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沈曾植——敦煌佛經校訂與佛學研究會籌劃

2024-07-21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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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浙江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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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長期以來一直衰落的佛學有了短暫的復興。楊文會、文廷式、沈曾植這些知識階層就如何反身尋找支撐傳統價值、回應西洋思潮的資源，討論佛學如何作為理解西學的知識背景，從而想借佛學的復興來激發民族傳統的振興。

沈曾植治佛學，開始在四十歲前後。【沈曾植年譜】考其所有梵經題跋皆在戊戌（1898）至丁未（1907）間，這些題跋也與他那個時期留心古刻、碑帖很有關系。沈氏真正潛心佛學，要到光緒末年。光緒三十二年（1906），他奉派考察日本兩個月，得【大藏經】全帙回國，所學益勤。清亡之後，沈曾植對時局失望，有深刻的沈淪感，他在佛典中尋求慰藉，其所學不專一宗，於華嚴、天台、三論、慈恩、禪、密諸家，無一不深入探討，不為拘墟之見。

沈曾植所進行的禪宗史研究具有鮮明的學術轉向的特色。一方面，就其體例而言，仍然采用題跋、劄記這樣的著述方式；就其初衷而言，仍然屬於傳統學術修身、用世的範疇。而另一方面，這些考證已經脫離了信仰或實用的範疇，在其處理史料的觀念與方法上已初步具備了現代學術研究的基本特征，乃至預示了後來胡適等人早期禪宗史研究的諸多關鍵點。

繆荃孫（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年（1876）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光緒三十三年（1907）受聘籌建江南圖書館（今南京圖書館），出任總辦。宣統元年（1909）受聘創辦京師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任正監督。1914年任清史總纂。中國近代藏書家、教育家、校勘家、目錄學家、史學家、方誌學家、金石學家。著有【藝風堂藏書記】【藝風堂金石文字目】【藝風堂文集】等。

宣統元年（1909），繆荃孫任京師圖書館正監督（即今館長）。在此之前的1907年，英國的斯坦因來到敦煌，走進1900年被道士王圓箓發現但未被當時政府重視乃至再度封存的藏經洞，盜走了大量洞內珍貴文物。此後法國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國人奧頓堡、美國人華爾納紛至沓來。繆荃孫始從伯希和處得知「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寫經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函，並有唐人【沙州誌】，又有西夏人書，回紇人書，宋及五代刊版」，僅以「奇聞也」概之。羅振玉聽說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經為主的8000件卷軸，便利用其學部參事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的身份，幾番周折終於留住並購買了這些敦煌文書，並運送回京。次年，這批敦煌經卷由學部轉交給京師圖書館。

宣統二年（1910）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沈曾植與繆荃孫頻繁通訊。

清繆荃孫致沈曾植信劄

……敦煌石室遺經八千余卷，有溢位【大小藏】之外者，中外推為異寶，荃孫庚戌（1910）到京，經理一年，編善本書目七卷，【藏外經目】一卷，通行書目【藏經目】亦有底本，而國變祚，荃孫即南還，現聞此館裁員，其書及經便不可問，實為可惜，前學部撥經費每年二萬兩並擬不全者補全，裝訂一律，現在減政之際，如月撥千金，亦可成立，此書此經，外人最所垂涎，務必設法保存，一不開館，必致遺失，尤可慮也，江南圖書館共八十萬卷，現亦無人經管，日本人時時設法欲搶去，系聽斧裁，此南亦必援例，此是新政之一，經費尤屬無多……

清繆荃孫致沈曾植信劄

……一百八十箱、敦煌六千卷十八箱均到，弟先檢錄經卷，俟李君證剛到部再開，堂上面見延訂。請兄即墊四十金作監費，速來為禱……

清沈曾植致李翊灼信劄（藏於上海圖書館）

沈曾植致函李翊灼：「弟擬月初遊西湖，並商北上事，切望惠來同往。」並抄錄繆荃孫的來信內容。1911年，為防止敦煌經卷再度被盜和遺失，李翊灼經沈曾植向繆荃孫的推薦，應京師圖書館之邀，對比較完整的經卷，按千字文的順序，以字編號，並對其中兩千多號經卷做了比較詳細的著錄。

此後，京師圖書館又相繼邀請其他學者進行排定編目，草擬目錄初稿，1912年編撰完成京師圖書館藏的第一個敦煌遺書目錄——【敦煌石室經卷總目】。今天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因此成為敦煌文獻四大收藏機構之一。

李翊灼（1881—1952），字證剛，一作正剛，以字行。江西臨川人。從皮錫瑞（1850—1908）治經學，復依楊文會（1837—1911）研佛學。歷任東北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教授。著有【西藏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心經密義述】【金剛經講義疏輯要】等。與桂伯華（1861—1915）、歐陽漸（1871—1943，字竟無）並稱江西佛教三傑，沈曾植對此三人寄予厚望。沈、李兩人交往，當始於沈曾植任職江西時。清宣統三年(1911年)，敦煌寫經入藏京師圖書館後，李翊灼應約編寫提要，完成二千余卷，從中揀選出一百六十余種後世沒有傳本的佛教文獻，依【涅槃經】【六大樹菠蘿多經】定例分類編排，編成此目，後附【疑偽外道目錄】。此目初載於1912年鄧實編輯、上海國粹學報社鉛印的【古學匯刊】第一集，後收入日本【大正藏】卷五十五目錄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散錄、【敦煌叢刊初集】第五冊。

清李翊灼致沈曾植信劄

……誨示為叩，章程相宗之列，系灼一時對俗之見，以為破今外道「唯識」「法相」較為契機，然應病與藥始是良醫，一藥而治多病，事至不易，況性相兩輪，尤不容偏廢，故灼於此亦自欿（kǎn，意為「憂愁」）然，惟幸現在研究之初，普通經論盡需時日，擬於此際，編出研究法略暢各宗之旨，而將來研究專宗時，即性相顯密同運並舉，長者以為雲何？滬上緣慳，灼亦知之惟其地機栝太甚，茍無佛學研究以熏習之，將來災禍實堪哀痛，灼誠不願研究所之即此止也，京師研究所開會以來，輿情尚洽，而最足快心者則不立文字之清禪，師亦隨順入會，而研究教理加之道法師講演，詳切能令會眾聽而感動是尤會中之幸長者聞之當亦隨喜也，灼近發意欲則創設佛教圖書館於京師，以資研究學者，且為雜誌之文庫，擬募集圖書（分永捐暫捐二等）或銀錢（自行采購），就法源寺開辦。……

清李翊灼致沈曾植信劄

長者亦必俯同隨喜也，灼訪僧之余，即研秘藏屏絕訓，應以清心地，竊擬檢校之暇，將【佛學研究法】【金剛乘要略】等寫定，呈請誨正，唯精力薄弱，未審能如所願否，此間僧眾聞研究所之風有興起者，灼擬俟蒯若木來京，即與商設京研究所，以資提倡，滬研究所近況不諗（shěn，意為「知道」）如何？

長者赴粵時道滬一勘，是所叩禱，敬此祗頌

【京師佛學研究會會員】及【佛學研究會京師事務所簡則】

逕啟者（壽樞）等在京，近來糾合約誌創設「佛學研究分會」於宣武門內觀音寺，曾於本年二月廿六日在龍泉寺第一次開會，議決其宗旨事業，及會員入會出會等一切規則。悉遵總會總則辦理，經同人公推壽樞及李翊灼、濮良榮，釋道階分任講談，張廷雲、葉恭綽、陳毅、雲書、方仁元、釋覺先、道興為幹事，範熙壬、劉啟瑞為書記。每月以第二第四星期下午一時至五時為常會期，登報廣告先後入會者共七十二員，會所為道興、覺先兩師捐借，先由會員徐鴻寶捐印【起信論】正文八百部。於三月十一日開第一次講演，由李君講「起信」大意，第二三四會為良榮、道階、壽樞依次講說，如是周而復始，計開會六次。近提議建立事務處議尚未決，曾於第一次議及流通經典辦法，暫借有正書局為發行所，由會員捐資作基本金，嗣後以所獲之利輾轉運售，因基本金尚未交齊，容日開單，購請為此報告，並附呈本分會在會員名及辦事規則，伏乞

台鑒京師佛學研究會謹啟

佛學研究會副會長法座

（附名單）

蒯壽樞，字若木，號員叟，佛號圓頓。安徽合肥人。清末曾任農工商部郎中、甘肅榷運局局長。民國初年歷任寧夏鎮守使、國民政府駐日學務總裁。早年留學日本，回國後隨楊文會習佛，為金陵刻經處董事會第一任董事，並於1926年起擔任流通處主任，直到1945年冬去世為止。

楊文會（1837—1911），字仁山，號深柳堂主人、仁山居士，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同治六年（1866）就職於江寧籌防局，與友好十數人募捐集資，創「金陵刻經處」，經營刻印佛經事業。光緒四年（1878）隨曾紀澤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數年又隨劉瑞芬使英，考察制造技術諸學。在倫敦結識日本梵文學者南條文雄，經其幫助，從日本找回國內失傳的經疏三百余種，擇要出版【匯刻古逸凈土十書】等。後與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將【大乘起信論】譯成英語。宣統二年（1910）任佛學研究會會長。

金陵刻經處為近現代中國佛教復興的發源地，集編校、刻印、流通佛典為一體，在海內外佛教界和文化界具有崇高地位和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