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變形記」
從小我就記得，奶奶晚上總要起來好幾次，說聽到院裏頭有聲音，是二叔回來了。
二叔離家的時候和奶奶交代過，只要半夜院裏有半塊磚頭落地的聲音，就給他開門，那是他回家了。
奶奶從此以後，就沒睡過囫圇覺，半夜裏總是伸長了耳朵聽，總覺得有磚頭落地的聲音。
所有人都覺得二叔死了，直到1988年，我在家門口看到一封神秘來信，我才相信了奶奶的直覺。
我們家在陜西省渭南市澄城縣西永固村（當時叫薛家嶺）。家裏最先上戰場的，是我的父親。
父親是家中老大，最聰明，也最受奶奶喜歡。他從小就給地主家幹活，看學堂裏的有錢人的娃娃念「人之初，性本善……」他也跟著念，念得還怪好，老師就註意到了他，叫到跟前讓他背書。
父親還真的背出來了。老師看他很聰明，專門拿了張紙教他念這些字，說其他娃娃都背不下來，讓他有時間常來學校背書，給這些娃娃看看。
長大了，父親也是家裏的頂梁柱，只是他一個人要養活一家七口人，還是很困難。我們家成了全村最窮的一戶。
遇上災荒年，一家人就得餓肚子。家裏實在沒辦法，只能把十幾歲的三叔過繼給了鄰村的王家。剩下的還是吃不飽飯，交不上人地主家的租子。
雖說日子再苦，大家也是不願去當兵的呀！子彈不長眼睛，上了戰場，說不定哪天人沒了家裏都還不知道。
我們家西永固村的老宅已經荒廢
但也有不得已的時候，1943年光景很是不好，「三年不下雨」，實在沒辦法父親就去當兵了。
我們這裏雖然沒有日本人，但國民黨還是到處拉壯丁，拉一個壯丁給一鬥麥，村裏有錢人不願意去當兵送命，就找人替，父親想著給家裏掙點救命口食，主動替人去了。
要是能逃回來最好，逃不回來，也相當劃算，總比在家等著餓死的好。
父親當了8個多月兵，終於找到機會，成功跑了回來，在家待了兩個晚上以為太平了。誰知剛好又碰上拉壯丁的，直接就把父親拉上走了，管你情願不情願。
上次成功逃了一把，父親信心滿滿，這次進了部隊，也一直等著機會逃跑。一天晚上，父親正摸黑準備逃跑，想不到，沒走幾步，就撞上了一個人。
「誰！」
父親一哆嗦，說話的正是他們的連長。
連長匯報後，說要槍斃他。人斃了，衣服不能浪費，淩晨兩點，連長押父親到刑場，把他身上的衣服脫得一幹二凈。
看眼前這個架勢是跑不了了，父親立馬跪在地上求連長，掏出身上幾個銅板，求連長能在他死後把他的屍首送回老家去。
天亮了，部隊所有士兵都圍在了刑場跟前，長官們也來了。父親全身赤裸只穿一條短褲，被槍抵著上了刑場，幾聲槍響，有人應聲倒地，都是和父親一樣做逃兵的。
天氣有點冷，父親只穿個褲頭，又驚又嚇，光著身子在寒風中瑟瑟發抖，大氣都不敢出一口。輪到他了，他突然急中生智，跪下大喊：長官，我是冤枉的！
父親跪著往前挪，膝蓋磨出來了血也沒停，終於挪到了長官跟前，大聲說，長官，我不是逃兵，我是抓逃兵的。
過了良久，長官開口了，這是個好兵，把他給放了。
打這以後，父親再也不敢跑了，就在部隊裏小心翼翼地混著，一晃三年過去了，抗戰勝利的時候，父親還沒輪到上戰場。
一想，就這樣跟著部隊混口飯吃，也是一條出路。只是覺得愧對一大家子人，部隊就駐在縣城，離家裏很近，卻就是回不去。
父親正懊惱時，二叔突然出現在部隊，自己找上門的。
父親第二次被抓壯丁不久，我的爺爺就去世了。
一家人在鄰村租地主的地種，現在家人想讓爺爺葉落歸根，回薛家嶺安葬。
本來想得好好的事，沒想到老家親戚誰都不讓二叔進門。最後辦事兒那天，一個人都沒來參加葬禮。
家裏實在太窮了，親戚都怕牽扯上關系，要多一口人吃飯，不敢搭理。
一晃爺爺去世快三年了，三年守孝期滿了就要「換服」，把白衣服脫掉，換成紅衣服。這是我們這裏的大日子，如果不辦得風風光光，就會讓人看不起。
二叔擔心會像三年前一樣，沒一個人上門。於是打聽著找到了父親部隊。
二叔和家裏商量好了，這次來是替父親當兵的，讓父親回來辦事。等家裏的事辦妥，兩兄弟再換回來。
走的時候，二叔特別和奶奶交代過，只要半夜裏院裏有半塊磚頭落地的聲音，就給他開門，那是他回家了。
那時候，全家人都堅信，以為就像當年父親回來一樣，二叔也會在某一天的深夜突然出現。不管是逃跑回來的，還是換回來的。
沒想到，命運這東西完全沒個準數，不是說換回來就能換回來的。
我爸在村裏確實是算個能耐人，回家以後各種走動、求人，找地主借了「高利貸」把事給風風光光辦了，全村人都來捧場。
在家呆了兩三個月，父親決定去把二叔換回來，到了縣城才知道，打完抗日戰爭，駐紮了兩三年的部隊，突然開拔上了前線。
我爸在部隊呆三年沒上戰場，二叔去三個月就趕上打仗了，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
安靜了多年的村莊也開始熱鬧起來，農村的院落很大，士兵住進了鄉親們的院子，奶奶記得最先家裏住進來的官兵夥食很好。
一家人餓得不行也不敢出聲，一個穿軍官模樣的人先給奶奶端一碗吃的，剛開始奶奶不敢要，軍官說他們還有，讓奶奶先吃士兵才準吃。
有一次奶奶正吃飯呢，就聽見南邊槍聲響，幾個鐘頭以後，發現外面死了很多人，才知道是打仗。
等到了跟前，看死人身上的軍裝不是一種顏色，村裏有懂這些的人說，灰衣服的就是解放軍，黃衣服的就是國民黨。
給奶奶端飯吃的人，就是穿黃軍裝。
後來，大家都說國民黨軍紀敗壞，好在我們這裏沒遭到什麽禍害，不過在當時，小村子裏訊息閉塞，也沒人說得清這些事，只要當兵的不搶我們村，就謝天謝地了。
何況二叔還在他們的部隊呢。
仗打得越來越兇，一邊是胡宗南部隊，一邊是彭老總部隊。
幾十萬大軍圍在一起打，小戰鬥頻繁發生，大戰鬥也不少，我們這裏的壺梯山是連線陜北與關中的交通要道，兩支大軍在這裏開始布兵。
有一天，天正熱著，附近防虜寨的人跑進村裏報信，說他們那裏有共產黨死了，好像是你薛家嶺村的人。
我們村加入共產黨的只有一個，叫薛印合。
這個人是我們家的遠房親戚，管我父親叫伯伯，我們八家共同祭祀一個祖先，每年都輪流祭祀。
他讀過書，思想進步，很早就奔赴延安，加入了共產黨，現在是解放軍，上面派他回來負責收集情報，領導遊擊隊。
那時候解放軍是從南往北打，薛印合小隊一共有七個人，他們在一個墳地裏面隱藏著，這裏面有很多柏樹。本來預定的時間是兩小時以後再打，結果突然提前了，敵人發現了他們（因為出現了內奸），他們中只了一個，其余的都犧牲了。
村裏人一聽，好幾個人包括我爸就去幫忙背屍體，推著鐵軲轆車就去了。走之前，薛印合的媽說，我兒子有24顆牙，你去了那裏要是有人有24顆牙，就是我兒子。
到了那兒，一看，野外裏到處躺著人，都被打得血淋淋的，把人害怕的，已經認不出屍體。
我爸端了一盆水，拿了個手帕，壯著膽子走過去，把臉上那血擦了擦，看清楚相貌，再把嘴掰開，數了數牙，說這就是我的侄兒。
屍體用席子一裹，捆上繩子，用鐵軲轆車拉回來，埋到他家的地裏了。
這個薛印合就是現在我們縣最有名的革命烈士薛仲舒。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在給薛仲舒修碑時，我們村有個人負責糊花圈，但那人沒文化，看這個兩旁的悼聯空空的，就給編了個順口溜，在兩個悼聯上寫：人生在世要公平，花開還有幾日紅。
結果人家革委會公社那幫人就狠狠地批鬥他。審問他，問你和這人有啥冤有啥仇呢？
革委會說他這句話就不對，不能寫「公平」。革命烈士犧牲怎麽會是不公平？胡說八道。意思是他侮辱了革命烈士。
其實糊紙匠真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們是一個爺爺的人，能有什麽仇呢？就是沒文化編了個順口溜，惹了禍。
前幾年縣裏頭又建烈士紀念碑，工作人員突然打電話給我幾個遠處的侄子侄女，讓他們趕緊回來，要開烈士紀念大會，其中有一個是他們的爺爺，也就是我的三叔。
三叔成了革命烈士，這是我們家誰也沒有想到的。
三叔過繼給鄰村的王家，改名叫王天錄。
三叔具體怎麽上的戰場不知道，烈士碑上寫他是主動跟著解放軍部隊走的。
我們家只知道三叔犧牲是在陜西眉縣馬家鎮戰鬥，這已經是1949年的夏天，這場大戰，解放軍大獲全勝，胡宗南部隊慘敗。
三叔在彭老總部隊，二叔在胡宗南的部隊，不知道兄弟倆是不是也在戰場上刀刃相見？也許，他們到死都不知道，失散多年的兄弟就在對方陣營裏。
三叔的碑文上記載，他隨軍行至眉縣，戰鬥打響後，他去搶救一個傷員，一顆炮彈落下，光榮犧牲了，時年24歲。
戰爭結束後，政府給三叔的養父家送了烈士牌。養父母家給他領養了個孩子，孩子很爭氣，很有出息。
三叔的烈士墓碑
三叔犧牲的訊息傳來後，家裏一直瞞著奶奶。只是時間長了，奶奶就問，老三這孩子怎麽好長時間都沒到我這裏來了，大家哄她，說三叔是到外面做活去了。
全家人都不敢和奶奶說三叔死到戰場上去了，因為怕她受打擊，老二兒子不見了，老三兒子給了別人也死了，她經受不住打擊。
再過幾年，奶奶有些埋怨，總是說，我把他看十幾年，結果人家看都不看我，不認我這個娘了。
二叔還是一點訊息也沒有。所有人都覺得二叔死了，只有奶奶不這麽覺得。她留著二叔所有的衣服、鞋子，一樣都沒扔，說他總有一天會回來的。
特別是逢年過節的時候，奶奶晚上都要起來幾次，總是說自己聽到院裏頭有磚頭落地的聲音，好幾次爬起來一看，可哪有人嘛？
此時全國已經解放了，父親開始磨豆腐置了一份業，做豆腐滿街的賣，一個人養活了一大家子，慢慢的生活也好起來了。
因不知道二叔到底是死是活，我爸決定為他領養一個孩子，說是將來要繼承二叔的香火。
東家挑，西家選，又借遍了全村家家戶戶，終於湊夠了八石糧，娃娃進了我們家的門，又漲兩石糧。讓開口叫奶奶，大意了——這娃娃連話都說不清。
每天早上母親把堂弟的衣裳遞上，把他背到學校，讓他念書。沒想到光小學五年級就念了8年，老師氣得挑眉毛：把你娃領回去，他學不下。
父親安排他去學技術，也沒學成，長成大人後給娶了媳婦，成了家。不管怎樣，用父母的話說是「終於有交代了。」
一家人都以為二叔的事兒已經塵埃落定，卻沒想到，二叔的失蹤，陰差陽錯地打亂了我的人生。
從小到大，我在校一直是優秀學生，高中畢業去搞團工作，做了些成績，半年之後讓我兼職大隊的婦女工作，一職兩責。
團支部把優秀團員的名字上報縣，我也在其中，我就寫了份入黨申請書。黨組織考察後說，你都合格，就是有個親人下落不明，批不了。那是70年代中期。
我（一排右二）參加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二叔不在我從小就知道，父親心裏一直對二叔有愧，覺得本來失蹤的應該是他。幫二嬸改嫁，替二叔領養了小孩，照顧他長大成人，只能透過這些事兒來彌補了。
逢年過節家裏總會給二叔添雙筷子。但說一句良心話，是死了還是活誰都不知道，確實咱就是聯系不上。
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寫過入黨申請書。
最後沒辦法，我自己做生意去了，收蘋果。有一年收蘋果掙了不少錢，那時候一輩子都沒見過那麽多錢，然後就擴大繼續收蘋果。
一年又一年，父母老了，奶奶也走了，她沒能等到磚頭落地的聲音。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我也成了家，生了第一個孩子，還沒滿100天，父親就病了。
父親生病已經有半個月了，那天他起不來床，黑眼珠往上翻，兩頰深深地陷進去。
村裏正好來了些老人，見著我爸這個樣子嚇了一跳，「緊寒的話6天，慢寒的話9天。這病都已經過了9天了，看來人活不成了……」
這一說，我們這才意識到這病有多麽嚴重，母親在家照顧父親，我趕緊去給裁縫送布做壽衣。
那是1988年的冬天，我急匆匆地出門，在大門口碰上村裏的韓老師，他遞過來一封信，我歪頭看了看信封，一眼掃到了「台灣」兩個字，但卻讀不通順，都是些「老字」。
當時哪有心情研究這個，我腦子裏嗡嗡的靜不下來，一心想手裏的這塊布。
「韓老師，你趕緊把這信拿給我媽。」我又不放心的囑咐道，「她就在屋子裏，我爸病重的，我得趕緊走。」
行行行。韓老師滿口答應。
剛走到裁縫家，把布放下，村裏人就來喊我，說救護車都到你們家門口了。
在醫院裏一住就是幾個月，到過年前父親的病竟然好全了。我和醫院工作的小妹說，年前有封從台灣來的信，準是二叔寄的，怪不得這麽多年他音訊全無，原來是去了台灣。
等到第二年春天，小妹回家說，在住院部工作時剛好碰到統戰部的人，聽說我們家收到了台灣的信，他們願意幫我們查人。
這是我們家等了幾十年的好訊息，我趕緊讓母親把信找出來。
一問，母親楞住了。仔細一想，當天韓老師確實進屋來了，但家裏亂哄哄的，韓老師什麽也沒說，就離開了，更沒提信的事。
我的心裏隱隱覺得，大事不好。趕緊去找韓老師。
可萬萬沒想到，韓老師拿不出那封信了。我問了半天，他前面說不知道，後面支支吾吾說信被他燒了。說是過年學校打掃衛生就把廢紙全燒了，不光燒了我們家的信，所有廢紙都燒了。
我火一下上來了，朝著他嚷了起來。韓老師也很生氣，說就是燒了，還要攆我走。我們吵了起來，
最後韓老師差點哭了，說倆家沒仇沒怨，還是親戚，燒信是他的錯，請原諒。
我問他是不是看過信的內容，他說沒有，我問他還記得信封上面的地址了嗎。他也說不記得。
好吧，我也哭了，又生氣又無能為力。
是因為覺得死人晦氣燒了那封信？還是害怕那兩個字燒了信？信上都寫了什麽？信件的地址是哪裏？
甚至有人幫我分析，會不會是信裏有錢，韓老師拿走了，所以不願意告訴我。
我們什麽都不知道，只能死死纏結著韓老師，隔一段時間就找他一次，想讓他回憶一下，每次得到的的回答都一樣——燒了，不知道。
父親更是生氣，說不管韓老師是不是親戚，都要把他拉大隊去理論理論。我擔心父親身體，趕緊勸他算了。
這封來信成了我們家的謎案，也成了新的希望。
有信來，說明二叔人還在呀。
直到1992年熱起來的時候，大概是五六月，麥子熟了，才有了一點訊息。
父親中午從外面回來，就急匆匆讓我帶他上隔壁的村子北莊去，那時候飯快做好了，父親卻等不及說回來再吃，得趕緊上北莊去。
原來北莊有個老人從台灣回來，父親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二叔的線索。
父親那年已經82歲了，我可不敢騎單車帶他，好在路途不遠，我一路用單車推著他到了北莊。
我能感受到父親內心的激動，他和奶奶一樣，等待著那塊磚頭落地。
那從台灣回來的老人已經89了。雖然是從台灣回來的，和我們這邊的老頭也差不多，普普通通的，我有些聽不懂老人家說話，只看到他直擺手。
旁邊人轉譯說，他說部隊不一樣，參軍的地點都不一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兒。
老人還是耐心幫我們分析，既然來了信，人肯定還在。他告訴我們，他在台灣生活，活得也很好。
我們唯一能提供的資訊就是二叔的名字——薛丙順。
老人擺擺手，不作數，台灣的人和咱們這裏的人不一樣，很多人都有幾個姓幾個名字。他讓我們想想征兵時候登記的是誰的名字。
我爸的登記名字是薛景玉和薛丙乾，二叔登記名字應該是薛丙順，總之，這三個人都有可能，但是當時抓壯丁時候也可能是頂替別人，也有可能用了別人的名字。
這麽一來，資訊就更加復雜了。
這次回來後，父親很難過，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找我說過話。
父親、小妹和我
有一天他主動找我，還說要給我看樣東西。
他把我帶到我家專門放祖宗牌位的桌子上，我們家人過節日都要在這桌上「獻祖宗」，每次獻祖時都在這兒放一碗飯把筷子放上，對著他們說，爺爺奶奶先叫你們吃。
今天不是獻祖的日子，父親開啟一個用紅綢子包好的東西，竟然是一塊牌位，仔細看上面寫著二叔的名字和出生年月。
父親和二叔的牌位，二叔的已經模糊不清
父親說，你二叔在不在我也不知道，在也好，死了也好，反正都沒有找到人，都是我的遺憾。把這個東西放在跟前，以後獻祖的時候一起獻了，也是個念想。
母親說，你看你這樣子幹啥，二弟人肯定在呢。
父親說，趁我在著呢，要讓家裏的娃養成這個習慣，別忘記了。
沒過幾天就是八月十五，父親特意坐著看著我獻，說以後自己老了，不在了，你們也這樣獻吧，我就放心了。
父親知道自己老了，他有預感，自己等不到那半塊磚頭落下的聲音，得提前交代好後事。
父親走是1994年春節，那一年發生了很多事兒，但都沒有什麽好結果。正月初六，父親說他夢到一輛車停在我們的老房子跟前，要接他走，覺得是個不好的預兆。
父親的小妹當天也做了一模一樣的夢，感覺心裏不踏實，特意來我們家拜年。那天晚上，父親就去世了。
我想，如果二叔還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會不會也做了這個奇怪的夢？
薛存芳阿姨在父親去世後，她也沒有停止尋找二叔。
采訪時，薛阿姨說這麽多年，不知道是不是找魔怔了，反而更覺得二叔沒有死，就在台灣。
她甚至和家人做了詳細分工，準備去台灣待一年兩年，慢慢找。後來去咨詢才知道，台灣不是她想去就能去的，這才不得已停止了計劃。
現在，他們家尋找二叔的任務已經交給薛阿姨的兒子，薛阿姨兒子從上大學就開始就在給台灣朋友、海基會等寫信。
我采訪過太多尋找「二叔」的故事，在我心裏，二叔已成為戰爭失蹤者的代表。
對於大多的戰爭失蹤者家屬來說，幾十年過去，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尋找的過程才至關重要，它代表著——永不忘記。
這些失蹤的親人，因為是父輩心裏放不下的惦記，也成了後人想要解開的謎。這個謎就是我們塵封已久的歷史記憶。
對於每一個走上戰場的士兵來說，死亡都不是真正的離別，忘卻才是。
編輯：霞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