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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對人類的一大貢獻

2024-03-25國風

「天人合一」在中國文化中可謂居於中軸的核心地位,影響至為深遠。錢穆先生的辭世絕筆【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一文,專論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性。他認為「中國文化過去最偉大的貢獻,在於對天、人關系的研究。中國人喜歡把天與人配合著講。我曾說天人合一論,是中國文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

「天」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象征

「頭上三尺有青天」這話,意思有三個方面:一是天的顏色,二是人對天的認識,三是人與天的關系。

首先,這句話談到天的顏色。「青」也,即清朗,澄明,靜潔。常說的「青天」「朗朗乾坤」等,都是天地顏色的衍生。而這樣的青天在頭上,其形狀是圓的,如蓋、如碗、如蒼穹,所以,有天圓地方之說。其次,隱含著人對天的認識。作為自然的天的位置,在人頭上,而人又立於地之上,所以,天又在地的上方。由此,便有天地的定位,而這定位的中心是參照於人的,所以說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天地之中,也即所謂的「三才」。【易·說卦】中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最後,解釋了人與天的關系。天在人頭上,僅離 「三尺」高,與人很近。

除了「頭上三尺有青天」,還有另一句話——「三尺之上有神明」。這裏的「三尺」在中國的文化中又有以下幾重意義:

第一,「三尺」指青銅劍。根據周代的制度,青銅劍的長度、重量分三種:上制、中制和下制,分別供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種人佩戴。而上制之劍,則長約三尺,故有「三尺」指代劍的稱謂。譬如,【漢書·高帝紀】中記載,劉邦奪得天下後自詡「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頗為豪氣。劉邦起事之初,僅為泗水亭長,還無資格「提三尺」,他在此已將「三尺」作為兵器、武裝的代指。又如後世唐代的杜甫,在其詩【重經昭陵】中有「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的詩句,也是以「三尺」指代劍、兵器、武裝。第二,「三尺」又指法令、律條。如【史記·杜周傳】記載:「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再如,宋王觀國在其【學林·尺一】中說道:「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簡書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萬民循守之,故謂之三尺。」都用「三尺」指代法律規範。第三,代指士自身。例如,唐代王勃在其【滕王閣序】中提及「三尺微命,一介書生」,在此「三尺」指的是其系在腰間的紳帶。【禮記·玉藻】中有載:「紳長制,士,三尺。」鄭玄對之解釋說,「紳,帶之垂者」,即其腰帶垂的帶頭部份。官爵之高低,以其腰帶所垂之長度昭示,越長,爵位越高,士,則垂三尺。故「三尺」以代「士」也。王勃自稱為「士」,故也稱「三尺」。

「三尺」的這幾種意義,都濃縮表現在「天」字的創造上,「天」字便由此創生。由此可見,無論人對天的認識,人與天的關系,或者天的顏色、形狀,都包含了作為自然的天,具有神格的天,人、自然和神格合一的天。這樣合一的「天」在西文中是難以準確表達的,比如英語中就不能簡單對應中文的「天」,「sky」僅表達了其自然的天,而沒有其神格的一面;若用「God」,則又失去了自然內容。相比之下,「天」之所以在中文表達中富有多元性,既是因為漢字的字詞同源、一詞多義,更是因為「天」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象征。

「一」為天與地之始

漢代許慎【說文解字·一部】中的解釋:「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此解有兩層意思:第一,人頭之上,即「顛」,亦為其音;第二,沒有其他任何物比天更大,所以「一大」,而「一」和「大」又為「天」字的拆字。

【說文解字】對「一」的解釋很有意思。天與地的結合便是地平線上的「一」。天地相交為「一」,「一」兩分便是天地。劉勰【文心雕龍】的【原道】中論及天有日月星辰,因此「仰觀吐曜」;地有山石河川,所以「俯察含章」。而俯仰之人在天地之中,故而「惟人參之」,這樣便是天地人合一的「三才」。對此,老子【道德經】四十二章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便是其對天人合一的高度概括。

老子在春秋時便有了這一精辟的概括。到戰國時,在老子的這一說法基礎上,列子又對其作了進一步的闡發。老子所謂的天地人合一之「一」,是天地分離之前,也就是天地未分之狀態。既是未分,便有一個分開的過程,也就是天地形成的過程。這一過程,按照列子的說法經歷了漫長的階段。在其【列子·天瑞篇】中便提出了宇宙萬物生成的「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極,即謂之「先天五太」,也就是從無極漸次到天地形成前的五個時空發展階段。

【天瑞篇】有言:「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在此列子對「五太」逐一進行了辨析之後,著重強調了「一」為萬變之基,乃一切一切的基始。「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列子進而論道:「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如此透過「五太」的演變,才完成了從混沌之「一」,到天地形成的「二」,再到天地之間的「三」,也就是「萬物化生」了。

西漢末緯書【易緯】一書中的【周易乾鑿度】(又稱【易緯乾鑿度】),對其進行了圖式概括: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渾淪→天地→萬物。【易緯】中的「太易」是「寂然無物」,是「未見氣」的一種虛無寂靜的狀態。對此,東漢末的鄭玄對【易緯】註說:「以其寂然無物,故名之為太易。」而到其後「太始」,則是一個從無形到有形的過程;「太易」「太初」是「氣之始」,到了「太始」才有雛形之朦朧可見。再到「太素」則是「形變而有質」了。當氣、形、質三者渾然一體,未分離開來之際,就是「渾淪」。所謂「渾淪」就是未分離的混一狀態,這便是「一」,又稱「太極」。「太極生兩儀」便是「一生二」,二者,一清一濁,一上一下,「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形成天地之後,再產生人和萬物。

天人的互動是天人合一的本質

按照劉勰【原道】的說法,人「實天地之心」。人既在天地之中,就得受天地的影響。既受天地的影響,那就無時無處不在。也就是人的心智、情感、言語、行為無一不體現其影響,只是體現的程度、形式等不同罷了。反之,人乃「有心之器」,有其獨立性、適應力、能動性。因此,也要反過來作用於其外部環境的天地。這便是劉勰「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之問。這一天與地之間的相互作用,便是天人合一。

在這一說法的基礎上又逐漸產生混沌之說,以及相關的創世大神盤古在混沌之中開天辟地的神話。三國之際吳國的徐整,在其【三五歷紀】中寫道:「天地渾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辟,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於九,故天去地九萬裏。」這也可以解釋【易】中所謂的「天數五」之「一、三、五、七、九」之所以為「天數」,為「陽數」的道理。

錢穆先生在寫【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時,已至耄耋之年,但思想卻極其敏銳,他指出:「西方人喜歡把‘天’與‘人’離開分別來講。換句話說,他們是離開了人來講天。這一觀念的發展,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西方人常把‘天命’與‘人生’劃分為二,他們認為人生之外別有天命,顯然是把‘天命’與‘人生’分作兩個層次,兩次場面來講。」

錢穆先生認為:「中國人是把‘天’與‘人’和合起來看。中國人認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離開‘人生’,也就無從來講‘天命’。離開‘天命’,也就無從來講‘人生’。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人生’與‘天命’最高貴最偉大處,便在能把他們兩者和合為一。離開了人,又從何處來證明有天。」對此,錢穆先生高度頌贊天人合一,他說:「所以中國古人,認為一切人文演進都順從天道來。違背了天命,即無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為一,這一觀念,中國古人早有認識。我以為‘天人合一’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貢獻的一種主張。」

在上述引文中,錢穆先生還尖銳地指出人天分離的思維,尤其是「在今天,科學愈發達,愈易顯出它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也就是說這種將人天分開來看待世界,研究事物,探尋發展,其「對人類生存的不良影響」將隨著科學發達「愈易顯出」。英文「天」的單一表達,便是對這一觀念的側面例證。

一方面,天人合一本質上就是天人的互動,天地影響人,人要順天地而動,也就是不可違背天地之執行規律;另一方面,人的獨立性、主動性又要作用於其以天地為主的外部環境。而照【原道】說法,天地萬物有其文,而人文則是人與天地萬物互動之文,所以名之為「人文」。而這樣的人文中的天地,在草原的遊牧人頭上,便有天似蒼穹之說。如南北朝民歌所唱的:「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在半農半牧的納西族先民眼裏,天地便是「蒼穹」與「屋頂」的過渡;在農耕為主的漢地,則是成熟的天道、地道以及人之禮的象征,即「三尺」所代表的「士」的確立。「士」,奉天道而執「三尺」之劍,這是武;「士」,遵禮法而行「三尺」之法,這是文。而文武之道兼備,一張一弛,相輔相成的,便是奉天道,遵禮法之「三尺」之身的「士」,也即士之「天命」也。而中華文化的「天」,就是天人合一。【中庸】中有段話至為精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人,先得「至誠」,才能盡其性。繼而,盡他人之性。 然後,方可盡物性。而盡物性,則可「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至「天地參」,即天地人並立,相與齊的境界,這便是,天人合一。

這裏,己之性,與人之性,是人與人的和諧共生;而人性與物性,則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當人與社會、與自然都和諧共生了,這便實作了天人合一。

(作者張詩亞系西南大學教授)

【中國民族教育】2024年第2期

作者:張詩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