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園霸淩事件中，學校的角色是特殊的，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面對校園霸淩行為，其態度、反應、措施具有直接又鮮明的導向意義。是「正激勵」還是「負反饋」，很多時候取決於校方這個「裁判者」的「執法價值」「執法方式」。就像體育賽場上的執法，如果裁判員對犯規行為置之不理或高舉輕放，勢必造成運動員動作變形、比賽變味，失去公平公正競技的意義。
梳理近年來見諸媒體的校園霸淩案件， 我們遺憾地發現，相當一部份學校在「裁判」時表現是不合格的，有時甚至是令人悲憤的，擔不起「立德樹人」的使命。
最為公眾和輿論詬病的一種現象是，不少學校習慣性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寄望於在學校「內部消化」。這背後有基於保護未成年人權益、維護所謂學校聲譽等各種因素的考慮。如果霸淩者確實屬於初犯、輕犯，在學校迅速處置過程中能真誠悔過，爭得受害者及其家長的諒解，這樣的做法倒也無可厚非。
但事實上，眾多的校園霸淩行為、事件乃至案件，學校循著強行「內部消化」思維是消化不了的。 如果受害者已經遭受嚴重的人身、精神傷害和財產損失，學校還繼續沿續一種表面的、形式化的「調解」與不痛不癢的處罰，無異於「變相助長」了霸淩者的無法無天的囂張氣焰和戾氣，將來恐怕會釀成更大的事故。
我們的教訓還不夠多嗎？備受關註的大同大成雙語學校霸淩案，受害者遭受霸淩長達一年半之久，最終導致令人震驚的「極端欺辱」惡行。
因此，學校的管理者、教師當有法的意識和「不護犢子」的胸襟與擔當，這不僅是對孩子的當下與未來負責，也是對學校自身負責。
「家醜不可外揚」這樣陳舊的觀念該轉變了，「霸淩不存在，就是孩子間打鬧」這樣的老思維該革新了。 學校在實踐中更要把之前欠在教學管理內容上的「功課」補上。
一方面，學校應有完善的幫扶救濟制度，一旦發生霸淩事件能快速反應，給予受害者充分的關懷、撫慰，針對不同事件采取系統性措施，幫助其盡快回歸正常學習、生活狀態。在這方面，學校發揮的作用不亞於家庭。另一方面，對霸淩者施以與之行為相匹配的懲罰懲戒，對有嚴重不良行為者，主動申請將其送入專門學校，進行矯治教育；對涉嫌犯罪的，要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案，追究法律責任。
在德與法之間，法律是準繩，道德是基石。學校要立德樹人，以德育人。 學校管得了，就要嚴管厚愛；學校管不了，那就該用法律維護學生的權益、維護學校的名譽。
相對於事後的懲罰，事前的預防才是基礎和根本。現實的痛點是，長期以來，過度的應試教育與薄弱的德育教育失衡，導致我們過於註重孩子的學業，而忽視了對孩子健康人格的培養與塑造，這也無形之中為校園霸淩埋下了隱患。
我們不能將發生在校園的霸淩行為責任都推給學校，家庭、社會等各方均有責任。但改變這一現狀，提升德育教育的力度和實效，學校的角色尤為關鍵，當有更實的作為，不能再流於形式、浮於表面。
這些年，各地有不少可資借鑒的經驗和值得提倡的做法。 譬如，建立「法治副校長」機制，如能真正將其「普法者」「守衛者」的制度目標落到實處，無疑將在遏制校園霸淩中發揮重要作用。又如，專門開展法治輔導、培訓，讓學生、教師都能全面了解校園霸淩的危害，培養反霸淩的意識和能力。
這不是對學校求全責備，而是其職責所在、分內之事。事實上，在減輕教師行政任務負擔、鼓勵課間十分鐘讓孩子撒個歡等現實問題上，輿論和公眾一直呼籲要給予學校、教師更多的理解、支持和包容，創造相對寬松的環境。
但一碼歸一碼，在涉及校園霸淩問題上，學校作為第一責任人，有責任有義務也有條件展現更大的作為。 在反校園霸淩中，學校這道關守住了，家庭、社會等方面的工作就有了堅實基礎，往往能事半功倍，最終為孩子們創造一個安全、舒適的學習環境、成長空間。
