒年少時向顧炎武、徐枋學習，此時清朝政權更加穩定，曾經難以公開宣揚的遺民身份在潘耒那裏已不是禁忌。潘耒已仕清朝，在他的觀念裏，這種對前朝忠孝廉節的氣節值得表彰，並能獲得地方官支持。這在乾隆初年的全祖望那裏表達更為明確，他希望為弘儲、戴易、吳祖錫增置合祭，都是與徐枋關系密切的遺民「代表」。可見，此時紀念遺民已不是觸動政治高壓的敏感行為，江南士人更借此表達自身學術主張，增加文化資本。

再次回到嘉慶年間徐達源所進行的編纂工作，正是因為他從老師潘曉槎那裏接過了徐枋的遺像、遺囑和祠地契券等一大批原始文獻，立誌重修徐俟齋祠，「可以妥先生之靈，繼太史之誌，而無負吾師委任之初心矣」。【澗上草堂紀略】是一部特別制作的誌書，包含徐枋本傳、遺像、遺囑、祠堂地址圖、祠堂圖，以及潘耒、袁枚、洪亮吉等所撰祠堂記，還有來訪眾人的題辭與贈詩，附卷則為多件禁示、契約、承攬等有關祠堂的訴訟文獻。嘉慶十四年的初刻印刷極少，僅僅給修祠相關人員人手一冊，沒有大規模流傳，但沒有影響徐枋的名聲傳播愈廣。

辛亥革命清帝遜位，進入民國後羅振玉身份上屬清遺老，他堅守前朝的文化、思想理念，不願意進入現實這個綱常倫理失序之世。為了在文化認同上「守節」，羅振玉以清遺民自比明遺民，因此他要描述、呈現、塑造徐枋理想人格，這是他遺民思想的註腳。更大意義上，面對文化式微、禮崩樂壞的新世界，羅振玉認為華夏文明的存續需要喚回這種「遺逸」精神。

羅振玉贊揚徐枋「誌貞學醇」，「吳中唯顧亭林可與比肩」，更將其比作伯夷，說他是「奮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焉」。在給王國維書信中直接點出徐枋的高度象征意義：「舉世委靡，皆如徐健生（徐世昌，時任民國總統）之無骨，正須以伯夷之風使頑廉懦立。」所謂伯夷之風，即指徐枋半生隱居不仕的氣節，對羅振玉言，這亦是他自己遜清忠誠的體現。

若徐枋是羅振玉親自挑選的明遺民「典範」，那由他編寫的徐枋形象一定要符合「伯夷之風」，這就聚焦於理學名臣湯斌是否見到徐枋的討論上。羅振玉堅持兩人「當日垣以避，兩賢未嘗識面」，徐枋不會出面相見。因為湯斌身為與清廷合作的江蘇巡撫，徐枋若與他相談甚歡，那還是徹底的遺民嗎？這是羅振玉根據材料做出的基本判斷。

吊詭的是，【澗上草堂紀略】收錄了湯斌致徐枋的往來書劄，提到湯斌「幸得拜見顏色」。這簡直是羅雪堂無法忍受的，他嚴厲斥責「夫據傳聞以致記載失實，此失之無心也。偽劄之作，則誣高賢而惑後世，其罪莫可逭矣」，所錄書劄在他看來必是徐達源偽作。

湯斌是否真的見到徐枋？這個難以考證的問題背後，似乎可以縷出兩條線索。嘉道年間，撰寫誌書的徐達源手持原件，一方面證明自己是徐學正統傳人，一方面以湯斌之名為徐枋增譽，籌集資金重建祠堂。民國初年，編寫年譜的羅振玉力辯二人未見面，那是他相信徐枋的忠貞氣節一以貫之，畢竟他要借徐枋傾訴自己的思想、政治立場。

至此，從畫作到誌書到年譜，徐枋的形象經歷了一個地上祠堂到「紙上祠堂」的過程。不用親身祭拜，觀畫或閱讀年譜，就能被徐枋系家國於一身的高尚人格激勵，喚起士大夫的政治信念，這是中國古典知識分子最特別的一面。

04

結 語

與祭者借著對徐枋的紀念，不僅把明遺民的事跡在歷史記憶中鐫刻下來並且放大，更透過澗上草堂（徐俟齋祠）的場域，聚集起一群又一群誌同道合之人。表面看來澗上草堂雖只是歷史的一個小小角落，但由於它牽涉人物之廣、存在時間之長，從江南文人雅集活動到明遺民紀念堂，能反映出清初到近代思想的許多面相。

時代變局之下，徐枋這樣一個人物如何被逐漸符號化，不斷地被重新解釋，凸顯了歷史記憶的選擇和角逐，從中也摻雜著文人們復雜的政治情感。或許，理解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深度，核心在於關註他們紀念誰、祭拜誰，如何借著思舊之情安放自身的理想。遺民的精神世界在我們今天難以理解，可這忠、孝二字恰恰是他們安身立命的信念。

越進入到廣闊的歷史空間，徐枋詩人兼畫家的形象反而越不見蹤影，而當舊王朝的歷史徹底結束，理學體系瓦解，自然無人再去祭拜一位前朝遺民。作為故國象征的澗上草堂持續了二百余年，最終湮滅。但山川亙古不變，我們仍可從徐枋實景畫作與詩文一覽清初的吳中山水，或是欣賞藝術技法，或是品讀故國之思，這都取決於我們這個時代在註視些什麽。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