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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中法戰爭:劉銘傳有何長處?清廷起用賦閑13年的他救台灣危局

2024-09-12台海

我是棠棣,一枚歷史愛好者。歡迎大家【關註】我,一起談古論今,縱論天下大勢。君子一世,為學、交友而已!

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了的清政府被迫和英、美、法、俄四國簽訂了喪權厚國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其中一款規定:外國船(包括兵船)可以往來於沿海各通商口岸。

1884年初,海軍準將利士比接替了梅依的職位。

1、法國海軍的試探

光緒十年二月十五日,法軍攻下援越桂軍長期駐防的北寧。

二月二十一日(3月18日),利士比問法國海軍部報告:

「根據我所得到的傳聞,目前中國居民的最大憂慮,似乎是由於中國正規軍參戰保衛北寧,法國將會索取一大筆巨額賠款。」

二十八日(25日)又報稱:

「中國的兩廣總督因我們在東京的勝利而驚恐萬狀,因為他無疑會特別害怕我們索取大筆的戰爭賠款。」

或許是由於利士比的這些報告,促使法國政府產生向中國索賠軍費的念頭。為了預防中國不肯妥協讓步,以至法國為了勒索到賠款而需要進行奪取質押品的戰爭,利士比未雨綢繆,派出手下各艦前赴中國各海口偵探,其中,「窩爾達」號來到台北基隆港,「收集我們感興趣的一切情報」。於是,艦長福祿諾一手導演了「三月十八日事件」。

三月十八日,「窩爾達」艦來到基隆港外,先是發出訊號要求港方派引水員前來引港,但引水員以法船從未到過基隆(此時還沒有法國商人來台灣貿易),不敢代為引水,「窩爾達」號只得自行進港。

接著,法船員又找到當地專辦洋船水菜的商家,要求宰牛兩只作為船上食物,該商家不敢承辦。法船又向英商得忌利士洋行提出買煤60噸,但洋行存煤不多,也不能滿足其要求。

午刻,法艦派出兩個船員登岸上山瞭望,偷繪基隆地形圖。

事情至此,「窩爾達」艦的偵察任務本已完成,但福祿諾仍不滿足,仍想考查一下守軍的警惕性和抵抗意誌。於是又借口清兵以戲狗為題,置罵法國船員,致函守軍統領曹誌忠,要求清方飭令管理炮台的武弁數員前往登艦賠禮認錯道款,並囑令設法彈壓所部兵丁。

又以買煤不成,致函要挾基隆通判粱純夫,第二天,由於沒有得到答復,福祿諾又致函中方官員,公然以武力相威脅。

梁純夫、曹誌忠在法艦的脅迫下,一一屈從其要求,福祿諾見試探目的已經達到,遂於二十日啟航出口。

事後,劉璈接到梁純夫、曹誌忠等人關於此事的稟報後,並未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只是對法艦以小隙挑釁,事出情理之外而感到困惑。

他上稟福建督撫,建議透過外交交涉的途徑來約束法艦。

「觀音橋事件」後赴華率領法艦的孤拔,曾向法國政府建議在中國沿海采取行動時,目標是旅順、煙台、威海衛、吳淞、福州,但沒提到台灣。茹費理卻根據利士比的報告選定了台灣,「在所有的擔保中,台灣是最良好的、選擇得最適當的、最容易守、守起來又是最不費錢的擔保品」。 因此,從某種意義來說:三月十八日的「窩爾達」艦基隆之行,是法軍侵台的契機和起點。對此,劉璈可是懵然無知的。

台灣岌岌可危了,靠誰來挽回危局呢?

2、劉銘傳其人

清政府物色來挽救台灣危局的人選,是淮軍宿將、前直隸提督劉銘傳。

劉銘傳,字省三,號大潛山人,公元1836年生於安徽肥西縣。他年幼時生過天花,臉上落下麻子,身材也不甚高大,但神態氣質別具一格。

陳衍所撰【劉銘傳別傳】稱他:

「面黃黑,疏麻隆準,軀不逾中人,雜立稠眾中,一望輒見,若高出人表然。」

在他一生的傳奇性經歷中,與日後領導台灣抗法戰爭有關的事情,大約有如下幾件:

(1)誌向遠大。

雖然劉銘傳出生於貧苦家庭,但據說從小胸懷大誌,極有抱負,「尤好治兵家言,常以大兵家皆以治家列奇零之數,其正者則在治國」。曾多次登上家鄉的大潛山巔,仰天長嘆:「大丈夫生當有爵,死有謚。」

同治九年,李鴻章奏薦他督辦陜西軍務時稱他:

「近年辭官歸裏,折節讀書,深明大義,其誌趣願為國家效死。」

台灣史學家莊練也評論:

「劉銘傳乃是一個有抱負有大誌的功名之士,他很希望能夠做出一番偉大的事業,以期對國家有所貢獻。」

劉銘傳這種強烈的報國情緒,在外敵入侵的危難時刻,很容易就昇華為一種熾熱的愛國精神。還在1883年初,他聞知中國出兵援越抗法,就自告奮勇,願意率舊部萬人前往越南作戰。

現在,接受新命後,他的反侵略熱情突出地表現為兩點:

①赴機迅速。

受命後,劉銘傳認為:「現值事機緊急,自宜早日到台,以免棘手。」 於是顧不上調集舊部兵將,即孤身渡台。與之相比,早在光緒九年(1883年)便奉旨協防福建,光緒十年(1884年)八月又被命赴台協防的楊嶽斌、光緒十年五月奉旨助滇的鮑超,均因行動遲緩,都未趕及戰事。

②對敵態度堅決。

基隆守將曹誌忠受福祿諾的愚弄,飭令將弁不準對法艦肇生事端,其實是放棄警戒;而基隆通判梁純夫則出告示,要求商民與法艦正常貿易;這些做法,都很容易給法艦制造突襲基隆的機會。而劉銘傳赴台伊始,因為法艦「費勒斯」艦尾隨而來,並重施「窩爾達」艦的故伎,要求上岸聯系購煤,即遭到劉銘傳的峻拒,並下令軍兵加強戒備。 從而在法艦六月十五日的突襲中高度戒備,並戰而勝之。後來,劉銘傳在內外交困的艱難情況下,堅持鬥爭,最後領導台北軍民取得抗法戰爭的勝利,都與他對敵態度堅決有很大關系。

(2)豐富的軍事閱歷。

劉銘傳出身貧寒,十五六歲時曾販過私鹽,後來因為殺死一個侮辱其父的士豪,被鄉人擁為當地的頭目。 當太平軍、撚軍在安徽活動時,1859年,23歲的劉銘傳接受官府的招安,受委「辦理本鄉團練」,從此步入官場。

1862年,當李鴻章奉曾國藩之命,回鄉招募淮勇時,已因功晉升為都司的劉銘傳,經同鄉張樹聲的介紹,投到李鴻章麾下,募成銘字營,隨同征戰。不到十年,劉銘傳所率銘字營就發展為人數量多時將近二萬人的銘軍,成為淮軍中的頭號主力部隊。

劉銘傳本人也不斷地擢升官職。 1864年,他因參與鎮壓太平軍有功,被授為直隸提督,賞穿黃馬褂,賜頭品頂戴。1868年,又因參與剿滅東撚有功,賞喝三等輕車都尉世職。同年,復因參與剿滅西撚有功,普爵一等男。

1871年,劉銘傳奉旨督辦陜西軍務,成為當時淮系各將中官銜最顯赫者。

這十幾年出生入死的戎馬生涯,使劉銘傳獲得了豐富的軍事經驗。

李鴻章曾奏稱:

「查劉銘傳智勇才略可當一面,於軍事歷著成效,久在聖明洞鑒之中。其治軍以操練紀律為要,愛民除害為本,至其意度豁達,性情爽直,能駕馭將士而使各盡力,能決機俄頃而應變不窮。」

從而為他在日後領導台北抗法戰爭時,正確分析敵我力量的強弱對比,采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指揮一支派系復雜、裝備窺劣、訓練不精、倉促組合的軍隊,戰勝用先進的洋槍洋炮洋艦武裝起來的法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3)接受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先進思想。

劉銘傳長期追隨的老上司李鴻章是洋務派領袖,劉銘傳受其影響和熏陶,潛移默化,也就亦步亦趨,接受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先進思想。

台灣史學家王爾敏指出:

「淮軍一直為開風氣的先驅,使用新式槍槭,既多且精,隨時代的不同而改進。並時各軍,均不能及。」

劉銘傳作為淮系首將,自然不甘後人,他在組建和指揮銘軍時,很早就註意用洋槍洋炮來裝備部隊,聘請洋教習來訓練士兵,劉銘傳還和法國炮兵軍官畢乃爾結成終生友誼。銘軍內部份為步、騎、炮等兵種,所用槍械,悉改泰西新式,所以銘軍的戰鬥力一直很強。

後來,劉銘傳賦閑在家期間,設法購買了許多西方書籍和報刊的中譯本來閱讀,並經常遊歷江南,結交陳寶琛、徐潤、薛福成等人,他們有的是洋務派人物,有的是具有改良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

據說,有一次,劉銘傳與人飲宴,酒酣耳熱之際,他乘醉拍案而起,大聲疾呼:

「公等識之,中國不變西法,罷科舉,火六部例案,速開西校,譯西書以厲人才,不出十年,事不可為矣。」

1881年,中俄因交收伊犁問題起釁,清政府特召賦閑已久的劉銘傳入京計議軍國大事。在陛見時,劉銘傳上奏【籌造鐵路自強折】,指出俄日兩國正在加緊修築鐵路,以備入侵中國。 建議清政府立即著手籌建南北三條鐵路。 劉銘傳的建議終因守舊派的反對而不為清政府所采納,但他是清朝官員中較早提出要修造鐵路的人,在洋務運動中有其一定的地位。

在當時的武將中,像劉銘傳這樣主動地廣泛地深入地接受西方的軍事技術和先進思想,還是比較罕見的,因此,劉銘傳堪稱為「洋務將軍」。

正是由於他洞悉中外強弱的對比,了解近代軍事技術的發展情況,才使劉銘傳在籌防台灣時能夠抓住要害問題大力整頓,在作戰時能采取比較靈活機動的戰略技術,揚長避短,抵禦並戰勝法國侵略軍。

3、劉銘傳對台灣戰局的不利因素

然而,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劉銘傳身上也有不足之處,其中與台灣戰事有關的是:

(1)與左宗棠結怨。

淮系領袖李鴻章和湘系另一領袖左宗棠長期不和,作為李鴻章的得力部將,劉銘傳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在督辦陜西軍務期間,劉銘傳深受以陜甘總督身份亦督辦陜西軍務的左宗棠排擠。

莊練先生指出:

「劉銘傳到陜將近半年之後,因感事事受制於左,處處遭其白眼,不但心中難堪,而且亦已意識到無法在此與左宗棠共建功名。」

這時,清政府有密旨給劉銘傳,要他移密偵探左宗棠及所部湘軍的情況,劉銘傳在復奏時乘機說了左宗棠的不少壞話,此事被左宗棠知道後,遂與劉銘傳結怨。

劉銘傳奉旨督辦台灣事務後不久,左宗棠也奉旨督辦福建海疆事務,儼然成了劉銘傳的頂頭上司,而台灣道劉璈又是左宗棠一手扶植起來的老部下。 他們兩人內外勾結,上下夾攻,不顧台灣的抗法大局,一直不斷地給劉銘傳出難題、找麻須,最後,左宗棠甚至殺氣騰騰地抓住劉銘傳遺失基隆一事,上奏清政府,要求如同對待遺失北寧的前廣西、雲南巡撫一樣,給予劉銘傳革職拿辦處分。

他們這些行動,給劉銘傳帶來了不少的幹擾和壓力,弄得劉銘傳一度忙於應付,焦頭爛額。

(2)與霆軍結仇。

同治六年(1867年)三月,劉銘傳在湖北追剿撚軍時,與霆軍統領鮑超相約,在尹隆河一帶兩路合擊東撚。 到時,求功心切的劉銘傳不顧部下大將唐殿魁力主持重的意見,一意要行險邀功,於是不待霆軍到來,就提前一個時辰孤軍出擊。 結果,寡不敵眾,反而陷入撚軍的包圍之中,大將唐殿魁等戰死,劉銘傳本人也丟盔棄甲,坐地等死,差點全軍覆沒。幸得鮑超率軍及時趕到,內外夾攻,才救出劉銘傳和銘軍殘部。 事後,劉銘傳為了推諉責任,就恩將仇報,夥同李鴻章上奏,諱敗為勝,反誣鮑超不能如期約會,致陷銘軍於險地。

清政府一時不辨真偽,頒旨譴責鮑超,鮑超好心不得好報,立功反遭譴責,氣得發昏吐血,舊疾復發,只得向清政府乞病去職,所部霆軍隨之大部遭散。

霆軍大將孫開華在此之前奉調福建,已帶所部赴任。 後來,霆軍將領宋國永、曹誌忠也先後到福建發展。抗法期間,曹誌忠率所部六營守基隆,已升任署理福建陸路提督的孫開華剛率所部守滬尾,並先被任為台北諸軍總統,後任幫辦台灣軍務,在軍中地位僅次於劉銘傳。

劉銘傳赴台後,花了很大力氣才籠絡孫、曹二將,團結對敵。但孫開華對劉銘傳積怨甚深,面和心不和。二人雖然勉強合作取得滬尾大捷,但關系始終不能融洽。 當台北戰局危急之時,尚能顧全大局,隱忍不發。當戰事稍趨平穩,孫開華就附和左宗棠攻訐劉銘傳,劉銘傳也奏請清政府不要信任和重用孫開華,最終二人反目成仇。 劉、孫不和,對劉銘傳抗法事業自然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4、一波三折的仕途歷程

1871年,劉銘傳在督辦陜西軍務任上稱病乞休,獲準賞假三個月回籍調理。孰料就在他離任期間,仍留駐陜西的部份銘軍將士因不服新任統領曹誌忠而嘩潰。清政府遷怒於劉銘傳,將其革職,從此,劉銘傳賦閑在家13年。

然而,此時淮軍已繼湘軍之後成為國內首屈一指的主力部隊,清政府要抗敵禦侮,保家衛國,自然就要出動淮軍,也就免不了要借重劉銘傳這員淮系首將。 因此,當中法釁起,戰事日亟的時候,在清廷朝野中就不時發出要求重新起用劉銘傳的呼聲。

光緒九年(1883年)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有旨,任命李鴻章督辦援越抗法事宜,節制廣東、廣西、雲南三省防軍。李鴻章的任命下,朝野就有不少人建議清政府重新啟用劉銘傳襄助李鴻章。

四月十一日(17日),監察禦史陳啟泰上奏:

「李鴻章舊部劉銘傳頗具將才,海道進兵,似可責其獨當一面。」

十八日(24日),署左副都禦史張佩綸也奏稱: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淮軍名將,卓著戰功。應懇恩令劉銘傳襄辦法越事宜,兼統兩粵官軍,或駐瓊崖以窺西貢,或出南寧以至越邊。洋槍精隊始自銘傳,粵東地方集兵購器尤屬易易,應飭令募足萬人,迅成勁旅,以赴機宜。」

在李鴻章幕下的閣學袁保齡,因聞劉銘傳近頗奮發,有得舊部萬人,願往保越之說。認為如有朝命起用,優以事權,或當投袂而起。因而利用自己的私人關系,兩次上書軍機大臣李鴻藻,力薦劉銘傳可任援越抗法的重任。

但是,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朝野諸人這番薦舉劉銘傳的行動,都沒有取得預期的結果。

據說,當年參與鎮壓太平軍時,劉銘傳曾於常州無意中得到一件珍貴文物——「虢季子白盤」。曾中狀元,兩任帝師,官居尚書的翁同龢,也對文物酷愛如命,聞知此事後,多次托人欲以重金向劉銘傳購買這件國寶,甚至願意與劉家結為姻親,但都遭到劉銘傳的拒絕,翁劉從此交惡。

光緒九年(1883年),翁同龢得任軍機大臣,權勢炙手可熱。可能是由於翁同龢的從中作梗,清政府雖然采納了重新起用劉銘傳的建議,但旨意卻十分冷淡,既沒打算讓他「獨當一面」或給予「襄辦法越事宜」的頭銜,也沒有讓他「募足萬人,迅成勁旅」的意思,只是於四月十八日密諭李鴻章:

「提督劉銘傳系李鴻章舊部宿將,聲望夙著,如令其調募數營,統帶前赴粵西作為後路援軍,於事能否有濟,著李鴻章悉心酌度,據實復陳。」

當時,奉旨督辦廣西關外軍務的是徐延旭,這是一個不懂軍事而又年老多病的文官,而統帶關外邊軍的分別是劉銘傳的多年舊將記名提督黃桂蘭,以及題奏道趙沃,這三個人無論資歷或是職銜都遠遠不如劉銘傳,更不用說軍事才能了。

但如劉銘傳遵旨調募數營,前赴廣西作為後路援軍的話,就將成為聽從徐延旭、黃桂蘭等人節制調遣的偏裨之將,這就不是重用劉銘傳,而是侮弄和調侃他,拿他來開玩笑。 李鴻章深知劉銘傳生性倨傲,做事喜歡獨當一面,不肯輕易下人,即使對待他這個多年的老上司,每「抗論大計,輒面赤眥裂」,因而肯定不會接受清政府的這種安排。

果然不出所料,李鴻章奉旨函招劉銘傳來滬面商,探詢他能否遵旨酌調舊部統帶赴粵。 劉銘傳表面上感激恩知,誓當及時圖報,卻借口「舊患目疾,現值肝陽上沖,目蒙愈甚。若冒暑遠役,誠恐辦事掣肘,病更加劇,而於事仍無所裨助,昨已回籍就醫」,將事情推脫了。

後來,黃桂蘭因兵敗北寧而服毒自盡,出身淮系的兩廣總督張樹聲受牽連去職,曾有函抱怨劉銘傳當日不肯出山相助黃桂蘭:「又恨閣下之遺棄世事,不肯折棰以清羌胡也。」

5、二次起復的失敗

李鴻章等人並未因此而罷休,一有機會,他們就接二連三地上奏,要求清政府重新起用劉銘傳。如光緒九年七月二十五日(8月27日),太常寺卿吳大澄【請命將出師以解越南之危片】稱: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才略過人,身經百戰,年力稍壯,舊部亦多勁旅,若能假以事權,必可勝封折之寄。」

八月二十八日(9月28日),李鴻章借復陳北洋防務情形之機奏稱:「劉銘傳非獨當一面,不能罄其所長。」

當時,山西巡撫張之洞,亦欲上折保薦劉銘傳,事前,曾有函征求李鴻章的意見。李鴻章復函暗示非朝廷予以重用,劉銘傳不會輕易出山。 雖然張之洞未接此復函即已於十二月初六日(1月3日)上奏,但對於李鴻章的意思早已心領神會,因而在奏折中不僅要求清政府重用劉銘傳,還建議破格予以文職,奏上後,清政府十分重視,批轉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大臣會同妥議具奏。

兩衙門復奏稱:劉銘傳等「曾著戰功,應否調京備用,伏候聖裁」。

可能由於執政者與劉銘傳的積怨未消,所以這些奏復呈上後,又沒了下文,要求重新起用劉銘傳的努力再次失敗了。

光緒十年(1884年)二月,原班軍機處因北寧之敗全遭罷免,劉銘傳的對頭翁同龢亦出局。新的軍機處組成後,劉銘傳復出一事才有了轉機。

6、受命台灣防務

光緒十年二月初八日(3月5日),張佩綸上奏【擬請武科改試洋操折】稱:

「起鮑超、劉銘傳輩以任洋務,未必勝任,然欲選中國之武將,再求一如鮑超、劉銘傳者,能乎。」

北寧戰敗後,前敵需人,三月初四日(30日),江南道監察禦史吳峋上奏【邊事屢敗,請簡任宿將折】,奏薦鮑超、劉銘傳稱:

「雖有訾議,要為中國名將,徜蒙天恩加以巡撫銜」,使劉銘傳統現有淮軍,由輪船到廣東,陸行出關,於戰事必有好處。

二十五、二十六兩日,清政府接連收到工科給事中秦鐘簡、通政使司參議延茂的奏折,要求重新起用包括劉銘傳在內的宿將。同時,清政府又接到李鴻章報告利士比率法艦八艘向北開駛,有並力內犯的跡象。

局勢危急,清政府才於三月二十六日(4月21日)頒旨: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統兵有年,威望素著,前患目疾涼已就痊。現值時勢艱難,需材孔亟,著李鴻章傳知該提督即行來京陛見,以資任使。」

清政府準備如何任使劉銘傳呢?

接奉赴京陛見的朝首後,劉銘傳先到南京,與兩江總督、南洋大臣曾國荃會晤了兩次,商量日後兩人互相協作的事情。

五月二十日(6月13日),他航海到達天津,不但見著老上司李鴻章,也與恰巧逗留此處的新授署理兩廣總督張之洞、會辦福建海疆事務張佩綸、會辦北洋海防吳大澄等相逢。

這樣一路聯絡,不但使從未籌辦過海防的劉銘傳集思廣益,開闊眼界,而且聯絡各方大員的感情,奠定定日後閩、粵、南北洋四處督撫聯合援台的格局。

在天津,劉銘傳與李鴻章等人盤桓十余天後,才轉赴北京。閏五月初二日(24日),慈禧太後和光緒帝召見了劉銘傳。

陛見時,劉銘傳上奏了【避籌整頓海防講求武備折】,其中條陳了海防十事,包括:嚴守商埠和產煤之區;改建各海口炮台;籌辦新式海軍;購買外洋新式槍炮等。 這個奏折大概是劉銘傳和李鴻章商討後的結果,因為在此之前,他並未實際籌辦過海防,如果沒有李鴻章等人的悉心指點,很難設想他會說出如此中肯的意見。

不過,此折並未針對台灣防務立言,也是他未被內定督辦台防的一個標誌。

至於清政府授給劉銘傳巡銜督辦台灣防務,可能是出於如下原因:

(1)當清政府官召劉銘傳後,四月十二日(6月6日),署國子監祭酒李端芬奏清清政府破格重用劉銘傳,加上有張之洞、吳恂等人的前奏,所以才有授劉銘傳巡撫銜事。

(2)在劉銘傳陛見前,清政府已得知台灣鎮道不和及法艦偵察基隆等事,法軍的侵台野心已昭然若揭。特別是台灣防務並不可靠,急須職務高於並能夠駕馭台灣鎮道的知兵大員前去鎮守。

(3)大概在劉銘傳陛見後的一二天後,清政府便得悉援越桂軍在觀音橋與法軍沖突並開仗的訊息,中法關系呈現微妙局面,【中法和約】面臨被撕毀,中法戰火將會重開的危險,由於福祿諾曾代表法國聲明:「和局不成,將取台灣、福州。」因而台灣岌岌可危。

此時清政府已在各地添派大員:雲南加派鮑超,廣西新派潘鼎新,廣東是彭玉鱗和張之洞,北洋是吳大澄,南洋是陳寶琛,福建是張佩綸和楊嶽斌。

所以順理成章,才有了閏五月初四日(6月26日)的諭旨:

「前直隸提督劉銘傳,著賞給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所有台灣鎮道以下各官均歸節制。」

劉銘傳奉旨督辦台灣事務的第三天,中法關系急劇惡化。

一個索賠,一個堅拒,互不相讓,關系瀕於破裂。局勢如此緊急,劉銘傳雖然毫無準備,但他掛念台灣安危,決定不等調集舊部兵將即孤身赴台。 為此,他於閏五月十二日(7月4日),向慈禧太後、光緒帝匆匆陛辭請訓,隨後又請執政的醇親王奕譞指授方略。

諸事粗有頭緒後,閏五月十六日(8日),劉銘傳在天津啟用「巡撫銜督辦台灣事務前直隸提督關防」的木質大印。 十八日(10日),劉銘傳乘船離開天津南下,於二十日(2日)到達上海。

在上海,他停留了兩天,一是籌運滬寧所撥軍械;二是設法訂購新的軍械;三是招集一些幕僚隨員。劉銘傳從上海乘船啟行,於二十四日(16日)到達基隆登岸。

關於劉銘傳航海渡台的經過,曾經流傳有這樣一則軼聞,即劉銘傳用計巧妙地擺脫法艦的襲擊陰謀。

如【紀劉省三宮保守台灣事狀】一文稱:

劉銘傳督辦台灣事務「命下之日,有以書致公京師,謂敵將邀於海,而為公危者。公陽懼,先期征師船為衛,至滬上,更示趑趣狀,而陰則潛舟以濟。比至,敵人躡公者之舟亦至,而已無及矣」。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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