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寶金是個台灣的老警察。
2022年1月2日去世，享年100歲，他生前最大的願望就兩岸統一。
他一生都眷戀著溫州的故土，但海峽阻隔了他回家之路，晚年也只能孤懸海外。
周寶金離開家鄉才16歲，他放學回家，看到抓壯丁正在毆打哥哥，他把書包從肩上取下，掛在屋中柱子上那枚竹釘上，轉身說：「我跟你們走。」
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
什麽是家國情懷，就是家、國有難時，勇敢地站出來。
|秋日歸鄉
口述人：周寶金 周成花
1945年9月9日，日本在南京呈遞投降書，正式向中國投降。
我們要奉命準備收復台灣。
沒人知道真正的台灣是什麽樣子，雖然我長期在沿海與日寇對峙，但也只是在閩對日作戰時聽過這個地方。
日本派遣軍司令崗村寧次，在南京陸軍總部遞交的投降書中註明：「中國戰區包括台灣在內，次第向各地中國部隊受降主官，辦理投降及交出武器的相關儀式。」
前往接收台灣的部隊就有我們70軍。
命令下來時，寧波秋意正濃，大家都認為海峽對面會很冷。很多人都在長官的授意下，穿上了新棉衣，這是很難得的裝備。
我們坐著美國人的登陸艦進入了台灣的基隆港，因為暈船，一個個戰友吐得東倒西歪。好在我從小在溫州的溪江邊長大，比他們好多了。
我們搖搖晃晃下了船，大家緊張得不行。日本人肯定不會這麽輕易讓我們接收台灣，他們苦心經營了半個世紀，等著我們的肯定是一場惡戰。
每人都做好戰鬥準備，甚至犧牲也在所不惜。
但是一下船，我們卻驚呆了。
岸上全是來歡迎我們的台灣民眾，歡呼聲一浪接著一浪，遠處基隆港上的軍艦汽笛聲長鳴呼應。
我們被旌旗飄揚的人山人海淹沒了，台灣同胞擁抱著我們，熱淚盈眶……
那天是10月17日，我一輩子都記得的日子。
台灣光復時的熱鬧模組屋
一切都跟我們預想的不同，台灣異常炎熱，大家不得不脫下新棉衣拎在手上，排隊進城。
有的士兵穿著草鞋，背著大鍋和雨傘走在街上。夾道歡迎的台灣居民，望向我們的目光裏透著好奇驚訝，打敗日本人的居然是這麽支衣衫襤褸、七零八落的部隊。
登陸基隆港後，為防止日本人不安分，我隨部監視日軍動向；隨著受降儀式的結束，日本僑民分批撤出台灣，我們的任務也隨之調整。
國民政府雖然在軍事上收復了台灣，但街上仍舊是一片日本風情，接待軍隊高官的是日本料理。各種形態、習風至今依然存在。
台灣普通市民雖不允許接受高等教育，但設立有上千所小學，每個孩子必須學習日語，基礎教育已經普及。
而我們這批前往收復台灣的部隊中，除卻黃埔畢業的指揮官之外，大部份人仍為文盲。
赴台之後，士兵與民眾之間相互不了解，社會矛盾逐漸顯現。
特別是美軍憑借著優勢的交通工具先行入台，到處空吃空喝，侮辱婦女，有些民眾感嘆，「走了日寇，來了美鬼」。
日寇控制台灣期間，煙酒實行專賣制度，台灣光復後，這項制度得以保留，但大陸產的煙酒味道更好。
於是溫州、上海、寧波的商人紛紛透過輪船運入台灣私自行銷煙酒，許多人因此發了大財。
台灣當局很快施行管制，這麽做雖然打擊了投機商人，但也損害了台灣本地經營煙糖酒的小商人們的利益。
官民矛盾越來越大，加上許多政府官員趁機對台灣物資無度索取，台灣經濟急速下降，許多破產人家的女孩甚至淪為軍官包養的舞女和街頭娼妓。
由福州、閩南湧進來的浪人在亂局中盜、搶、殺等惡行不斷，當局卻對此熟視無睹。台灣人民對南京政府從熱切盼望變成了冰冷失望。
隨著矛盾激化，時局越來越亂，外省人與台灣原住民之間的矛盾愈發不可調和。
不滿的情緒，蔓延到了整個海島。
南京高層雖然深謀遠慮，提前想到了這些問題，早早在福建警官學校開辦培訓班，準備培訓警察將來接管台灣治安，但青年們對此並不熱心。
是呀，如果抗戰勝利了，誰還願意背井離鄉去遙遠的他鄉海島當差呢？於是培訓了一年多，到正式赴台時，才招到200多人，遠遠不夠用。
而且這些警察多數是福州人，閩南籍的很少，仍然與台灣同胞在語言上有隔閡，治安管理困難重重。
駐台行政管理決定從我們官兵中遴選在福建駐訓過，有戰鬥經歷、有一定文化的士兵就地轉為警察，協助台警察署維持地方治安和社會秩序。
因我讀過書，所以被轉至保安警察大隊，成為一名警員。
身穿警服的我
脫下了軍裝，也讓我更清晰地看到了和平下的暗湧。
1947年2月28日，一位警員在「台北天馬茶坊」街頭查緝私賣香煙時，毆打商販，人們開始圍觀，警員想掏槍驅逐圍觀人員，卻開槍誤傷群眾。
傷者不治去世，群眾上街請願又遭驅逐。憤怒的群眾發起了大規模武裝暴動，很快就被留守在台灣的部隊殘酷鎮壓。
就在這次事變前後，我們70軍開始分批撤出台灣，而我因為警局事務繁忙，沒能及時隨部隊返回。
隨著國民政府的管理不善，台灣的社會秩序愈發動亂，我原本打算請假回鄉的願望也再一次落空。
基隆、高雄兩地的執勤人員捉襟見肘，我只能靠滿勤無休，才能填飽肚子。
此時，我已是基隆警察署的隊長。從我16歲離家，這已經是第9個年頭。
一天，基隆港有位客商上岸後找到我，丟下了一句話：你母親在家裏給你訂了一門親事，請你盡早買船票回去。
說罷便急匆匆走了。看到港口的船只來了又走，有時我真希望能夠脫下外套，就那麽跳上船去。
但每日繁忙的公務幾乎壓得我喘不過氣來。連偷偷托乘船的士兵帶口信給家人，都成了空想。
隨著政府成立「高雄港務局」，打撈沈船清理航道成了項重要工作，我經常被指派到離基隆港兩百多海裏的高雄港執行運送任務。
看著船上的官兵來去匆匆，誰在乎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思念？我不知道，海峽那頭的母親正在想方設法尋找我的下落。
兩岸輾轉的囑托，全都隨著激烈的戰事，消失在內戰的硝煙裏。
我的家鄉在溫州的澤雅，這裏盛產黃紙，就是當時的衛生紙，十裏八鄉都會透過天長嶺或者外山嶺挑到瞿溪去賣。
透過瞿溪鎮中轉到溫州，再運送到江蘇南通、上海十六鋪碼頭，香港、南洋售賣。
我們世代是紙農，父親病逝後，母親帶著我們兩兄弟過。到1938年春天，大哥完婚分家之後，母親帶著二哥和我留在老宅。
我家的老宅
兩個月前二哥被臨時征去當挑夫在甌江邊上修建碉堡。說是當挑夫，保長說這就算完成出壯丁的任務，我們仨兄弟就不用上前線了。
二哥當時有個未過門的媳婦，從小在我們家長大，比我還小兩歲，算是童養媳。我放學後經常帶著嫂子去河裏去摸魚。
小嫂子提著桶，站在岸邊，看著我在溪邊的石縫裏搗騰，西岸河裏的小石斑魚在我手裏變得十分溫順。
捕完魚，我們高興地回到家，屋裏的松燈忽暗忽明，燒到松油脂最濃的那一段的時候，火苗會燃燒得更旺。
我借著光亮迅速掏光石斑魚有毒的內臟，洗幹凈後交給母親，然後安靜地坐在桌子邊等，看著竈膛紅紅的火苗映著母親的臉。
有一天晚上，我正伸長了脖子，使勁地嗅著彌漫在小屋裏的魚香。「咯吱」一下，門被推開，二哥出現在門口。
他是翻山逃回來的，臉上被枝條刮出了血。母親被嚇著了，趕緊讓二哥坐下，拿來毛巾去擦他臉上的血跡，她的手有些抖。
嫂子怯生生地走到邊上站著，手裏拽著衣角低頭不語。
回家的二哥像餓瘋了一樣，大口大口喝著稀粥，把煎幹的小魚整條塞進嘴裏，連骨頭一塊吞了下去。
緩了緩，二哥大大地喘了一口氣說，他的軍隊要開拔去其它地方，自己也不曉得哪裏，得回來看看家裏。
二哥還說，前兩天鄰村的有個壯丁跑回家後被抓回去，當場在台上被扁擔打死了。
「我不曉得明天他們會不會來追我……」二哥異常緊張，母親緊緊地抓著兒子的手，不知如何是好。
亂世中，做母親的也束手無策。
第二天拂曉，我吃過早飯照舊起身去學堂，在青石路順級而下的時候，我回頭看，母親帶著嫂子在門口慌亂地張望。
清早，霧氣籠罩著黛瓦和剛結了青果的梨樹。房頂的青煙混著霧氣，只有布谷鳥的叫聲在遠處的山谷中傳來。
下午3點放了學，同學按前天約定好的喊我去外垟看戲。溫州的鄉下，正月到三月間，一些在城裏做生意，賺了大錢的鄉賢總會輪著請些戲班子來唱戲，這是一年一度的春季盛宴。
戲台上演的是【打漁殺家】，但我心神不定，滿腦子都是家裏的二哥，戲演到一半，我忍不住了，我得回家。
平時需要兩個鐘頭的路程，我一路小跑，只一個小時就跑到山下。從西岸溪到家需要爬5分鐘的青石嶺，我幹脆三步並兩，飛快朝家趕。
我家門前的青石板路
推開家門，眼前的一幕讓我心驚：母親摟著嫂子在一旁哭泣，二哥雙手被反綁著，褲子已經破了，露出了兩個烏青的膝蓋。
保長在我去上學後帶著兩個人來家抓人。他們把躺在床上的二哥弄了起來，拖到祠堂裏吊著打。
先用棍子抽二哥的膝蓋，又狠狠地捅了他的肚子，一直到二哥兩眼翻白，小便失禁才停下手。
奄奄一息的二哥被拖回家扔在地上。保長正準備帶他回部隊交差，槍斃後以儆效尤。
母親撲到二哥身上，根本無濟於事。他們撇開裹小腳的母親，繼續踢打。
見我回來，保長放言道，按照二抽一的規定，無論如何，你們這沒有分家，兩兄弟必須有一個和我走，這已經是很客氣了。
「你們這次逃跑，讓我顏面盡失。如果你們不去，我就得死，那我今天就先把你們給宰了！」
我楞在那裏，看著癱倒在地半死不活的二哥，哭泣的母親和眼神恐懼的嫂子。
我快步走進廳堂，把書包掛在柱上的竹釘上，轉身對著保長說：「兩個哥哥都成了家，那就我去吧……」
母親和嫂子追到門口，倚在門邊大哭起來。
我轉身跟著保長走了，踏著門口的青石路，沒有猶疑，沒有回頭。
那年我16歲。
保長帶我進到鄉裏，把我關押在一間大房子裏。
讓我意外的是，裏面竟然有許多我的同學和鄰村親戚，還有不少一起看戲的熟悉面孔，有的叫不出名字來。
征兵的人平時很難挨家挨戶抓到人，這次趁著看戲，把適齡青年驗了名字後，按照「二、三抽一」，「四抽二」的規矩全都帶了回來。
有些人開始嚎啕大哭。
誰都知道戰事愈發吃緊，經常有飛機從我們頭頂飛過，正月裏日軍剛轟炸了城裏的南塘軍用機場。
邊上的駐軍也都一一開拔。翻過山的上陳村原來出了個姓胡的軍官，日軍攻打南京時陣亡在雨花台，縣裏剛在學校組織過追悼會……
外出打仗的人死訊不斷傳來，這讓他們更不想去當兵了。
「要不我們砸門出去？」
「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我還沒有娶老婆呢，我不想死。」
……
一個年紀稍長的人站了起來，他說自己有辦法，有誰願意跟他走，就過去站他身邊。
聽完，底下的人開始在一起交頭接耳，竊竊私語。
萬一我們真的逃回去，也難免像二哥一樣被毒打一頓再抓回來。家裏人還得因為我再遭回罪，不能這麽幹。
我把同學拉到一旁，悄悄商量我們都是讀過書的，不要怕，路已經擺在這裏，現在回去了也沒有用。
夜裏，兩個士兵抽著煙，站在院子前把守著大門，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
清早，院子大門開啟，新丁們10個一組被繩子綁串著前行。那個年長的新丁與昨夜邀約好的幾個同鄉，故意磨蹭，走在了最後一組。
走到澤雅一處懸崖時，那個年長的新丁突然使法解開了繩子，從口袋裏掏出兩把石灰，灑向隊伍末端押送士兵的臉上。
兩個兵慘叫一聲，被團蜂擁而上的新丁推下山崖。前面帶頭押送的士兵無法顧及隊尾，隊伍頓時大亂，最後一隊人趁機解開了繩子逃跑。
原來，那個年紀不小的新丁，其實是名有經驗的「兵油子」。收別人的錢，專門替有錢人家去當兵，然後在路上借機逃走。
昨天預謀逃跑的事，他帶頭商量了一夜。看起來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眼看這次他又要成功了，但事情總有差池
當他們準備掉頭逃跑的時候，偏不湊巧後面有一小隊士兵因事開拔，見狀立即沖了上來，舉槍就打。
兵油子見無路可走，帶著逃跑的那夥子人紛紛跳下山崖的龍溪深水潭裏，尾隨而來的士兵朝溪裏瘋狂開槍。
溪水都染紅了……還沒有上前線，新兵就這麽叫「兵油子」給害死啰。
我們這群在戲台前看著武戲的娃兒們，就這樣懵懵懂懂地經歷了第一場混戰。
新兵訓練後，我被運往福建，被分到100軍75師炮兵營，因為讀過書會識字，後來被挑選為通訊兵。
1939年11月末，日軍進攻福建詔安縣，縣長陳蔭祖率部抵抗趕赴汾水關阻擊。
當時75師450團團長在外受訓，副團長率部作戰，激戰一日後陣亡，詔安縣城淪陷。
25集團軍總司令陳儀急電下令收回，75師師長韓文英率師直屬特務營、炮兵營、工兵營和通訊連一部連夜趕赴詔安。
我們趕到詔安陣地後，剛開始部署炮兵陣地，總司令又來了催促進攻的急命。
韓師長要服從命令，隨行的參謀長冒險攔住了他，堅持要在炮兵陣地部署完畢後再開始發動進攻。日軍以為我部沒有炮兵，這樣正好可以打對方個措手不及。
12月6日，我軍各部遵照攻擊計劃實施，於零時開始從四都馬厝城出發，向縣城發動進攻。
我所在的師直屬部隊炮兵營一直等到拂曉，150重迫擊炮和榴彈炮才開出第一炮，步兵緊隨其後，旋即攻占風山一帶高地。
與此同時，敵軍出動了戰機轟炸我方陣地，作為炮兵營的通訊兵，我們的眼睛和聲音就是瞄準器。
我負責向一線炮兵陣地傳達標尺和修正指令，不斷地扯著嗓子喊：
「標尺800！方向3000！」
「一發裝填好！放——」
見我方有整裝的炮兵營參戰，敵人慌了手腳，倉促應戰，激戰至晌午，開始在戰機掩護下向城外撤退。
我軍早已在四面設部包抄，縣地方團隊和各鄉壯丁也前來參戰，大部隊則馬不停蹄地窮追逃敵，敵人後路被切得七零八落。
大部份日偽軍向汾水關撤退，早已潰不成軍。小部份日偽軍逃竄到廣東饒平，準備渡海到敵占島南澳。
由於敵艦未及時趕到，一些日偽軍便硬搶群眾的杉木、門板，甚至大小水缸、打谷桶做渡海工具，在怒海激浪的沖擊下，上百名敵人葬身大海。
這一戰我們繳獲無數，大獲全勝。韓師長率75師師部回漳州後，詔安大捷，民眾夾道歡迎我們的歸來。
經過一年的短暫寧靜後，1941年4月19日，日本軍隊在福建連江、長樂登陸，進攻福州，很快福州淪陷。
同一日，日精銳第五師團第二十一聯隊從溫州瑞安飛雲江口搶灘，翻越離我家不遠的桐嶺入侵溫州。
作為師部的通訊兵，我得知家鄉也淪陷了。
在那一刻，替兄抽丁入伍參軍的無奈，全部化作了與敵作戰的熱血。
1942年5月15日，日軍發動浙贛線戰役。
贛鐵路兩端均沒有出路，所有機車、客貨車、機廠等都無法撤退。鐵路工人為免資敵，開始自毀鐵路，所余的軌枕一律拆毀。
我們駐紮在江西進賢，數次與敵人展開血戰，一路遭受到敵機轟炸，傷亡慘重。一直堅持一個多月，才退至福建邊界休整。
此時才知道，幾年間，與我一起前來的十幾個同學已陣亡大半。
抗日戰爭勝利後，75師移防福建，改隸70軍管轄。我們北上開拔，中途駐紮在溫州，家近在咫尺。
離鄉已經7年，我很想回去看看母親，但那時我已經是一班之長，不能像其他人一樣偷偷溜走。
我早已不是任性的孩子，回家看看，還是堅持駐守，我無比糾結。
當我方在溫州的駐軍即將撤出的時候，當地民眾要在瞿溪鎮組織了歡送會。主事者決定給每個官兵送一把雨傘，以感激來自全國各地的軍人衛國之功。
母親也顛著小腳來到了瞿溪，走在人頭攢動的歡送人群中，看著一張張泛著古銅色卻又稚嫩的臉，四處尋我。
少年時的我
7年的時間裏，各個地方的「榮哀狀」紛至沓來，卻沒有任何我的資訊。母親總是期待著來信，但又恐懼來信。
這次來瞿溪，她就是想看看能不能遇到我，或是碰上知道我下落的人。
自從日本人撤走後，每天都有軍隊透過天長嶺或者毗鄰藤橋，從溫州撤出。母親不知道這些人認識不認識自己的兒子，不斷地托人詢問。
母親熱切的期盼，一次次變成了失望，她不知道兒子死活，也不知道兒子就在不遠處，也期盼著回家。
不久，部隊接到開拔命令。我們從溫州啟程，在沿海行進多天後，到達寧波港，這裏已經集結了很多軍隊。
等待我們的是一個神聖的使命。
1945年9月9日，日本派遣軍司令崗村寧次，在南京陸軍總部遞交了投降書，投降書中註明：中國戰區包括台灣在內，次第向各地中國部隊受降主官，辦理投降及交出武器的相關儀式。
甲午戰敗後台灣淪為日本殖民地長達50年，此次代表中國受降的，正是我部司令陳儀。
我作為接收部隊的一員，奉命前往台灣。
轉念之間，我跟母親就這樣錯過。
在我從軍後不久，二哥跟嫂子順利完婚了。
婚後二哥習起了中醫和南拳，懂了藥理。經人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溫州和平解放前西岸的第一批地下黨員。
在行醫期間，二哥接觸了來自溫州城區的警察周式英，周式英是一個很開明的進步人士，在當地影響很大。
二哥跟周式英談起我的事，母親也委托他打聽我的下落。
大約過了一年多，周式英高興地跑去告訴母親——你的兒子周寶金還活著，在海峽對岸的台灣基隆當警察，離溫州不遠。
知道我沒死在外頭，母親欣喜若狂，顛著小腳跑了近二十公裏的山路，找到介紹這訊息的人，希望對方能把她的囑咐帶到海峽對岸。
對我替哥哥從軍，母親心裏一直很後悔，她覺得不應該叫我去讀書，應該也給我也找一個童養媳，讓我先成家。
隔壁鄰居就為了躲避抽壯丁，讓兒子15歲就成了親分了家，這樣一家人就只有一個男的，沒被抽壯丁。
這成了母親後半生最大的執念。因為我不在家，母親也再沒和二哥家分家，她在等著我回去。
不知是不是老天垂憐，媽媽的口信不負重托，半個月後竟然真的叫運商船帶到了基隆港，說給我定了親，趕緊回家成親。
雖然是陌生客商的簡單口信，但我的心裏激動萬分，我知道，這口信到達台灣，是多麽艱難。
我決定要回家！
我家的老屋一角
我在很短的時間內，把幾年間置辦好的家產全部變賣，換成一根金條，寫好了辭呈準備辭去警署裏的職務。
作為港口的警察，我認識不少商販，這裏隔一段時間就有前往溫州、寧波、上海前來的船舶，等他們返航的時候，我就想辦法上去。
我做好了一切準備，就等著那一天。
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國共兩黨同意在北平舉行和平談判。
得到訊息後的國軍官兵們無不歡呼雀躍，大家只覺終於可以回家了。
然而國民政府拒絕接受協定內容，國軍官兵士氣低迷，紛紛放下武器不再抵抗。潰敗的軍隊蜂擁而至，台灣各個港口混亂不堪。
隨著台灣當局對出港船只的管制，溫州的通航隨之中斷，我被派往台南高雄港執行任務，離溫州更遠了。
後來台灣、大陸兩方相互派特種部隊「摸哨」割對方耳朵，情治部門以「防患未然」為宗旨，人人都可能因為只言片語乃至「釣魚」被構陷入罪。
而我的警察身份較常人更加敏感，我根本不敢明目張膽去詢問打聽大陸的事，否則很可能判作投敵被殺。
我返鄉的希望，再次落空。
我移防到高雄後，經人介紹結婚成家，妻子是土生土長的高雄人。我們夫妻感情一直很好，是她的陪伴才讓我的鄉愁得以疏解。
我跟妻子的結婚照
當時我還分了公家的房子，生活還算安穩。像我一樣的其他外省人，他們沒有我這樣幸運。
入台以後，國民黨就高喊「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所以，沒人認為會在台灣久留，一切都是在將就湊合。
大部份人都沒帶什麽錢，就和家屬聚居在所屬單位、營房附近的廟宇、學校、農舍、牛欄裏，有的幹脆露宿街頭，日子異常艱苦。
有些過得不好的，用微薄的退休金過生活，有些去撿垃圾、做保安，省吃儉用去資助或者認養有困難的小孩……每個人都期待有一天能回到故鄉。
我家後山上有個放羊人，也是從大陸來的老兵，一輩子都沒有結婚，等著回家。
可他一直等到死，兩岸都沒有開放。他死時一個人，我幫忙料理了後事。
這種孤獨跟貧富貴賤無關。
我有位做文職的朋友同樣如此。過去是軍人，妻女被留在了大陸，他一直熬到退休，始終孤身一人。
我常叫兒子去看望他，防止有事。但很幸運的是，他等到了開放探親，終於返回湖南與親人團聚，那時候他身體已經很不好，我再沒有見過他。
我的全家福
我當了一輩子警察，當地人和漁民們有事常來找我處理，因為經常順手幫他們一些小忙，他們就喊我叫「土地公」。
但我最開心的還是談起家鄉，每次看到有關於溫州的報道，我都非常高興。
看見關於家鄉的雜誌、相片、圖冊，我都會細心地收起來，放在自己的櫃子裏，時不時拿出來看看。
後來兒子的同事送給他一張溫州地圖，他帶回來給我，我捧在手上，高興地翻來翻去不肯放手，在上面尋找兒時記憶深處的蛛絲馬跡。
除此之外，多數外省人想家時所能做的事也只有想盡辦法，寫信、轉信。
兩岸斷交的時候，我也曾寫信給一位去了日本的親戚，求他詢問家裏的情況，對方回了信，可等我再寫，卻被退了回來，後來我才知他已經回了大陸。
一直到1987年，我才終於能正大光明討論回家的事。
這一年的8月23日，報紙上的一則新聞震撼了整個台灣——「政府考慮開放民眾赴祖國大陸探親」。
「台北訊」：據悉，政府有關方面正審慎考慮，開放民眾赴祖國大陸探親，除現役軍人及公務員外，一般民眾均可經第三地區或國家赴祖國大陸探親。
「帶什麽回去好呢」、「旅費要多少錢」、「從香港進去，轉飛機要幾個鐘點啊」、「需要帶多少錢給家人」……
老兵們見面聊的，都是這個話題。
我趕緊提筆寫信，沒想到老家的地名已經改了，我的信，被送到了毗鄰瑞安縣的「西岸村」，輾轉一圈才到了溫州老家。
後來我終於能跟家鄉自由通訊了
家人終於知道我還活著。
1988年9月，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飛行——回家。
飛機從台北機場起飛的剎那，我的心隨著引擎巨大的轟鳴聲在顫抖。我坐在飛機靠窗位置，看著下面浮雲朵朵。
我從香港轉機飛往杭州，買了前往溫州的長途客車票，那是我闊別半個世紀的家鄉。
第二天，汽車從杭州出發，我記得，當年從溫州離家溯江而上的時候，車輪下的這條公路，在江面上看還是一條在山裏鑿出來的砂石小道，現在已經能通車了。
長途客車在夜色中蹣跚到了溫州西站。到站後，我根據介紹信在招待所中住了一夜，早上前去台聯登記後啟程往家趕。
回家的老路正是我當年參軍時從西岸到溫州的道路，也是日軍入侵溫州的路線之一。
但我走的是甌江邊上開的一條新的公路，不用再翻山越嶺，公共汽車三個小時就可以到澤雅。
到了澤雅已經是下午3點，沒有三輪車經過，我幹脆拎著皮箱徒步回家。
我路過了當年看戲的外垟，戲台早已被拆除。還有老鄉正在收著曬紙，滿地金黃色的紙張被秋風輕輕揚起後又落下，發出細細的簌簌聲。
家鄉曝曬的黃紙
我以前的上學路並未改道，只不過挖走了青石拓寬成了機耕路，路邊的行道樹剛種下去不久，長得只有成人般高。
走到西岸新建的鄉政府前，我停了下來，邊上是鱗次櫛比的新房，我完全認不得這裏了。
鄉音早已抹去的我，用閩南腔向鄉政府門口的人詢問：「請問周寶欽家怎麽走？」
他們告訴我，裏面有一個剛來上班的財稅幹部，是周寶欽的孫子，要帶我去看看。
「周俊武，這有人找你爺爺！」
話音剛落，院子裏走出一個年輕人，他剛從財稅學校畢業，被分到了家鄉的鄉政府上班。
看著眼前俊朗的後生，我眼睛逐漸發熱，模糊了起來：「你是寶欽的孫子？」
俊武不敢確定我是誰，站在那裏不知所措。
他帶著我一前一後拐進石板路中，盡頭就是回家的青石路嶺。
他說奶奶告訴過她，她有個小哥哥，以前會帶她在溪邊抓魚、會給她念書本的字……
她的奶奶就是我那一起長大的二嫂。
俊武突然又想起什麽，說小爺你在路口稍等，然後飛快地跑了去。
我站在巷口環顧了一下四周，原來的一座座青瓦木屋，如今全部新建成水泥房了。山邊那棵老柿子樹還在，露出半截樹冠。
青石嶺兩邊的稻田裏，稻穗在秋風裏點頭，池塘裏的麻鴨看見有人經過，「嘎嘎嘎」地遊到了另一頭。
我從來沒有走得這樣慢過，哪怕是過去放學為了晚一些到家跑河裏抓魚嬉戲……
50年來，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故鄉的氣息。
終於回家了。
俊武氣喘籲籲地跑回來的時候，腋下還夾了一條從小賣部買來的香煙，說要替我發給大家。
他遠遠地朝家喊：「三爺回來了，三爺回來了……」
嫂子先快步走出門外。
我看見滿臉皺紋的嫂子，楞住了，問道：「你還是我以前那個嫂子嗎？」
她含淚回答：「是！是！」
「你把這個家持得真好，辛苦你了！」
嫂子拉著我的手走進房子，大聲說：「你的弟弟，我的哥哥，他回來了！」
滿頭白發的二哥提著水煙鬥，屋子裏一下靜默了，我們看著彼此，千言萬語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我這才得知，我離家時，二哥被抓兵的人毒打後腿腳落下了病，一到潮熱的夏天，膝蓋腫得同臉盆一樣大。
每次衛生員過來，用針筒打進去，抽出來的黃水積液能裝滿半盆。
萬幸二哥還活著，對我就是活著就是最大的安慰。
看著蒼老的二哥，我忽然想起，自己還攢著個驚喜沒給他。
小時候，我在老屋的地下埋了些銅錢，邊上是母親睡覺的地方，我叫上哥哥嫂子跟我一塊挖。
可我們沿著門檻挖了一長條，挖透了也沒挖到。
我不信，我記得清清楚楚，就是我親手放在這裏的，那可是我童年唯一留存老屋的證據，怎麽會沒有，是不是給媽媽拿走用掉了？
想到這裏，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感覺又回到了小時候，母親帶著我們兄弟倆一起勞作的畫面。
母親沒能等到我回家，她早在1963年夏天去世。
二嫂（右）和侄女成花（左，口述者之一）
母親去山上幹活被毒蟲咬傷，傷口開始潰爛，衛生院查不出病因，只能躺在床上養。
彌留之際，母親囑咐二哥的女兒成花，「記得叫你爸爸找到你叔叔，回來一定要記得給他分一些家業。」
給兒子分家立業的執念，母親記了一輩子。
母親去世後，二哥去請了「靈姑娘」作法，想知道我還活著，還是早已去世。
如果我已經不在人世，那母親肯定見到我了。如果我還活著，他得想辦法找到我，當年我替他上的戰場，做哥哥的心裏過不了這個坎。
「靈姑娘」入定後，是用母親的口吻和二哥說的話，「你弟弟還活著，但是我是陰間的人了，我找不到他在那裏，還是要你們陽間活人去找。」
二哥有了一點希望，到處去問去找，但幾十年過去，一點訊息也沒有。
母親不在，但嫂子帶著一家人專門給我做了白鹹肉、蒸帶魚、豆腐鯗，都是我想了幾十年的家鄉味。
附近的鄉鄰知道我回來，都來向我打聽他們兒子、兄弟的下落。老宅上頭那戶人家的兒子當時跟我一起去的，我告訴他們，他已經犧牲了。
大家都羨慕我們，說老周家有福氣，出去的人幾十年還能再回來。
當時政策尚不明朗，所以在台灣的經歷我沒敢展開講，怕給家裏帶來麻煩。這些家人都明白，我不說的也不追問。
他們帶我沿著山間的古道四處散心，山間那些老水碓還在。
過去在澤雅，家家戶戶都會造紙，漫山遍野皆鋪滿紙張，所以老家也被人叫作「紙山」。
山間遍地都是水碓和紙槽，水碓要靠水流轉動，一般建在峽谷的溪澗裏，媽媽常帶我和哥哥穿過山林，去水碓造紙。
我家附近的水碓
水碓很大，碓頭有三百多斤，發出的聲音震耳欲聾，砸在搗臼裏，把用石灰水漚爛的竹料，搗成像絨毛一樣細的紙絨，然後放在紙槽裏撈起來曬幹，再揭下來暴曬後挑去賣。
熟悉的水碓喚醒了我的記憶。
而此時，母親就安息在山上普通的椅子墳裏，石頭築起的墳頭頂上布滿野草，我伏身上去拔掉，細細攏平黃土。
燃好炷香跟蠟燭，我跪在墳前，滿眼是淚。
媽，兒走歸了，兒想你喔。
周寶金老人的一生被分割成幾段，前半截在國仇家恨中，後半截在深深的鄉愁中。
來台的第一代，人生的路，是從那岸到這岸；第二代的人生，是這岸到那岸。
像周寶金一樣的第一代，就像隨風飄散的蒲公英，飄到哪就到哪，落地生根。
但人不是蒲公英，他們疼時會叫，冤時會哭，思鄉時會群起抗爭。
我們寫過不少台灣老兵們的返鄉故事，他們的回家之路既顛簸崎嶇又滿懷感恩。好像困境求生的陀螺，一遇到打擊又會重新開始打轉。
「回家」兩個字扣住了他們的一生，也給兩岸搭建了一座互通之橋。
當我們真的了解彼此真實生活，與各自的心路歷程時，我想每個人都會由衷地說一句：「大家都不容易！」
如此，那萬難無奈的過往，才會成為彌合裂痕的希望。
編輯：趙斯卡 霞姐
（文中照片為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