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的高質素發展，涉及方方面面。我想講講營商環境這個比較軟、比較虛的東西，分享四個觀點，或謂四點思考。
對最佳化營商環境的意義進一步深化再認識，提高自覺性
要素是投入人類生產流透過程中，經過交易能創造出社會財富的資源。這就好比資金和資本的關系，那些能帶來剩余價值的資金，我們才把它叫作資本。所謂發展，就是要素最佳化配置以不斷實作增值收益的過程。 高質素發展，也就意味著要素的合理配置和高效產出，是全要素生產力的顯著提升。
對於要素的理解，我提出一個高度抽象的「兩分法」：一類是不可移動要素，另一類是可移動要素。不可移動的要素，主要就是跟自然物質環境相關聯的，如土地、區位、氣候、礦產、生態，等等。現在的趨勢看得越來越清楚了，在一個國家、一個區域經濟的發展當中，不可移動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下降，而相應可移動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斷上升。可移動要素，有勞動力包括人才，還有資本、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
一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毫無疑問要靠要素的全面豐富，但更要靠要素的最佳化配置。不可移動要素固然不可或缺，但已不是區域競爭制勝的決定性因素。 盡可能汲取可移動要素「為我所用」，才是區域激烈競爭中最終勝出的一大法寶。
我們總是在講區域協調發展，這是總體的要求和長遠的導向。但再講「協調」，還得無可否認區域經濟的競爭是常態。這些可移動的要素，憑什麽就到您這裏來而不去別的地方？那就取決於您這裏能否營造出一個一流的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好的營商環境，意味著資金和成本的窪地，人家都願意往您這兒投；好的營商環境，又意味著人才和事業的高地，人家都願意在您這兒幹。 營商環境這個看起來再「軟」不過的東西，最後竟然成了區域發展中最硬的競爭實力。 現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都比較充分了，只有「君子求諸己」，老老實實地把自身的營商環境建設好、最佳化到位，才有希望在區域經濟高質素發展的比拼中脫穎而出、終成正果。
最佳化營商環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於政府和官員
我這裏說的政府，是指廣義的政府，包括了黨委、政府、人大、政協，甚至是公共管理職能延伸到的事業單位，或謂整個上層建築。 我在跟蹤研究最佳化營商環境的過程中，發現經濟生活中確有市場主體發育不足、企業行為不規範等問題。但老話說：「人隨王法草隨風」，關鍵還在於「權力不可任性」。 這些年來，對我們營商環境影響最大的問題是什麽？又是哪些事情，更突出地影響到了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預期和信心？我感到是政策多變、合成謬誤；是聽風就是雨，唯上唯書不唯實；是內卷、「躺平」，是一刀切、運動式；是形式主義、官僚主義，還有煩瑣哲學、帽子牌子滿天飛，文山會海和過度考核已經成了一種新的「公害」。最佳化營商環境，的確還是要政府多一些「刀口向內的真改革」。
當下最佳化營商環境的要害，還需要關註和解決「非經濟因素」的負面影響。經濟的好壞，固然與經濟周期、產業結構、執行質素等經濟因子有關，但現在看來，非經濟因子的地位更突出，影響面更大。 政府的方針政策和官員的思想作風，說起來和經濟本身似乎有一段距離，但其實聯系非常緊密，而且外溢影響特別大。 連列寧都說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更何況我們的經濟學就是「政治經濟學」了。
營商環境的最佳化還要跟工商文明的進步聯系在一起
營商環境一大塊是基礎設施等硬環境，這一塊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投資和建設，已然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不少已開發國家。但制度和人文的軟環境呢，恐怕還有較大的差距。 制度後面是制度文明，制度的落實也要靠人文環境。為什麽大家總愛說「人人都是營商環境」呢？這是因為營商環境是和人文融為一體的有溫度的，可感知、可體驗的環境，不僅僅是建在地上的基礎設施和掛在墻上的規章制度。
有的地方把營商環境分解為行政、市場、政策、法治等多個方面，其中還有一個是人文環境。理論上可以做這樣的抽象，然而在實際生活中，這幾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內在有機、渾然一體的。人文這個東西，似乎好像看不見、摸不著，但實際上它「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對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起到了極其巨大而深刻的作用。所以，我也總願意把人文經濟和民營經濟、生態經濟、「數智經濟」連在一起，說成是浙江區域經濟發展的「四張金名片」。
我們這個國家，有著長達數千年的農耕文明，並曾在這個形態上雄踞世界之首。但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我們是大大地落後了。雖經洋務運動的努力，也曾追趕了一陣，但最大的進步，還是發生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後的短暫幾十年裏。
無論是產業、科技還是工商文明，我們都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譬如精工精益、品質制造，工業化的「規則、規制、管理和標準」不到位，那就難免會有些偷工減料、粗制濫造。更不要說像產權、契約、誠信、法治這一整套的東西，我們要想明白、做到位，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我們現在的挑戰在於：工業化尚未到位，數智化時代已然來臨；我們既要爭數智化的先，但也不能忘了補工業化的課。萬丈高樓平地起，認知和理念的大廈，同樣不能建立在沙灘上。
「堅持各類市場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
最佳化營商環境，要害是推進實作經濟活動中全部涉法主體權利、機會和規則的「三個平等」。 這其實是黨的十八大的要求：「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也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透過的「決定」要求：「堅持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廢除對非公有制經濟各種形式的不合理規定，消除各種隱性壁壘，制定非公有制企業進入特許經營領域具體辦法。」
貫徹「三個平等」的核心要求，首先要落實在公有和非公有不同的市場主體之上。其次「三個平等」要體現在不僅僅是名義宣傳上的，更重要的是在實際生活中的。最後「三個平等」要全方位覆蓋行政和市場「兩類主體」。只有不同所謂純粹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而無行政主體在監管層面遵循和管控的「平等」，或在特定交易中政府作為「準市場主體」參與的、基於合約契約同其他市場主體的「平等」，那「三個平等」的要求，恐怕也很難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完整的落實。至於行政和市場「兩類主體」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如何達成全覆蓋的事實平等，那就要貫徹落實「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黨章】）」「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憲法】）」的精神，也即所有經濟領域中的涉法主體，都要自覺踐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憲法基本法則。
（作者為清華大學中國發展規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